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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风孤岛的人生:反正是死,不如漂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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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0/31 17:04:5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摘要:83岁的郭详水和我,静静地坐在男宿舍旁的亭子里。茶很烫,一群一群的蝙蝠在我们身边穿梭。我突然问他:“您怕死么?”水伯愣了一下,说:“不怕”。放下茶杯,他想了想,又说:“不怕。死,有什么可害怕的呢?”



2007年8月28日,番禺灵山镇新沙村海心沙岛,凌晨4点.

83岁的郭详水和我,静静地坐在男宿舍旁的亭子里。茶很烫,一群一群的蝙蝠在我们身边穿梭。我突然问他:“您怕死么?”水伯愣了一下,说:“不怕”。放下茶杯,他想了想,又说:“不怕。死,有什么可害怕的呢?”

水塘里的鸭子成群来回游荡。对这群一辈子生活在“麻风病”阴霾下的老人们而言,死亡并不是最可怕的。

生前,受世人尊敬的特雷莎修女在加尔各答管理一间麻风病诊所。她曾对美国知名麻风病专家保罗·班德说:“我们拥有治疗麻风病的药物,但是这些药物不能医治主要的病症——‘不被需要’的感觉,这正是我们希望帮助麻风病人的一点。”

上世纪50年代·小岛

担架上,30岁的潘庆祥盖着一床大棉被,仰望天空。他的10根手指像冬天枯萎的树枝

1959年,冬至前一天,清晨5点,天很冷。担架上,30岁的潘庆祥盖着一床大棉被,仰望天空。

他的10根手指像冬天枯萎的树枝,两个小指萎缩得仅剩半截,右小腿已经麻木,失去了痛觉。

担架上堆着床板、蚊帐、板凳,还有一把镰刀,都是带去麻风院的行李。医生说,那里有香蕉,能开荒,带把镰刀才能养活自己。

先走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坐马车、乘艇……。从新造的家到新沙的麻风院,两个哥哥抬着潘庆祥上岛时,已是傍晚光景。

新沙岛上只有一间砖瓦房,7间茅棚,30来个病人。潘庆祥住进了最新的7号茅棚。棚里已经住了两三个人。李牛胜睡在潘庆祥的旁边。

他入院也才两天。李牛胜的手指都没了,鼻梁也塌了一半。他有个绝活:用没有手指的手,借助两个膝盖,穿针引线。

岛上总有新病人来。两个月光景,7号宿舍就住进了20来人。

吃饭了,两个厨工抬着一陶罐米饭到宿舍分派。潘庆祥右脚痛,只能跳着左脚,蹦到门口取饭。餐餐都是白菜腐乳。米饭只有三两七钱半。潘庆祥吃不饱。

刚来的时候,潘庆祥还继续吃中药———绿豆。但很快物资匮乏。三四个月后,绿豆没了。“医生说10味中药抓不齐6味”,于是,病人们又改吃西药。

每个季度,岛上要查一次菌。按照病情的不同类型,病人分宿舍居住。

上岛5年,潘庆祥换了5次宿舍。第一次换宿舍,他就遇到了袁成泰,一个右手指弯曲,脚上有溃疡,但走路很快的年轻人。

让医生割开皮肤把石蜡刮掉

上世纪60年代·生计

一个东莞的病人摊开四肢,把自己绑到了床板上,一下子扑进海里,随着海浪漂流。这个病人当时说“横掂系死,就甘漂番东莞。”

1960年1月1日,袁成泰上岛。

此前,他已经在另一个孤岛上生活了3年。1953年,他左眼附近出现红斑。当时村里人都唱:“麻风医得好,山头没草”。抓麻风的人来了,把他送到东莞太平旁边的上横挡岛。当时岛上有10个病人,都住在战争年代留下的地下炮巷里,两个轻病人和8个重病人分开。一年后,8个重病人中陆续有人死去。3年后,岛上只剩下3个人。

有一天,袁成泰看到一个东莞的病人摊开四肢,把自己绑到了床板上,一下子扑进海里,随着海浪漂流。这个病人当时说,“横掂系死,就甘漂番东莞。”(反正是死,还不如这样漂回去。)

3年后,有船经过,袁成泰才借机逃离了孤岛。

1960年,袁成泰被劝到新沙治疗。他加入了生产队,每天干7个小时活。生产队给他登记了工分,到了年底却没分到钱。袁成泰交不起每月7元伙食费,几年下来,欠了公家300多元。

1964年,农历4月17日,金花诞。上午11点左右,台风登陆了,绕着小岛的珠江水涨,把沙石围基冲垮,涌进屋子,有两米来高。接下来的10天,又来了两次台风。潘庆祥和20来个行动不便的病人被紧急转移到东莞医院避难。

