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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05-7-8 10:07:55 来源:《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 编辑： 点击 146
目前,在中国大陆史学界,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基本还是一个较少人注目的非主流的领域。不过,1980年代以来,海内外同仁不时问世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及自己近年来的探索与思考,均让笔者深信,这一课题的研究必定会是未来史学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它不仅拓展了历史研究的领域,而且还可能促进史学理念和方法的更新。本文希望通过梳理长期以来、特别是1980年代以来史学界对中国疾病、医疗和身体史的研究,说明这一研究的兴起过程和对历史学的影响,以及存在的限度和困境。
一 作为社会史的疾病医疗史探索
早在20世纪初,陈垣、陈寅恪等史学大家就已经涉足医学史的探讨①,但在此后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医学史的研究却基本成了医学研究、其中又主要是中医学研究者的专利。毫无疑问,经过近百年的探索和积累,中国医史学界对中国疾病医疗的研究已积累了相当的成果②。然而由于不同学科间所受学术训练的不同以及学术取向和理念存在明显差异等,在这众多的成果中,能真正受到历史学界注目并称道的却不多见③。不管怎样,中国医史界颇具成绩的研究至少为史学界对疾病、医疗的关注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与有意义的省思对象。应该指出,中国史学界对疾病医疗研究的兴起并不是建立在对中国医学史研究的不满或反省的基础上的。就世界范围来看,1970年代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的出现显然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医学或健康社会学的兴起④、特别是1960年代以后医学人类学的发展密不可分⑤;而在中国对疾病医疗社会史的关注主要还是1980年代以来史学界不断反思并进行新的探索的结果,尽管国际史学界已着先鞭的医疗社会史研究之影响亦不可忽视。
1980年代以来,大陆和台湾史学界不约而同地开始对史学研究中各自存在的“教条公式主义的困境”或“社会科学方法的贫乏”展开了反思,大家似乎都对以往研究过于侧重政治、经济、阶级斗争及外交和军事等做法表示出强烈不满,提出了“还历史以血肉”,或“由‘骨骼’进而增益‘血肉’”这样带有普遍性的诉求⑥。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社会群体、社会生活、社会人口、社会救济、社会环境等等一些过去不被注意的课题开始纷纷进入历史研究者的视野,极大拓展了历史研究的界域。1987年,台湾学者梁其姿首先推出两篇疾病医疗社会史方面的论文:《明清预防天花措施之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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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垣早年曾写过多篇关于疾病、医学方面的文章,参见陈智超、曾庆瑛编《陈垣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第55—87页。陈寅恪也有数篇论文涉及疾病与医学,比如《狐臭与胡臭》、《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等,见《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40—142、157—161页。
②这方面的综述可参阅郑金生、李建民《现代中国医学史研究的源流》,载《大陆杂志》(台北)第95卷第6期,李经纬、张志斌《中国医学史研究60年》,载《中华医史杂志》1996年第3期,傅芳《中国古代医学史研究60年》,载《中华医史杂志》1996年第3期,靳士英《疾病史研究60年》,载《中华医史杂志》1996年第3期,赖文、李永宸等《近50年的中国古代疫情研究》,载《中华医史杂志》2002年第2期和拙稿《20世纪明清疾病史研究述论》,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10期。香港地区的情况可参阅吴国栋《近四十年来香港医学发展史的研究概况》,载《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台北)第31期。
③参阅拙著《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0—41页。
④威廉·科克汉姆:《医学社会学》,杨辉、张拓红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7版,第9—10页;Ｆ.Ｄ.沃林斯基:《健康社会学》,孙牧红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42—45页。
⑤John M . Janzen, The Social Fabric of Health: A Introduction to Medical Anthropology. New York: Mc-Graw-Hill, 2002, PP.23-25.
⑥参阅杜正胜《什么是新社会史》,载《新史学》(台北)1992年第4期,常建华《中国社会史研究十年》,载《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
和《明清医疗组织:长江下游地区国家和民间的医疗机构》①。梁教授长期从事明清慈善、救济事业这样与医药救疗密切相关课题的研究,同时又是留法博士,深谙法国年鉴学派的学术理路与当时西方史学的趋向,可能正是因为这两方面因素的结合,使她成了中国史学界涉足医疗社会史研究的先行者。稍后,杜正胜通过对以往史学研究的反省,提出“新社会史”这一概念,并研拟了一个表现新社会史研究对象和内涵的纲目,共十二大项,其中“生命维护”(初作体认)一项“基本上仰赖医疗史的研究才能充实它的内容”,另外“生命的追求”与“生活礼俗”等项亦与此不无关系。②这也就是说,疾病医疗社会史在杜正胜的反省中作为一种设想事实上已经付诸实践,尽管当时还基本缺乏实证研究。与这一理念有关,此后一批具有留学背景的年轻人通过杜正胜的组织和倡导,成立了“疾病、医疗与文化”研讨小组,中国医疗社会史研究在台湾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③。
与台湾医疗社会史研究不同,大陆史学界对此的关注基本是个别而缺乏理论自觉的。当然,这不是说大陆史学研究者关注疾病医疗完全出于偶然,实际上,它仍然是以上所说的史学界反省的结果。因为随着历史研究对象的扩展,研究者一旦涉足社会救济、民众生活、历史人口、地理环境等课题,疾病和医疗问题便不期而至了,同时在针对以上论题开展的文献搜集中,不可避免地会遭遇疾疫之类的资料,这些必然会促发部分学者开始关注这一课题。这一点从较早出现的一些成果及其作者的学术背景中不难看出。比如,曹树基一直从事明清移民史和人口史研究,晏昌贵、龚胜生和梅莉等人则侧重于探讨地理环境的变动,这些都与疾病特别是瘟疫的研究有关。笔者从事这一研究虽有受台湾相关研究影响之因素,但最初的动力则来自在从事救荒史研究时接触到的较多疫情资料。比较例外的是杨念群,他自1995年从美国访学归来后,开始从事西医东传的研究,不过他的关注点并不在此,而只是将此作为一个切入点,来对近代中国“空间”转型的实施制度进行探讨,显现出了比较明确的理论自觉。平心而论,尽管疾病医疗对历史学来说是一个新的课题,但由于大都缺乏理论自觉,最初出现的有些成果并不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最初的少数论文所用的完全是简单勾勒加因果定性分析之类的传统套路,而且由于缺乏必要的医学知识准备,在医学和疾病概念上常出现混淆和误会之处④。不过,它们在刺激人们关注新领域这一点上依然功不可没。
