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强行关停24所打工子弟学校,引发舆论汹涌。这场由大兴、朝阳、海淀3区主导的行动,在推进中呈现了怎样一幅乱象?市教委提出的“三先三后”原则和“不让一个孩子失学”的承诺是否得到兑现?
朝阳区东扩是北京市推进的规划重点,而拆迁打工子弟学校的成本相对较低,这可能也会成为关停打工子弟学校的一个理由。
———郭宇宽,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
北京近期强行关停24所打工子弟学校,引发舆论汹涌。这场由大兴、朝阳、海淀3区主导的行动,在推进中呈现了怎样一幅乱象?市教委提出的“三先三后”原则和“不让一个孩子失学”的承诺是否得到了兑现?北京的行动轨迹的源头在哪里?上海的做法又能给我们什么启示?在持续一周的走访中,记者试图找到答案。
混乱的城头令
北京打工子弟学校的关停行动,在8月20日这天集中展现了戏剧性的一幕,政策及执法的矛盾和反复可见一斑。
在大兴区西红门镇,这天下午涉及关停的4所打工子弟学校校长被召集到镇教委办,得到了教委办主任赵永生“同意继续招生”的口头通知。与此同时,一条无落款的短信“飞”到了4所学校的学生家长手机上:育红学校等4校是在违章建筑内举办的未审批学校,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家长将孩子转到龙海等5所有办学许可证的学校就读,转学学生将一次性减免学费300元,以后每学期有3证免学费80元,免教科书费。
早在今年6月7日,上述4校就接到镇校园安全办公室下发的“告知书”,称其“在违法建筑内非法办学,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于6月20日取缔”。6月16日,校长们也曾被召集到镇教委办开会,被要求“在10天内清退书学费,做好善后工作,否则强拆房屋”。
8月20日是周六,东坝实验学校,朝阳区最大的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却破例让370多个学生继续上课。学校接到一纸“强制拆除告知书”,称“东坝乡政府曾责令其于8月20日将此违法建筑物自行拆除”,未果,“经决定于8月25日对该违法建筑依法强制拆除”。和区内3所待关停的学校一样,东坝实验学校在8月15日抢先开学,但原先的1300多个学生只剩下零头。校门外,村联防队员和乡保安每日“蹲点”上班,住在校内的校长和老师,则对学校寸步不离。
在海淀区东升乡,自8月9日区里最大的打工子弟学校———红星小学被强拆之后,8月20日这天,学校的废墟外展开了一场招生大战。邻近的昌平区东小口的4所打工子弟学校挂横幅,搭展台,学费普遍从一学期600元涨到了800元。
而原红星小学的近邻,同样无办学许可证的新希望学校,除了涨学费,甚至还紧急将校门口的老师宿舍和居民房腾出来做教室。校教导主任称,该校不在规划拆迁范围内,因此得以保留。
而他们的兄弟学校———另外一所“新希望”,则因租房合同到期,地块涉及城中村改造,8月15日被东升乡强拆。
一个都不能少?
8月16日下午,北京市教委就打工子弟学校关停事件做出回应,承诺“不让任何一名随迁子女因学校拆迁而失学”。会上公布目前北京市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总数为43.37万人,其中70%以上在公办中小学就读,还有不足10万人在自办校就读;同时强调“今年随着北京城乡结合部拆迁整治的推进,将有24所自办校被拆迁,涉及学生14000余人”。
北京市教委副主任罗洁表示,北京城乡结合部改造也涉及不少公办校,针对不符合办学条件的自办校的拆迁,教委确定了“三先三后”的工作原则,即:先拆迁民居,后拆迁学校;先有安置分流方案,后实施拆迁;先分流学生,后拆校舍。包括此次拆迁的24所自办校,目前全市未经审批的自办校总数为114所,教委将采取审批、加大投入扶持和分流安置三种方式分类对待。其中分流安置学校数量约占总数的1/4.