四肢健全的袁成泰则留在新沙岛上恢复生产。8万平方米的小岛,近一半的土地灾后种上了甘蔗,原来登记的工分很快有了实物分配。袁成泰回忆,岛上一年就能收成16万斤,送到糖厂,能换回1000多斤糖。

小岛上不用缴公粮,他们把吃剩的糖高价卖给农民,又换来不少收入。袁成泰一年就分到了300多元,一次还清了几年欠下的伙食费。

后来又种上了瓜菜、柠檬……运往市桥。原来按规定,在岛上休养的病人一天只要工作6个小时,但有了分配后,大家就拼命干活抢工分。袁成泰说,有些病人晚上借着月光砍甘蔗,一天能砍2000斤。

到了1965年,钟树荣被自己村里的大队书记绑上小岛时,岛上已经有了3个生产队,近120人。

上世纪70年代·整形

病人手指萎缩弯曲,医生割开皮肤,把弯曲的手指骨掰直后缝合,矫正后,手指却再也弯曲不了。

潘庆祥脚底5分钱币大小的伤口一直在恶化。1970年的春天,他的半个脚板都溃烂,整个脚背发黑,右边大腿上的淋巴核胀成了平常的两倍;一年要发烧四五次:先是发冷,夏天盖了棉被,手脚还是颤抖不停,人却烧到39度;他的小腿麻木,可是大腿的神经似乎被用力往上扯,“比刀子割皮还难受”。医生说,不截肢可能活不长了。

潘庆祥自己拄着拐杖走进医疗室,躺在一张近2米长的木桌上。他说自己能听到手术刀、钳子碰到时发出的声音,还有医生锯断小腿骨时的“潇潇”声。当时没有测血压的仪器,床头坐着另一个医生,戴着听诊器,帮他“把脉”。

4个多小时后,潘庆祥被推出手术室,右腿短了30厘米。晚上,麻醉药的药效消失,潘庆祥痛得咬紧牙根,他弯曲着身子抱紧右腿,就着这个姿势睡了一晚。

潘庆祥失去部分右腿的时候,他的病友们正掀起一阵整形风。袁成泰患麻风病后,肌肉萎缩,两只手的虎口都凹进一个拇指大小的洞,1978年,他听从了医生李左雄的建议,在两只手的虎口里打了石蜡。

他还记得那天早上,医生把10毫升白色的液态石蜡注射入虎口的皮肤。第二天醒来,手上的液态石蜡凝固了,两只手背拱出半个乒乓球大小,手指一敲,硬邦邦的。他说,别人只注射了2毫升,医生给他注射了10毫升,过量了。

每天下地干活,右手一蹭到东西,皮就破了,里面的石蜡裸露出来。2年后,他先后两次让医生割开他右手的皮肤,把里面的石蜡一点点刮掉,但总刮不干净。

“这在上世纪70年代最兴”,黄柏成介绍,他在1973年上岛,已经看到村里的康复者开始做这类整形手术。那时候,他的左脚神经受麻风杆菌的侵犯,脚踝使不上力,足部自然下垂。走路的时候,脚尖总是先碰着地。医生就建议他给垂足做个小手术“吊起来”。他没敢尝试。

还有麻风病人种眉毛、矫正手指。已经去世的牛根和阿添两边眉毛都掉光了。医生就从他们的后脑勺上割下两小块长方形的头皮,粘着头发,又把原来长眉毛的那块皮肤割去,填上头皮,缝合。黄柏成说,当时医生也是试验,希望改善病人的样貌。

但注入石蜡后,皮肤容易破,不得不取出石蜡;种植的眉毛也很快掉光;病人手指萎缩弯曲,医生割开皮肤,把弯曲的手指骨掰直后缝合,矫正后,手指却再也弯曲不了。参与这类试验的病人因此越来越少。

1976年左右,岛上有了第一台电视机,14寸的黑白屏幕。

当时周围的新沙和细沥村都没有电视机,外面的村民都撑着小艇上岛观看。晚上电视一开,做临时放映厅的厨房就挤满了两个村的村民,都是一家大小来的,康复者会把自己的凳子让出来,和他们并肩坐着,“有电视看也不怕(麻风病)了”。1976年,袁成泰就在电视上看到了林彪坠机的信息。

上世纪80年代·婚姻

那时候,岛上的感情简单,男人和女人一起搭台吃饭,就是“相好”。

上世纪70年代末,麻风病院的主治医生欧阳焯已经40多岁。

潘庆祥那时候是生产队的出纳,办公室就在欧阳焯的诊室旁。有一天,欧阳焯走到潘庆祥的办公室,说要把康复者安插回家里的生产队。潘庆祥当即说,“医院要是不收我,我就搭个棚在医院旁边过一世”。