显然,历史研究者的基本关注点并不在疾病和医学本身,而不过是希望通过疾病医疗这一角度来增益史学研究的维度和深度,藉此探讨来体现、说明和诠释历史上社会文化的状况及其变迁。概言之,在疾病医疗社会史范畴内,主要有以下四种研究取向。
第一,在一些具体研究中,引入以往被忽视的疾病医疗因素来更好地解释某些历史现象。比如林富士《东汉晚期的疾疫与宗教》⑤一文,通过对东汉晚期疾疫流行状况的探讨,诠释当时巫、道、佛三种宗教势力的发展。曹树基通过明末华北鼠疫大流行的描述,认为“生态环境的异常变化是造成明王朝崩溃的主要原因之一”,“明王朝是在灾荒、民变、鼠疫和清兵的联合作用下灭亡的”。⑥刘洪涛立足宋代皇室的家族病来解释著名的“烛影斧声”之谜,认为赵宋家族有狂躁、易患脑溢血的家族病,故太祖的暴亡并不足怪⑦。这与医史学界有关赤壁之战中导致曹军败绩的疾疫的探讨有类似之处,不过医史学界较多关心的是何种疾疫,而历史研究者关注点则主要在疾疫的影响上。
第二,通过对疾病医疗及其相关问题的考察和钩沉,揭示某些重要而以往忽视的历史面相。这类研究探讨的对象很多完全可以归入疾病医疗范畴,不过大都是其中与社会密切相关而为以往科技史研究所相对忽视的部分,比如医者的地位、医疗资源变化、公共卫生状况等等,由于研究者以社会史视角切入,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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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分见陶希圣九秩荣庆祝寿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国史释论———陶希圣九秩荣庆祝寿论文集》,台北:食货出版社,1987年,第239—253页;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ｉｎＭｉｎｇ Ｑ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Ｐｒｉｖａｔｅ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ＹａｎｇｚｉＲｅｇｉｏｎ.Ｌａｔｅ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Ｃｈｉｎａ,ｖｏｌ.8.1,1987,ｐｐ.134—166。
②杜正胜:《什么是新社会史》、《作为社会史的医疗史———并介绍“疾病、医疗和文化”研讨小组的成果》,《新史学》(台北)1995年第1期。
③有关情况可参阅杜正胜《作为社会史的医疗史———并介绍“疾病、医疗和文化”研讨小组的成果》;《医疗、社会与文化———另类医疗史的思考》,载《新史学》(台北)1997年第4期。李建民《一个新领域的摸索———记史语所“生命医疗史研究室”的缘起》,载《古今论衡》创刊号,1998年。拙稿《关注生命———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
④相关的研究成果及评论参阅拙稿《二十世纪明清疾病史研究述论》、《关注生命———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
⑤《中研院历史语言所集刊》(台北)第66本第3分(1995年9月)。
⑥《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年)》,《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
⑦《从赵宋宗室的家族病释“烛影斧声”之谜》,《南开学报》1989年第6期。
使一些似乎并不新鲜的题目变得别开生面。比如,梁庚尧对南宋城市公共卫生状况的展现①,程恺礼和罗芙芸关于晚清以降上海和天津城市公共卫生状况及卫生制度的论析②,梁其姿对宋元明清时期医疗资源的探讨和地方医疗资源日趋普及化趋势的揭示③,熊秉真立足于幼科医学对宋元明清婴幼儿生育、照顾与抚养的生动描述④,余新忠对清代江南疫病社会救疗状况、特别是嘉道以降医药局的兴起及其功能的转变的论述⑤,金仕起有关春秋至两汉医者地位与身份的研究⑥,等等。
第三,探求疾病医疗与社会的互动。这也是医史研究者常常采取的研究路径,不过仔细考量,两者的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医史研究者的考察重心一般是历史上某种疾病出现或医学演进的社会背景及原因,而史学研究者考虑的则主要是疾病和医学的变动对社会所造成的影响。比如ＣａｒｏｌＢｅｎｅｄｉｃｔ和曹树基、李玉尚有关鼠疫对18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影响的探讨⑦,杜家骥有关天花与种痘对清代皇族人口影响的研究⑧,余新忠关于清代江南瘟疫对人口影响的分析⑨,范家伟对六朝时期人口迁移与瘴气病关系的探讨[10],萧?对汉宋间南方地理环境与地方病关系以及地方病对南方人体质与社会经济发展所造成的影响的考察[11],等等。
第四,以疾病医疗本身或相关的某一内容为切入点,在一定问题意识的指引下,讨论、分析或诠释社会历史发展变迁中的某些重要问题。这类研究往往从某一个案和具体问题入手,或对某些普遍关注的历史问题做出回应,或揭示历史变迁中的某一重要侧面,或重新理解、建构某些重要的学术或思想问题。比如,梁其姿在梳理、辨析中国麻风病概念演变的历史基础上,指出疾病概念的形成不单是医学知识的问题,更牵涉着复杂的社会文化因素[12]。杨念群通过对西方医疗制度和设施在近代中国的传入和确立的探讨,表明了“地方感”在这一进程中的重要作用[13]。笔者通过对嘉道之际江南大疫的考察,表明了江南地方社会所具有的活力和能动性[14];此外,通过社会各界对瘟疫反应的考察,辨析了清代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以及社会力量活跃在中国不同于西方的意义。范家伟以医书入手,通过对唐代行旅与疾病关系的探讨,揭示出唐代出门远行者的心态[15]。祝平一以明末清初著名医家王宏翰为例,探讨了中国医家是如何面对并融会西方传教士传入的西方医学知识的,藉此来理解知识在不同文化体系中传播时可能发生的问题[16]。山田庆儿通过对中国传统医学源起、历史与理论及其对身体认识等的探讨,揭示传统自然哲学与科学思想所展现的思想方法,清理并描绘出中国医学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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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南宋城市的公共卫生问题》,《中研院历史语言所集刊》(台北)第70本第1分(1999年3月)。
②ＫｅｒｒｉｅＭａｃｐｈｅｒｓｏｎ,ＡＷｉｌｄｅｒｎｅｓｓｏｆＭａｒｓｈｅｓ:ＴｈｅＯｒｉ ｇｉｎｓ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Ｓｈａｎｇｈａｉ,1843—1893.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1987;ＲｕｔｈＲｏｇａｓｋｉ,Ｆｒｏｍ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ＬｉｆｅｔｏＤｅｆｅｎｄｉｎｇ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Ｔｉａｎｊｉｎ,1859—1953.ＡＤｉｓｓｅｒ ｔ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Ｐｈ.Ｄ.,Ｙａ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1996.