那么北京各区县有否遵循“三先三后”原则?“不让任何一名随迁子女因学校拆迁而失学”的承诺能否兑现?记者连日走访了朝阳、海淀涉及关停的几所学校以及学生家庭(大兴区最终不再取缔西红门镇的4所学校)。
8月20日,朝阳区教委通报了学生分流安置情况。公办校可腾出850个学位,有借读证明可以就读;另增加6所委托办学安民分校,加上扩建的博雅学校,及扩充学位的星河双语学校,委托办学学校共扩充5300个学位,这类学校不需借读证明就可入读。学费方面,公立学校免费,委托办学学校学费只要350元。而据东坝实验学校校董万天兵的计算,朝阳区取缔的9所学校共需分流学生6000多人。
记者实地从东坝实验学校驱车到单店安民学校,再到博雅学校再返回,3所学校的距离都约3-5公里。其中博雅学校孤零零地处于一片拆迁空地之间,校长李玉英表示学校是否拆迁还不清楚。学校内的操场一端,正在紧急加盖简易教室。
东坝实验学校的学生家长何中山骑车带着10岁的儿子何胜利,也去看了这两所分流学校。他家就住在东坝实验学校的对面,骑车到博雅,“至少要半个小时”。两所分流学校和他家之间都不通公交,也没有校车,孩子又不会骑车,“即使会骑,穿过杂乱的郊区也不放心”。他考虑过是否在博雅附近重新租房,但是学校周围空荡荡的。
何中山是个建筑工,经常在工地上一住就是几个月,他老婆是个园林工人,每天早5点出门上班,晚7点才到家,河南老家的父母又已经去世,没有人可以接送孩子。他只能考虑老家的寄宿制小学,尽管孩子很不愿意离开父母和北京。
何胜利班上原本有50多个同学,8月20日上课的只有10多人。“有的同学回老家了,有的转到其他学校去读了。”他说。
在海淀区,4所关停学校3200多名学生,被承诺将被分流到5所公立学校,待遇与京籍学生相同。
东升驾校大院内的外来户,以往很多孩子就读红星学校,学校被拆后,3公里外的昌平区打工子弟学校来招生,很多家长都在振华、明欣等学校报了名。这些学校有校车,入学不需要“5证”是最吸引的因素。
家长们并不知道分流学校———石油附小北校区后来入学也不用5证了。孙晓光带着10岁的双胞胎兄妹去看了之后有些动心,公立学校不收学费,但交通问题没法解决,她在考虑是否要搬家。
被拆除的新希望学校的学生家长赵振坡,8月20日这天也来到石油附小。他家住新希望学校旁,周围并无其他打工子弟学校可以选择,到分流学校没有公交车,骑车要四五十分钟,这让他犯难。
而且,作为红星学校和新希望学校的分流学校,石油附小北校区能否接收两所学校总共2200多名学生?学校方面并没有明确作答。
拆迁账本
据北京市流动人口子女教育协会会长易本耀的观察,北京此次关停打工子弟学校,并不像2006年的全市统一行动,而是从大兴区开始,到朝阳区跟进,以“安全隐患”为名开展的整顿,“起因就是4月25日大兴区旧宫镇的一场火灾事故”。海淀区因为这些学校确实涉及拆迁,“和大兴、朝阳的行动正好赶在一起”。
大兴区西红门镇建新庄实验学校校长罗亮证实,旧宫一个非法经营的服装加工厂发生火灾,事故造成17人死亡,24人受伤。此后大兴区所有的打工子弟学校都在5月中旬收到了区里下发的文件,要求学校15天内做好房屋和消防安全方面的清理整顿,随后西红门镇的全部4所无证打工子弟学校都在6月7日接到了取缔告知书。而自6月以来,大兴区涉及关停的打工子弟学校已达到11所。
西红门镇在给记者的说明材料中也解释道,“为落实北京市打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专项行动精神,确保来京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安全,西红门镇对违章建筑内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无安全保证的未审批自办学校予以清理整治。”
而今年4月底开始的这场“打非”专项行动工作方案中写道,要“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维护首都安全稳定……”
从6月27日开始,朝阳区将台乡、东坝乡、金盏乡的9所打工子弟学校也先后接到了关停告知书。和大兴区西红门镇一样,这些告知书都指出关停的依据是学校“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而和大兴区西红门镇多为自建校不同,朝阳区的9所学校中只有东坝实验学校属自建,其余多为租用的校舍。大兴区的这些自建校大多投入了上百万元建房和加固,“按北京市政府的要求完成了抗八度地震的校舍抗震加固任务。”罗亮说。
2004年朝阳区教委审批了14所打工子弟学校,2005年之后,所有申请都“暂停审批”。“区教委说我们学校是扶持对象,要列为待审批的第1号。”东坝实验学校校长杨勤说。结果没想到等来的是8月20日的一纸强拆令。