潘庆祥说,没有人想离开,留下的都是准备在医院里过一辈子的人。“外面还要记工分,干活才给饭吃”,潘庆祥说,担心自己被饿死。

医院到康复者家里所属的各个生产队摸查,结果各个村子都慌乱起来,到处在传“麻风村散了,麻风病人四处乱跑”。后来卫生局的人到医院安抚,风波才平息。

1980年下半年,欧阳焯找到潘庆祥说,既然康复者要留在这里,就找个伴,好互相照顾。他让潘庆祥牵线,把相处较好的男女拉到一起过日子。

那时候,岛上的感情简单,男人和女人一起搭台吃饭,就是“相好”。潘庆祥先找了李琪仔和邓芳女,因为有好几次,李琪仔煲了鸡汤或者买鱼加菜时,都会邀上邓芳女。两个人半年来已经一起吃了好几餐饭。

潘庆祥自己也有相好的人———1970年入院的苏好(化名)。苏当时40来岁,1.6米的个头,齐肩长发,两边的头发夹在耳边,尾端微卷,喜欢穿蓝色和绿色的花衣衫。“在这个医院中排得上第一第二”,潘庆祥说。

潘庆祥本人则一身棉质灰衣灰裤,都是大哥的旧衣物。他已经51岁,与苏好认识了10来年。苏好当饭堂主任,和潘庆祥共用一个办公室,经常帮着他担水,刷洗席子和被子。煮饭的时候,也会拉上他一起吃。

潘庆祥在办公室里求了婚,苏好答应得很干脆。

撮合好伴侣,欧阳焯给其中3位有生育能力的男子做了绝育手术。1981年1月1日,9对新人同时办了酒席。医生亲自下厨。岛上四五十个康复者,围了六桌酒席。没有红嫁衣,没有花轿,没有喜糖,没有喜酒,“就像饭堂开饭吃大餐,吃完就走”。

岛上交通不便,只要刮到4级风,船就开走了。潘庆祥夫妇有时甚至一年不出岛。剪发成了问题,夫妻俩就学会了相互理发。苏好挑了一张1米长、半米宽的白绸布,往潘庆祥身上一围,就先开始剪。此后一两个月就帮他理一次发。

治愈的病人逐渐离开

上世纪80年代·养鸡

靠卖鸡和鸡蛋挣钱,两年不到就攒了上万元。他第一个拥有了自己的电视机。

治愈的病人逐渐离开。

潘庆祥回忆,到了1986年,岛上只剩下了50多人。这一年,岛上过八成的人开始自己养鸡,蕉林旁边都盖起了鸡棚。潘庆祥养了30多只母鸡,一只鸡蛋能卖上5毛钱。

附近的农村隔三五天就上小岛收购鸡蛋,每次都能挑走满满一大箩筐,约四五百只鸡蛋。

上世纪60年代能吃下3斤番薯的陈执胜则成了养鸡大户,养了100多只鸡。靠卖鸡和鸡蛋挣钱,两年不到就攒了上万元。他第一个拥有了自己的电视机。

陈执胜没有手指,两只手麻木,撑艇的时候蹭破了皮也不知道。伤口开始发炎、溃烂,直至露出手指骨,他就自己把手指骨拔出来,让伤口愈合。“弄一弄,掉了一块骨头,再弄,又掉一块骨头”,最后,他10个手指都掉光了,只余下手掌。

陈执胜的眼睛受到麻风杆菌的侵犯,也开始病变。左眼总是蒙着一层浑浊的绿,已经看不见东西。不过,鸡不舒服的时候,陈执胜凑近细看,仍能分辨得清:拉了绿色的大便是上火;拉了白色的大便,松开毛,缩着头,就是患了肝炎……都是他躺在牛棚里听收音机学来的知识。

陈执胜说,改革开放前,他就开始养鸭。那时候,医院限制每人养3只,生了蛋也不准拿出去卖。他的手残疾,干不了活,挣不到工分。鸭子下了蛋,陈执胜把蛋放进竹箩里,偷偷带出去,卖给刚生孩子的农村妇女补身子,“挣一餐饭钱”。后来还是被医院的领导发现。养了5个月的鸭子被煮了分吃。陈执胜说,自己最后只分到了三块鸭肉,拇指大小。

院志中记录:“1987年后,由于麻风病发病逐渐减少,麻防工作重点由防治转向康复。16个麻风康复病人做了截肢手术,共截肢19条,全部截肢患者都安装了假肢。”

上世纪90年代·护理

她俯身帮病人处理溃疡伤口,还凑上鼻子闻腐烂伤口的气味。令他更意外的是,这个外国人还说粤语。

到了1999年,岛上开放逐渐提高,小岛迎来了第一个外国志愿者:60多岁的美国人,文姑娘。古东医生回忆,当时还在美国的文姑娘给他打了越洋电话,说要上岛给病人做溃疡护理。古东医生立马答应,“我需要的就是你的技术。”