③《宋元明的地方医疗资源初探》,《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3卷,商务印书馆,2001年;《明代社会中的医药》,《法国汉学》第6辑“科技史专号”,中华书局,2002年;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Ｍｉｎｇ Ｑ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ｆｅｒ ｅｎｃ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ｅｔ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ｅｎＣｈｉｎｅ”.ＩＮＡＬＣＯ,Ｊｕｎｅ1999。
④《幼幼———传统中国的襁褓之道》,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5年。
⑤《清代江南疫病救疗事业探析———论清代国家与社会对瘟疫的反应》,《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
⑥《古代医者的角色———兼论其身份与地位》,《新史学》(台北)1995年第1期。
⑦ＣａｒｏｌＢｅｎｅｄｉｃｔ,ＢｕｂｏｎｉｃＰｌａｇｕｅｉｎ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Ｃｈｉｎａ.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1996;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年)》;曹树基、李玉尚:《鼠疫流行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李玉尚、曹树基:《18—19世纪云南的鼠疫流行与社会变迁》,均见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李玉尚、曹树基:《咸同年间的鼠疫流行和云南人口死亡》,《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
⑧《清代天花病之流行、防治及其对皇族人口的影响》,收入李中清、郭松义编《清代皇族的人口行为与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⑨《清代江南瘟疫对人口之影响初探》,《中国人口科学》2001年第2期。
[10]《六朝时期人口迁移与岭南地区瘴气病》,《汉学研究》1998年第1期。
[11] 《汉宋间文献所见古代中国南方的地理环境与地方病及其影响》,《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台北)第63本第1分(1993年4月)。
[12] 《中国麻风病概念演变的历史》,《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台北)第70本第2分(1999年6月)。
[13] 《杨念群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10—456页。
[14] 《嘉道之际江南大疫的前前后后———基于近世社会变迁的考察》,《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
[15] 《从医书看唐代行旅与疾病》,《唐研究》第7卷(2001年)。
[16] 《通贯天学、医学与儒学:王宏翰与明清之际中西医学的交会》,《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台北)第70本第1分。
特的概念和思考方式①。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论述相对比较集中的一些专题的研究状况。
1.古今病名对照 尽管医史学界与历史学界对疫病的研究在立意与取向等方面都有差异,但对疫病性属的判别仍是共同必须面对的。比如,在传统的文献中,有关瘟疫的记载多数是以诸如“疫”、“大疫”、“温疫”之类面目出现的,有些虽有具体名称,比如“蛤蟆瘟”、“羊毛瘟”、“大头瘟”等等,却多非今人所能理解的名词,因此,梳理传统名称的内涵及其与现代医学病名的对应关系便成了现代研究者首先面临的问题。事实上,这也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疾病史研究展开以来,医史学界认为最基本也是用力最多的问题之一。历史研究者在介入这一研究后,也同样对此给予极大的关注,有研究者甚至将此视为体现现代科学研究的一种坐标②。这种探究无疑是必要的,不过由于资料记载、古今医学体系的分殊、疾病判断本身的复杂性以及疾病自身的表现可能存在变迁等因素③,使这种判别存在着相当大的不准确性,有时甚至是完全不可能的。范家伟曾通过对中古时期脚气病研究的梳理,全面而缜密地分析了这种对应研究所面临的难以克服的困境。他说:“既然古代医书提供资料甚为有限,古代疾病对比今天的疾病,可能很多,那么,疾病史研究的前途可谓相当悲观。”进而提出了这样的质疑:“疾病史的目的,只是探讨古今疾病的对照、对译,还是可以有更深层的研究?”④当然,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困难存在,并不是说可以完全将此置之不顾而另辟蹊径,无论如何,用今人可以理解的话语来描述和解释古代的疾病是必要的。
那么,如何面对并消解这种困境呢?我认为至少以下三个方面值得注意并努力。其一,进行这类判断时保持必要的审慎态度。史料中对某些疫病的记载十分复杂,而且有特定的历史情境,所以切不可仅仅根据某一点和几点与现代某种疾病相合就贸然做出判定,或者不顾资料的具体情境而完全以现代的认识强行解读。这样的判定和解读,表面上似乎体现了现代科学研究成果,显得清晰而易为现代读者理解,但实际上可能解说得越清晰则离历史的实际越遥远。其二,进一步加强研究者个人的相关医学知识修养和资料的深入发掘。这里所说的医学知识,不仅包括现代医学,更包括传统的中医理论和认知方式。比如在有些记载中,大头瘟与现代鼠疫的症状类似,甚或可以做出对应,但是如果将这种特定情况下对应普遍化,就可能造成谬误流传。其实,大头瘟并非鼠疫在温病学中的对应词,医书中大多是这样描述大头瘟的:“如世俗所称大头瘟者,头面腮颐,肿如瓜瓤者是也。”⑤“大头瘟者,天行之厉气也。湿热伤高巅之上,必多汗气蒸,初则憎寒壮热,头面肿甚,目不能开,上喘,咽喉不利,舌干口燥。”⑥故现代温病学常将大头瘟视为流行性腮腺炎⑦。可见,若对传统医学有一定的了解,就不难避免出现这类误解。对于资料的利用,现代研究主要以利用医书为主,但医书而外,其他史料中一些零散的记载对疫病的正确解读亦不可忽视。比如,在烂喉痧的研究中,以往的研究多根据所谓的“叶天士医案”而认为烂喉痧是雍正癸丑年(1733)传入中国的,然而,当我们将资料的范围从医书扩展到地方志、文集乃至笔记小说等后,会发现这场发生在苏南的大疫所表现的症状与所谓的“叶天士医案”并不相符,伤寒流行的可能性远比烂喉痧大。实际上,“叶天士医案”乃是后人假托的伪案, 烂喉痧至迟在康熙晚期已在江南出现⑧。其三,有必要抛却过于“实在主义”取向,而采取更加多元的视角和研究路径。由于资料等因素的限制,若一味执著于古今病名的客观对应,强不知以为知,则可能会陷入研究难以继续的困境。这需要我们转换角度和方法,加强社会文化史研究取向,比如可以考虑将“当时的疾疫究竟是今天的何种疾病”这样的问题,转换成“这种疾疫的出现反映出当时怎样的社会状貌”,或“时人以这样的方式来命名和描述这种疾疫体现了什么样的医学思想和认知方式”,或“文献的作者为何要做这样的记载”,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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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医学の思想的风土》,潮出版社,1995年。李建民的中文书评参见《新史学》(台北)1999年第1期。