朝阳区教委关停的手法也让几所学校校长感到委屈。“区教委社办所先让我们上报老师、家长、学生的信息和联系方式,然后在6月底到8月不断给老师和家长发短信,告知我们学校已经被责令关闭,请老师和学生到分流学校去报到或应聘。”将台乡育才学校校长刘继贵说。
分流学校多为废弃的公办校校舍,交由退休公办校校长或老师来委托办学,减免一定的学费和书本费。“老师都还是我们学校的老师,校舍条件也未必比我们强,为啥就不让我们办了呢?”杨勤质疑。
自建学校难以接受的还有,若以“违法建筑”的名义拆除,学校将得不到任何赔偿。东坝实验学校校董万天兵告诉记者,除了办学的利润之外,如果学校纳入规划拆迁范围,按惯例还将对地面房屋给予补偿,一般是每平米1300元。有办学许可的学校,还附加每平米500元的经营补偿。“这样算下来,一旦纳入拆迁,我们学校应该有200多万元的赔付。而东坝乡有证的打工子弟学校的拆迁赔付,有的甚至可以达到上千万元。”
“朝阳区东扩是北京市推进的规划重点,未来朝阳和通州的拆迁会越来越多,而拆迁打工子弟学校的成本相对较低,这可能也会成为关停打工子弟学校的一个理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郭宇宽说。
在海淀区,政府对关停的4所打工子弟学校采用的是合同到期不续约、学生分流到公办学校的做法。被强拆的红星小学成为地主和房东经济纠纷的牺牲品。房东败诉后,地主清河小营物业公司强拆了校舍,校长谢振清当天被法院和警方限制自由,造成校内暖气锅炉、桌椅板凳等50多万元的损失。谢振清气愤之余准备起诉,“几方都推来推去,我都不知道谁该对我的损失负责,近期将找个律师代理起诉”。
京沪差异
自2006年北京市大规模关停打工子弟学校之后,平静了很多年,“到去年下半年是一个转折点”,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杨东平说。
2010年初,当时的北京市教委主任刘利民在调任教育部副部长之前,提出了后来形成广泛讨论的“洼地效应”。郭宇宽指出,其主要认识就是:首先,不能“无度”地关心打工子弟教育,对于在京打工子弟的教育“百分之百解决是不大可能的”;其次“北京承载能力有多大,能接纳多少外来人员子女,这个没有‘度’的话,就会形成‘洼地’”;最后对这些打工子弟而言“教育办得越好,越是免费,来的人员就越多”。
而受访学者也表示,关停打工子弟学校,与近年来北京城市人口大幅度地突破规划不无关系。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底,北京市实际常住人口总数为1972万,已经突破了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所确定的到202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总量控制在1800万的目标,更大大突破了北京“十一五”规划末常住人口1625万的控制目标。
为此,北京市在制订“十二五”规划时,“控制人口规模”成为主导思想。而据杨东平介绍,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北京在对待外来人口的问题上采取了一个“急刹车”的姿态。不仅采取了限制外地人购房、购车的政策,还大幅度削减高校毕业生留京指标,“大概能比此前减少了2/3左右”。到今年6月取缔打工子弟学校,“减少‘低端人口’的政策意图似乎已开始显现”。
学者和关停学校校长们都反复提及“北京应该向上海学习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教育的相关规划和工作思路”。
上海市曾于2008年制订了一个打工子弟学校“关停并转”的3年计划,“初中阶段禁止开办打工子弟学校,原有学校的中学部全部转入公立学校;小学达标的直接发办学许可证,不达标的、规模小的由乡镇主导收购和合并,可以扶持的给予几十万元补助经费改善条件后再发证”。在北京和上海都开办了打工子弟学校的易本耀介绍说。
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上海已经100%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教师工资也基本都由市教委统一制定标准和发放。其通过政府补贴和监管,使原先的民营打工子弟学校转变为非营利性学校,没有强行取缔过一所学校,到今年已实现平稳过渡。
记者:吴珊
来源:南方都市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