岛上的康复者郭详水说,他以前就在增城见过文姑娘。当时看到她俯身帮病人处理溃疡伤口,还凑上鼻子闻腐烂伤口的气味。令他更意外的是,这个外国人还说粤语。

文姑娘上岛的第一天,认出了郭详水,她主动伸出手,用力地和他握手。那一年12月,小岛新建了一栋两层大楼,一楼为厨房。文姑娘成了新饭堂里第一个招待的客人。

潘庆祥已经70岁,他说文姑娘是他看到的第一个外国人:蓝眼睛,棕色头发。1.7米高的个头,胖乎乎的身子总是套一件长裙,脚上还踏着一双两三厘米长的高跟鞋。岛上的女人,足部畸形或溃疡,都穿不上这种鞋子。

文姑娘总是主动跟大家打招呼,“用鬼佬腔说中国话,可是说出来的既不是广州话也不是普通话的广州话”。护士黄柏成回忆,文姑娘每次过来留两三个小时,都在医疗室里。不戴手套,也不戴口罩,按着康复者的伤口,问:“呢度‘舒不舒服’?”

她甚至把康复者的鞋子拎起来凑到鼻子边闻了闻,看发不发臭。一些老人脚上长满恶水瘤,发出恶臭,尴尬不愿脱鞋。文姑娘就急得发火,“我都不怕你怕什么?!”自己伸手脱掉康复者的鞋,帮忙割除脚上的死肉。

中午吃饭的时候,文姑娘还会热情地招待大家一起坐下吃饭。黄柏成却从未跟文姑娘同桌共餐。“我们是病人,总是尴尬。”

2000年后·葬礼

后人忌讳这个病,都不会留存麻风病康复者的骨灰。只是举办葬礼的时候,会在康复者的头上套一个纸袋,寓意“一袋(代)过”。

2001年12月,医院又建了一座二层高的宿舍大楼,面积共有650多平方米。之前,这里是3间平房宿舍。上世纪70年代初,一个房间住着近20人,两个人迎面相遇,其中一个人还得爬上床让路。

新宿舍楼建成后,岛上三四个人就能住上一间新房,一对夫妻能住一间20多平米的房间。潘庆祥和苏好很快搬上了二楼。当年的同舍好友李牛胜则住在楼下。

古东说,李牛胜是岛上第一个脑中风的康复者。2006年6月份,他就喊头痛头晕,有一天走着路就突然晕倒下去,大脑出血。20多天后才恢复。

李牛胜喜欢打牌。古东担心他赢了牌心情兴奋,还禁止他走出房门。李牛胜只坚持了一个月。一个月后,又开始打牌,早上7点多古东上病区巡房,他又开始打牌。这一年11月3日中午快12点时,李牛胜“走了”。

按照岛上的规矩,自我感觉时日不多时,李牛胜交了1200元作为处理后事的费用。岛上没有为死者举行丧礼的习惯。在李牛胜弟弟的吩咐下,护工们才在门口放鞭炮,烧香烛和纸寿衣。

第二天护工用消毒药水清洗了李牛胜的房间。村长把他的床等家具拆开当柴火用了。

李牛胜死后,岛上的老人才知道高血压会死人。那会儿有的老人天天都来找医生测血压。

潘庆祥也有高血压。2007年,他已经78岁。他的人晕晕沉沉,精神越来越差,有时一连几天都躺在床上,需要人端水送饭。有一次坐在村口的龙眼树下聊天,突然就晕倒过去。岛上几个老人合力才把他抬回房间休息。

他的右腿截肢后装上假肢,常磨损破皮。很多时候,潘庆祥都把假肢拆掉,靠轮椅助行。2007年10月15日早上,苏好推着他上小岛的围堤散步。妻子刚一转身,潘庆祥一只脚蹭着水泥地往后退,忽地连车带人就掉下围堤,从10几级的阶梯滚落下来……

苏好说,潘庆祥离开时面容安详,只是额角和尾指擦伤。其他老人上门慰问,都是一样的话:“这样走最好……”葬礼迅速而简单。家里的几个侄子赶到,那一天下午,就把尸体运到最近的殡仪馆火化。

没有子嗣,潘庆祥不留骨灰,也不立牌位。岛上的老人说,后人忌讳这个病,都不会留存麻风病康复者的骨灰。只是举办葬礼的时候,会在康复者的头上套一个纸袋,寓意“一袋(代)过”。

统筹:本报记者陈实 陈良军

主笔:本报记者 陈良军 采写:本报记者 李春花 陈淑仪 摄影:本报记者 吴峻松 吴进

特别鸣谢广东省汉达康复协会为本专题采写提供帮助

(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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