②比如曹树基曾对邓海伦《晚明时疫初探》一文未能明确指出明末那场大疫是曹所认为的鼠疫,而统以“时疫”名之提出了批评,认为“这类研究在医学的角度看来是太粗疏了”。(参见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
③详细论述参阅拙稿《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第79—82页;范家伟《中国疾病史研究方法之探讨———以中古时期脚气病为例》,台北中研院科学史委员会主办第六届科学史研讨会论文,2002年3月30—31日。
④范家伟:《中国疾病史研究方法之探讨———以中古时期脚气病为例》。
⑤周扬俊:《温热暑疫全书》卷4,赵旭初点校,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80页。
⑥缪遵义:《温热朗照》卷8,见《吴中医集·瘟病类》,江苏科技出版社,1989年,第291页。
⑦参阅南京中医学院编《温病学》(上海科技出版社,1978年)第127页。
⑧参阅拙稿《烂喉痧出现年代初探》,载《中华医史杂志》2001年第2期。
2.瘟疫对人口的影响 过于“实在主义”的思维或取向所带来的困境,在瘟疫与人口关系的研究中也有比较集中的反映。瘟疫对社会的影响无疑是极其深远的,实际上历史学界对疾病医疗的关注最初往往是从瘟疫切入的①。然而由于长期以来疫病一直是历史学家的“漏网之鱼”,人口史研究也较少考虑甚至忽视疫病这一重要因子。曹树基等在近年的数篇有关瘟疫论文中,都对瘟疫对人口的影响做出了充分而相当明确的估计。据他和李玉尚的估算,在万历及崇祯年间华北两次大的鼠疫流行中,华北死亡人口合计超过1000万。太平天国战争期间,苏浙皖的死亡人口中有70%死于霍乱(或瘟疫),咸同云南回民事变中,云南人口损失的70%死于鼠疫。19世纪中叶,云南、西北地区的回民起义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太平天国战争,以及战争中的瘟疫、饥荒,造成了1亿多人口的死亡,“死亡人口的大部分死于瘟疫,而非其他原因”。②但我认为清代江南在一个较大范围内,比如乡、县等,和平年代中,一般性瘟疫对疫区造成的人口损失率多在2%以下,一般不超过5%。战争时期比例会高一些,但超过20%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所以,对清代江南瘟疫带来的人口损失率不宜估计过高,在疫病模式比较稳定的时期和地区,尽管瘟疫发生的频度较高,但对人口发展的影响并非举足轻重,至少不会产生结构性的影响。要判断以上两种差距甚为悬殊的估计究竟孰是孰非,恐怕还待进一步深入的探讨。就目前的研究手段来看,估算的方法一般有两种。一是根据资料的记载。而资料记载的限制极大,首先对某一疫区的人口数就很难得到一个哪怕是比较确切的数字,其次时人对某次瘟疫死亡人口的记载往往个别而模糊,大多以“死人无算”、“疫死者几半”、“死者十之四五”之类模糊词汇概括之,使人很难从中得到一个比较准确的认识。这种情况下,若以所谓的“十之四五”之类说法来估算死亡人口,显然不无以今天认识或自己的观念来曲解前人记载之嫌,若不这样做,则又往往无法得出比较确切的估算。如此,在两个方面都难有确切数据的情况下,又怎么可能获得最终的确切疫死人口数或疫死人口比例呢?二是以后代,比如20世纪30年代或50年代的一些调查来对19世纪的疫死人数做回归性估算。这样估算同样有多重的危险,首先,这种调查都是一些个案调查,特别是涉及19世纪中期以前的情况,选取的样本非常有限,个案的代表性和涵盖力殊可怀疑。其次,这些调查多为一些老人的回忆,时过境迁,这些回忆究竟有多大可靠性,亦不无疑问。再次,这些调查对疫死人口的估计也是非常概略而模糊的,而且不同材料之间还常常相互矛盾。若凭这样的材料而得出确定的疫死人口数或疫死率,无异于欲盖楼厦于沙基之上。
当然,通过深入发掘资料和综合利用多种方法与资料,对某次瘟疫的疫死人口数与疫死率做出一个概略性估算还是可能的,而且有助于促进历史研究的深入开展,故就此而言,将瘟疫因子引入人口史研究是件值得高度评价的工作。只是在具体的研究中,若一味追求数据的明确化,则可能会陷入左支右绌、自相矛盾甚至难以为继的困境。
3.社会的疫病应对机制 在医疗社会史研究中,梁其姿是最早对此展开讨论的学者。她的论文《明清预防天花措施之演变》,不同于以往技术史研究多集中在发明日期的推敲方面,而将研究重心放在技术与社会关系的阐述上,探讨了中国社会对新事物———种痘(包括人痘和牛痘)的态度,以及为推动这一事业所做的努力。她的另一篇英文论文《明清医疗组织:长江下游地区国家和民间的医疗机构》③,则检讨唐宋以来国家医疗策略的变化,并重点论述了晚明和清代江南地方社会精英对地方医疗救济的积极参与情况。这种救疗活动相当部分是针对瘟疫的,故实际上也就从一个侧面探讨了国家和社会对瘟疫的反应。她的论述主要关注的是晚明以降,地方社会资源和社会力量的发展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动,而甚少对这种应对的有效性做出评估。最近,笔者和李玉尚对此做了专门讨论。笔者的研究在取向上与梁氏比较接近,《清代江南疫病救疗事业探析———论清代国家和社会对瘟疫的反应》一文探讨了清代传统医疗资源的发展以及在晚清的重要变化,即日常救疗设施数量激增,救疗机构由纯粹的慈善机构逐步向经常、普遍地以诊治疫病为主要目的的设施演进。在另一篇文章中,笔者考察了江南社会面对霍乱在医药卫生等方面做出的反应,认为社会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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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的嚆矢———邓海伦的《明末时疫初探》(ＨｅｌｅｎＤｕｎｓｔａｎ,ＴｈｅＬａｔｅＭｉｎｇＥｐｉ ｄｅｍｉｃｓ:Ａ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Ｓｕｒｖｅｙ.Ｃｈ ｉｎｇＳｈｉｈＷｅｎｔｉ,ｖｏｌ.3.3,1975,ｐｐ.1—59,探讨的就是明末发生在山西、北直隶、山东、南直隶和浙江瘟疫的疫情及其影响。台湾学者梁其姿、林富士、萧?、蒋竹山等(蒋竹山最早发表的相关论文是:《明清华南地区有关麻风病的民间疗法》,《大陆杂志》(台北)第90卷第4期,1995年),也都以疫病为研究对象。在祖国大陆除了杨念群的研究外,几乎所有的成果都属于疫病社会史研究的范畴。
②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年)》;李玉尚、曹树基:《18—19世纪云南的鼠疫流行与社会变迁》;李玉尚、曹树基:《咸同年间的鼠疫流行和云南人口死亡》。
③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ｉｎＭｉｎｇ Ｑ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Ｐｒｉｖａｔｅ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ＹａｎｇｚｉＲｅｇｉｏｎ.
界特别医学界对霍乱流行及相关问题做出了种种不无成效的反应,江南的社会和医学文化资源具有相当能动的应变能力①。李玉尚的研究与拙稿在论域上相当接近,但问题意识颇具差异,结论更是截然不同。《霍乱在中国的流行(1817—1821年)》一文顺带论及了朝廷上下对此的应对,认为“大清帝国的朝野上下虽然都采取了一种积极应对的主动姿态,但仍采用传统的措施来应付疫情,从后世的眼光来看,上述措施都属于无效的应对……传统国家和社会内部缺乏一种创新机制,在霍乱流行面前已经展露无遗。”这一观点稍后在《近代中国的鼠疫应对机制———以云南、广东和福建为例》②做了进一步阐发,他指出,1940年代以前中医医生和官方在鼠疫流行时的无效应对,导致了19—20世纪以上三省大量人口感染鼠疫和患者的高死亡率,以及1940年代以后官方开始抛弃民间的传统防疫方法,实行现代防疫措施。李玉尚的研究重心比较多地落在了对近代国家和社会应对瘟疫收效的评估上,并将其认为的“无效应对”作为理解其他相关问题的一把钥匙。
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对同一历史现象,不同的研究者会做出截然相反的判断?首先,论文依据资料的不同会对作者的判别产生影响。笔者所依据的主要是当时人的一些记载,将这些记载按专题和时间次序做出排比后发现,清代江南应对疾疫的举措在数量和内容上都呈现出日趋发展之态势,特别是嘉道以降还取得某些实质性的突破,医学界在对付某些新疫病———比如霍乱时,表现沉着,并且疗效也在提高,故而认为其应对是不无成效的。而李玉尚专门论述应对机制的论文,除了某些医书以外,依据的基本是后代(主要是1950年代)的一些回归性调查报告以及现代文史资料中老人的回忆文章。后人的回忆往往会存在着贬斥前代、褒扬当代的倾向,据此很难对以往的疫病应对做出比较全面的评论。其次,立场不同无疑会影响研究者对资料的选择、解读以及评判标准,从而对最终的评判产生影响。笔者立足于“同情之理解”的态度来看待历史行为,倾向于展现“历史究竟发生了什么”,故在研究中并未特别在意对当时应对举措的有效性的评估。而李玉尚的立场多少带有一定的“批判”倾向,往往立足于现代的眼光和标准来认识和评判历史行为。
4.“外史”问题 台湾的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兴起后,中国中医研究院的郑金生、李建民将以往正统的医学史研究和台湾的研究分别名之为“内史”和“外史”,认为历史学界研究的内容大都是介于社会史和医疗史之间,并未深入中国医学的核心地带,即中医学术理论和学科发展等。对于这种“外史”的说法,杜正胜随后表示了不同意见,认为他们的研究“固非内史,但也不等于外史吧”,并提出了一个新的名词———另类(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医学史,意思是这类研究虽还未为大众所接受,但是带有高度尝试精神,企图寻找新方向的探索③。
历史研究者大都缺乏专业现代医学和中医学的训练,不敢也无意以正统的医学史家自居,如果仅仅从研究出发点和归宿而言,郑金生、李建民的分别是有道理的。不过在具体的研究中,历史研究者若满足于自己的“外史”角色,仅把疾病、医疗当做一种切入点,而无意尽可能地深入到其内部或核心,则无疑会使这种研究缺乏透视力。显而易见,不能对疾病、医疗本身有比较清晰的了解和体认,又怎么可能真正厘清它的社会影响及其与社会的互动呢?同时,若不能将自己的研究建立在对疾病、医疗问题确切、可信的论述的基础上,又怎么可能让人信任你的推论呢?因此,在此意义上,杜正胜的异议又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历史学者在介入这一领域后,特别是在经过一段时期摸索后,若不注意及时弥补自身在医学及医学史知识方面的缺陷,对研究的深入展开恐怕会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而且,随着研究的深入往往会发现,仅依凭医史学界的成果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对既有的成果,似乎也不能完全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由于历史学者在资料搜集、释读,相关背景知识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可能拥有一定的优势,即使对一些纯疾病医学史问题的探讨,也未必不能做出自己的贡献。笔者在探讨清人对瘟疫的认识时,就明显感到传统医学史的不少说法其实似是而非,例如关于传染方式的认识,一些研究者根据吴有性的《瘟疫论》中有“由口鼻而入”说法,就得出吴氏已认识到呼吸传播和食物传播两种传染途径;因为他曾谈到瘟疫的感染“有天受,有传染”,就认为,天受是呼吸传染,传染则是接触传染。然而实际上,清人对瘟疫的认识完全是建立在“疫气”这一概念上的,他们认为,瘟疫源于天地间因各种原因生成的疫气,疫气熏蒸,为人所感触,感触的途径则主要由口鼻而入。也就是说,瘟疫是通过气传播的,即呼吸传染。其实,若通读吴有性的全文及相关著述,便不难发现,他所说的“口鼻”指的是呼气的通道,与现代意义上的消化道没有关系。而“有天受,有传染”其实是说,瘟疫有的是感受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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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拙稿《嘉道之际江南大疫的前前后后———基于近世社会变迁的考察》。
②《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
③《医疗、社会与文化———另类医疗史的思考》。
间生成的疫气而得,有的则是感触病人的病气而染①。这方面,台湾有些研究也取得了不少值得重视的经验,比如李建民对先秦汉代脉学源流的研究,张嘉凤关于“命门”学说的探讨,王道还有关《医林改错》中反映的解剖学的考察②,等等。
相对而言,大陆史学界相关研究的“外史”倾向比较明显,如在一些基本概念上出现混淆和误用,因为对中医学缺乏了解而产生误会③,专门探讨纯医学史问题的作品迄今尚未出现。当然在选题上未必要以台湾的研究为指归,但无论如何,我们不应以“外史”为借口逃避对医学知识的学习,或以“外史”自得,而有必要充分利用大陆丰厚的技术史研究资源,加强与医史学界的交流与合作,使我们的研究避免就医学史而言的过分边缘化。
综上所述,历史学界从社会史的角度对疾病医疗的探讨至少已经在以下几方面显现出了意义 1)丰富了历史的面相,使历史变得更加鲜活并进一步拉近了与现实生活的距离;(2)丰富和增强了历史解释的维度和力度;(3)拓宽了历史学的研究范围,有利于促动历史学者打破自我封闭,加强跨学科的对话;(4)随着新课题的引入以及研究中某些研究困境的出现,有利于促使研究者思考传统研究取向和方法的限度并寻求新的取向和方法;(5)在某些方面,也可能促进正统疾病医疗史研究的深入。不仅如此,相信随着这一研究的不断深入,将会使人们日渐深切地认识到疾病与医疗绝非仅仅是自然生理和科学概念,同时也是历史和社会概念,只有把它们置于历史进程和社会关系的脉络中,才能更真切地加以认识。因此,它的兴起将会更多地引发人类对疾病、医疗与健康以及现今的医疗卫生体制等问题的思考。
当然,必须看到,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刚刚兴起,薄弱乃至缺乏探讨之处还在在多有,比如对医疗资源、民间疗法、家庭在医疗中的地位及其变迁、医学与医家的地位等,有关病人的求诊和医生的诊疗行为、医德与医疗中存在的不正之风问题等等,几乎无人涉及。又如,笔者在瘟疫的研究中发现,相对于那些直接表面的影响,瘟疫在人们心态和风俗信仰方面相对隐性的影响可能更为重要和关键。然而目前这方面的研究除了王振忠等人初步探讨外④,还很少有专门的讨论。
二 身体有历史吗?——疾病医疗史研究的新取向
由于疾病、医疗直接关乎人之生老病死这些与生命最密切相关的内容,故而笔者将介绍海峡两岸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的文章命名为《关注生命》⑤。
所谓关注生命,就是关注身体。那么如何关注身体?就历史研究而言,最可行的是对人类身体历史的揭示和阐释。恐怕很多人会问:“身体有历史吗?”诚然,作为自然或纯生理的身体,至少在文明社会中,古人和今人未必有多大的差异,就是有些许的变化,也非缺乏现代生命科学和体质人类学素养的历史学者所敢涉足探究。然而,人类的身体,除了其生理性的一面,还具有社会性和文化性的一面,人类在自身的发展历程中,身体其实早已被赋予了太多的社会文化意蕴,而且还一直处在不断地加增和消解之中。比如,乳房与性感、缠足与美等之间的关系,男女之间的两性信号,人体行为的含义,健康与美的标准,等等,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文化中,显然都不尽一致。就此而言,不仅人类的身体有其历史,而且各民族、各文化群体都有其各自不同的身体史。
据此可以说,身体史的引入实为历史学洞开一个极富探索性和研究前景的论域。不过,有人可能会问,身体史固然值得探究,但它与疾病医疗史又有什么关系呢?毫无疑问,疾病医疗史不等于身体史,就是史学界从社会史角度对疾病医疗的研究与身体史也有着明显差异,但无论如何,疾病医疗史与身体史之间存在的亲和力则是无法否认的。首先,就现实而言,至少在国际中国史学界,目前为数不多的中国身体史研究者基本都是从探究疾病和医疗问题入手进而开始关注身体的。比如目前这一领域少数最有成就者之一的美国南加州大学的费侠莉(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Ｆｕｒｔｈ),较早曾从事18世纪中国的分娩的研究,当时她完全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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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拙稿《清人对瘟疫之认识初探———以江南地区为中心》,《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3卷,中华书局,2001年。
②李建民:《死生之域———周秦脉学之源流》,台北中研院史语所,2000年;张嘉凤:《生化之源与立命之门———金元明医学中的“命门”试探》,《新史学》(台北)1998年第3期;王道还:《论〈医林改错〉的解剖学———兼论解剖学在中西医学传统中的地位》,《新史学》(台北)1995年第1期。
③比如李玉尚《近代中国的鼠疫应对机制———以云南、广东和福建为例》一文中,因为当时的医生将一些著名温病学著作中所载药方用来试治鼠疫,即使是广为试用的解毒活血汤也是根据王清任发明用来治疗霍乱的药方加减而成,而认为“在鼠疫面前,各地中医医生并不是积极寻求治疗鼠疫的新方剂和治法”(第118页)。这显然是因为不了解中医对疾病分类方法和中医寻求新治法的方式而以现代思维解读造成的误会。按中医的分类,现代所谓的霍乱和鼠疫都是温病的一种,因此用温病学著作中治霍乱的药方来治疗就太正常不过了。而且,中医所用的基本药物几乎是长期稳定的,只要稍稍留意明清时期医案就可以知道,当时众多的新疗法就是通过加减一些旧方剂来实现的。
④王振忠以大量的、非常有意义的徽州文书为依据,通过对徽州地区种痘习俗的细致钩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普通百姓对疫病和种痘技术的心理、心态反应。(见所著《徽州文书所见种痘及相关习俗》,载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
⑤《关注生命———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
社会史的主题与取向来形塑的,而后她逐渐以月经和女性血液的文化建构为研究对象来探究身体本身的历史①。台湾最近的一些研究也几乎都是在杜正胜倡导的作为社会史的医疗史范畴内展开的,而且在总体取向上,似乎经历一个从社会史到文化史的转变,也就是说,虽然同以疾病医疗为研究对象,但关注点则逐渐从社会而较多(当然不是全部)地转向了身体。1999年,李贞德一篇介绍“健与美的历史”研讨会文章的标题清楚表明了这一点②。其次,从学理上讲,尽管以往笔者和其他一些同仁的研究并未真正关注生命,但疾病、医疗这一特殊的主题仍然为关注生命这一指向提供了可能和某些内在的动力。这主要是因为:第一,人的身体虽然任何时候都是其行动和思维的主体,但似乎只有当身体处于某种非正常状态,或者说疾病状态时,才会引起自己和他人的注意,因此关注疾病,也就为关注身体提供了可能;第二,各种医疗活动针对的主要是人的身体,不同时期、不同文化的医学理论的形成和医疗手段的发明无不建立在对身体的认识之基础上,因此,随着对医学史探讨的深入,研究者就有可能对历史上人们关于自身身体的认识产生兴趣;第三,至少在中国医疗史上,有些医疗活动是以人身体的某一部分为药物的,比如人的内脏、头发、人血等等③,同时还存在着割股疗亲之类以残害自己的身体来实施医疗的习俗,这些也可能促发研究者对探究医疗与身体关系的兴趣;第四,历史上人们描绘身体以及反映他们对身体认识的资讯,较多地承载于各种医籍之中。
当然,历史学者对疾病医疗的探究只不过为其关注身体规定了一种内在可能性,身体史的成立与兴起,同时也是社会的、学术的等诸种外在因素刺激的结果。在西方,身体史的概念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存在着一种逐渐常态化的过程④。这一过程的出现,显然与西方社会中随着社会、经济、法律地位等方面的变化,身体已成为许多学科研究的焦点密切相关。身体之所以引起现代学人的注目,根据布赖恩·特纳(ＢｒｙａｎＳ.Ｔｕｒｎｅｒ)的解释,主要是因为1)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出现,人们休闲的增多和消费理念的改变,“劳动的身体成了追求欲望的身体”,“对作为美好生活的标志与文化资本标识物的身体”,人们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商业与消费主义的兴趣”。(2)随着现代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妇女运动的兴起,女性主义理论家在对父权制社会组织展开批评的进程中,逐渐开始对男女身体差异的本质提出了质疑。⑤另外,西方一直关注人或者说身体与文化之间关系的人类学传统也必然会对此产生影响。特别是1960年代以来医学人类学兴起,更促使人去关注身体、疾病的本质及其隐喻⑥。而20世纪中期以来人类学与历史学联系的日趋紧密,则有利于历史研究者将身体引入自己的研究范围。被认为是“新史学年鉴派年轻一代的代表人物”的安德烈·比尔吉埃尔将历史人类学的研究途径概括为饮食史、体质体格史、性行为史和家庭史四个方面,其中体质体格史所关注的正是人的身体与历史环境和文化环境的演进关系以及身体动作的文化意蕴,而性行为史作为人身体行为的一种显然也与身体史有着密切关系⑦。事实上,一些历史学家也把自己对身体史的探索视为一种人类学的研究⑧。
身体史一旦成立,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它显然不同于正统的医学史,也与疾病医疗社会史多有差异,它试图结合二者,并将文化、权力等议题带入其中,探讨并揭示不同时代、不同文化对身体的医学论述与文化、权力之间的关联⑨。身体史的引入,可能会刺激甚至逼迫人们去思考,种种日常习以为常的“常识”,其实未必就不证自明、古来如此或事实如此。比如,人的身体果真只是能实现种种复杂的生化反应的物质性存在吗?乳房天然就是性感的表征?等等,或许,今天种种“常识”不过是当今一种科学的假设或文化的建构。这些探讨既有利于我们“重现”以往众多为人忽视的历史面相,还可能促使人们更深入地思考和认识人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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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费侠莉:《再现与感知———身体史研究的两种取向》,蒋竹山译,《新史学》(台北)1999年第4期。
②李贞德:《从医疗史到身体文化的研究———从“健与美的历史”研讨会谈起》,《新史学》(台北)1999年第4期。
③参阅杜正胜《作为社会史的医疗史———并介绍“疾病、医疗和文化”研讨小组的成果》第119—120页。
④费侠莉:《再现与感知———身体史研究的两种取向》。
⑤布赖恩·特纳:《身体与社会》,马海良、赵国新译,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2—8页。
⑥参阅ＪｏｈｎＭ.Ｊａｎｚｅｎ,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Ｆａｂｒｉｃ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Ａ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Ｍｅｄｉｃａ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ｐｐ.25—44;Ｆ.Ｄ.沃林斯基《健康社会学》第43—45页。
⑦安德烈·比尔吉埃尔:《历史人类学》,Ｊ.勒高夫等编《新史学》,姚蒙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239—256页。
⑧如费侠莉说:“当我以月经与女性血液的文化建构为研究对象时,我几乎成为不折不扣的人类学家。”(见《再现与感知———身体史研究的两种取向》)
⑨参阅祝平一关于ＴｈｏｍａｓＬａｑｕｅｕｒ,ＭａｋｉｎｇＳｅｘ(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1990)一书中文书评,载《新史学》(台北)1996年第4期。该书中译本以《身体与性属》之名由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出版,赵万鹏译。
就现今而言,关于中国的身体史研究主要集中在欧美史学界,近年来台湾史学界也出现了一些有益的探索。1999年美国出版的两部著作集中代表了这一领域最新研究成就:费侠莉的《蕃息之阴:中国医学史中的性别,960—1665》①与栗山茂久的《身体的表现性与希腊和中国医学的分歧》②。对于身体史研究,费侠莉根据西方的研究状况,总结了这一研究的两种取向:再现的历史与感知或经验的历史。所谓的再现和感知,据笔者的理解,是指再现历史上文化对身体的建构并加以诠释,置身于历史情景中,移情入境去体验和感知历史上的身体③。以上两部著作似乎介于这两种取向之间,或者说尝试这两者取向的汇合。根据托马斯·拉克尔的研究,在西方文明史上,以生理上的性来截然区分男女两性的“双性”认识不过是近两百年来才出现的事,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女性在性属上与男人并没有什么实质的不同,有区别的只是由于女性的低能或低级(比如说热度低)使她们的生殖器藏于体内而不能从体内孵出④。费侠莉以性别为名的研究,其最终关注的仍是医疗与性别语境中的身体。她首先探讨了《内经》中所描述的身体,即她所称的“黄帝之身”,认为中医中处于阴阳关系中的男女身体与西方医学的“单性”(ｏｎｅｓｅｘ)身体明显不同,而是“双性”(ａｎｄｒｏｇｙｎｙ)身体,或者确切说,是一个阴阳互补的身体。在此基础上,她从“妇女以血为主”的观念入手,通过梳理宋明时期妇科医学发展,探讨了中医是如何经由经血来建构其医学身体上的女性的,以及宋以后妇科医学的转向,即从强调经血的主导作用逐渐转向了关注生育过程中的个体;妇科的信条也从“以血为主”转向了养阴,通过滋补妇女的血气双虚来增强她们的生育能力。尽管生育在宗教和哲学上以及现实中具有无比崇高的地位,但这并不妨碍女性身体的“污秽”。虽然妇科和产科日趋医学化、正统化,产后的血污等不再成为医学的顾忌,但医生只是施以规范的医疗和把持方剂大权,与生育的物质层面以及肉体有关的“脏活”则无一例外成了“下贱”的产婆的专利,女性的医学身体最终在繁衍的使命和具体的生育过程之间承受了颇具意味的分裂⑤。就此,我们似乎可以说,中国文化的男女身体虽然是双性的,但女体的“污秽”使其仍低男体一等,这一点,东西方似乎又殊途同归了。关于女体的“污秽”,台湾的蒋竹山通过“阴门阵”——妇女裸体尤其是下体面对敌阵——这一出现在明清战场上的特殊阵法的探讨,从另外的侧面做出新的阐释,揭示了明清妇女裸身具有的污秽象征意义⑥。
栗山茂久的著作不仅是身体史的代表作,也是中西比较的典范之作,他巧妙地跳出了以其中的一种文化为标准来审视另一种文化的窠臼,通过中西比较研究来呈现中西身体论述的差异并解释这种差异的源流。栗山首先展示了中国医学和西洋医学中两幅表现身体的图,他的问题是:为什么同样的身体,中国和西洋医学中的呈现如此不同?为什么中国医家看到的是小腹微凸、全身孔穴,而且是由一条条经络而非血管和神经联系而成的人体;而西洋医家看到的却是肌肉虬结,全身充满了神经与血管的身体?针对这一引领全书的问题,栗山从“触摸方式”、“观看方式”和“存有(ｂｅｉｎｇ)方式”三个方面做了探讨。关于触摸方式,他主要从“脉”切入,指出西洋医学往往从解剖学的角度认识脉,不断要求确定脉究竟是什么,最终以“韵动”这样一种规律地以重复的方式呈现某种运动结构的形式来考量“脉”,显示出西方医者一直想从不变的单位来掌握变化的追求。而中国的医家则是将人体与天地比附,并用术数式的推算来理解脉,作为一名医家,他要掌握的不是脉是什么,而是脉中流动的“气”会有什么可能的表现,透过描述性语 言、自身的经验和技艺切出脉动下的真相。这样中西双方医家不但形塑了各自对于脉的不同感觉,也使他们看到了不同的身体。在“观看方式”上,西方希腊医生的“解剖之眼”看到的是人体虬结的肌肉,而中国医家看到的却是“色”。在希腊,解剖与其说是为了实用的目的,不如说是为了要证实他们形而上的观念,是为了省思创造与自然之间的奥秘。关节和肌肉就不仅是人身体的简单的组成部分,而且是使人具体成为人的标志。他们认为,灵魂构成了人的形式,而肌肉之运动显示了人作为主体的主动性,表达了人的意志,从而奠定了西方“意志人”存在的基础。相较于希腊“有主宰”的身体观,中国却是术数化的身体观,中国医家看到的不是肌肉而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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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Ｆｕｒｔｈ,ＡＦｌｏｕｒｉｓｈｉｎｇＹｉｎ:ＧｅｎｄｅｒｉｎＣｈｉｎａ ｓＭｅｄｉｃ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960—1665.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ａｎｄＬｏｓＡｎｇｅｌｅｓ,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Ｐｒｅｓｓ,1999.中文书评见康正果、刘东主编《中国学术》第6辑,商务印书馆,2001年。
②ＳｈｉｇｅｈｉｓａＫｕｒｉｙａｍａ,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Ｂｏｄｙ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ｏｆＧｒｅｅｋａｎ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ＺｏｎｅＢｏｏｋｓ,1999.中译本《身体的语言———从中西文化看身体之谜》,台北:究竟出版社,2001年。中文书评见祝平一文,《新史学》(台北)1999年第4期。
③费侠莉说:“凡是强调再现解释的,总认为在人类主体的心灵(ｐｓｙｃｈｅ)和对其环境的外在的符号系统(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ｓ)之间有距离,其距离隐藏意识形态与权力关系,及使经验成为将外力结构内化(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ｉｚｉｎｇ)的过程。这些学者听起来更向福柯的传人;他们的修辞隐藏着怀疑。那些强调经验解释的学者将尝试使用语言来投射内在主观世界的想像图像;他们听起来更具‘文学性’(ｌｉｔｅｒａｒｙ),他们的修辞指向移情(ｅｍｐａｔｈｙ)。”(见《再现与感知———身体史研究的两种取向》)
④托马斯·拉克尔:《身体与性属》,第7—8页。
⑤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Ｆｕｒｔｈ,ＡＦｌｏｕｒｉｓｈｉｎｇＹｉｎ:ＧｅｎｄｅｒｉｎＣｈｉｎａ ｓＭｅｄｉｃ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960—1665.
⑥蒋竹山:《女体与战争———明清厌炮之术“阴门阵”再探》,《新史学》(台北)1999年第3期。
所谓望色,就是指观微知著,透过外表的征兆探求事实的真相,对医家而言,望色望的是人的气色,而气代表人的生命力,其在人体中的流动是自然的,无须意志或主宰。全书最后一部分以“血”和“风”两个概念来讨论中西两种身体观的存在形式,认为中国自发性的身体驻居在一个有秩序、可以预测、却可能随时为风所打散的世界,而且任何一环的失序都可能引起连锁反应,使其他秩序大乱。然而也因有秩序,可以预测,人亦可藉修炼来保持健康。而希腊医学中有意志力的身体,则驻居在一个风起不时的世界中,人必须时刻以自己的意志去掌握这个世界和自己的健康①。与他们二人不同,布瑞(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ａＢｒａｙ)则是从比较彻底的物质主义者的立场再现和诠释人体,她以身体与科技为考察对象,将农事、医学、工具、劳工及家内空间视为物质文化特色。这些社会及文化经验的塑造不是靠说而是靠做,它们不是语言,而是具体实践。居住在屋内、种稻或织布等的学习并非来自语言,而是来自像学跳舞那样的某种身体的规训,而其中的特殊文化经验将透过活动来传达及体验。②
台湾史学界由于在一开始介入疾病医疗的探讨时,就把对于身体的认识及所赋予的文化意义作为医疗社会史的研究领域,故而对身体史探索几乎是与作为社会史的医疗史同步展开的,或者说是夹杂在医疗社会史中展开的,尽管分量上有一个由轻变重,理论上有一个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比如,杜正胜虽然可能并未自觉地从再现或感知的意义上来探究中国传统的身体,但他在倡导医疗史研究的过程中完成的两篇论文却实实在在是讨论生命的。《形体、精气与魂魄———中国传统对“人”认识的形成》一文梳理了从周至汉,中国人是如何由表及里逐渐认识人体的,认为“两千多年前中国人已完成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其重要根据即在对于‘人’的认识。当时所创描述人的重要概念如‘脏腑’、‘精神’、‘精气’、‘神气’、‘魂魄’久已变成日常用语,习焉不察,这是挖掘中国文化特质的一大宝库,其核心即在于气”。《从眉寿到长生———中国古代生命观的转变》一文考察了战国到两汉追求长生的意愿和技艺,分梳道家正宗养神派与方士养形派的区别,重建汉初以前行气与导引的方技。③另外,邱仲麟探讨了割股疗亲这样直接关涉身体的问题,但取向却是社会史的④。随后的一些研究似乎增强了对身体的关注,李建民著作的研究对象虽然完全属于医学史的论题,但他却藉此进一步阐释栗山茂久的术数化的身体观,提出“我们近日溯源这个无法目验、亦不能以现代解剖学解释的脉,其意义在于提供另外一种了解生命和人体的范式”⑤。祝平一对以往研究中以现代解剖学、生理学知识来探究、理解明末清初西洋传教士所传入的人体生理知识的做法进行了检讨,清理出当时西洋传教士拥有的灵魂与身体结合的身体观,并探讨了传教士如何藉此诉说天主教的信仰,以及天主教何以能成为当时士人一种可能的选择⑥。张嘉凤透过金元明时期医家有关“命门”的种种论述方式,探讨了这一时期医者如何理解他们的身体,尤其是胚胎时期身体形成的关键与经过。他们对“命门”的论述,为身体的结构和生命的来去找到了起点与终点,为胚胎成长的关键与过程、男女性别的分殊、两性身体结构的差异,以及父母子女之间的身体联系,找到了理论根据。⑦李孝悌利用《霓裳续谱》、《白雪遗音》两本情歌和《缀白裘》中几句戏曲曲文,呈现了18世纪中国普通民众,尤其是普通妇女的情欲表现和感受以及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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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栗山茂久:《身体的语言———从中西文化看身体之谜》,及祝平一的中文书评。
②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ａＢｒａｙ,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Ｇｅｎｄｅｒ:ＦａｂｒｉｃｓｏｆＰｏｗｅｒｉｎＬａｔｅ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Ｃｈｉ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Ｐｒｅｓｓ,1997.本文对该书的概述主要参考了费侠莉《再现与感知———身体史研究的两种取向》。
③分见《新史学》(台北)1991年第3期;《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台北)第66本第2分(1995年6月)。
④邱仲麟:《不孝之孝———唐以来割股疗亲现象的社会史初探》,《新史学》(台北)1995年第1期。
⑤李建民:《死生之域———周秦脉学之源流》,第205—242、“提要”ｖｉ页。
⑥祝平一:《身体、灵魂与天主:明末清初西学中的人体生理知识》,《新史学》(台北)1996年第2期。
⑦张嘉凤:《生化之源与立命之门———金元明医学中的“命门”试探》,《新史学》(台北)1998年第3期。
向往和戏谑对象的身体,无论是资料还是研究主题,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并对过去有关清朝礼教盛行、社会上满眼正经的刻板认识提出了挑战①。李孝悌并没有刻意对身体本身及其文化建构做出论述,不过他的研究丰富了人们对历史上身体的形态和精神状态的认识,为如何发掘以往多为历史研究者忽略的资料来呈现历史上的身体提供了一个成功范例。
严格说来,大陆学术界自觉意义上的身体史研究至今尚未展开。不过由于某些特别的机缘,还是出现一些相关成果。这主要表现在对缠足问题的探讨上。1980年代以来,在“革命”和“现代化”的叙事中,反缠足被视为一种消灭陋习的革命的、进步的运动,受到近代史研究者的关注,但对缠足这一社会现象本身却甚少着墨②。近年来,对缠足本身的探讨逐步展开,其研究取向大抵可分成两类,一是立足于传统/现代、落后/进步这样二元对立的理念,将缠足视为愚昧、落后和体现男权压迫的陋习而加以道德和文化上的批判;二是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出发,对女性在这一历史事件中话语权和自主权的强调。③与此不同,杨兴梅从社会思想史的角度,探讨了缠足这一在传统社会中被主流社会认可和推崇的习俗,到了近代是如何在众多社会思想因素的作用下逐渐被主流社会摒弃和排斥,以及围绕着对小脚美与丑的不同认识所反映出的近代中国上下两个世界④。杨念群的研究试图超越以上三种视角和分析方法,认为近代的反缠足理念并非女性自发的诉求,而是男性激进知识分子与国家话语合谋塑造的结果。尽管杨念群在文中最终体现的问题意识还是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这样比较典型的社会史话题,但他明显对缠足本身的身体感受和文化意蕴给予了关注,较多地表达了作为缠足者的女性的声音,并在资料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表现“缠足审美”过程中女性的自主参与下的感觉作用。可见,他已多少表现出了某些身体史研究的内容和取向。
目前身体史探索也透露出明显的后现代研究方法的印痕。无论是持何种取向,都似乎是在努力厘清、消解在历史进程中我们身体之上附着的种种文化意蕴,向人们呈现一个更加自然的身体。这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不仅有利于更好地认识和理解现代性是如何规定、形塑我们的身体的,而且还可以为当今文明增添更多的文化“基因”。与此同时,目前的身体也大都带有较为强烈的“解构”意识,多从思想文化的视角来认识身体,较少以历史主义的态度来呈现历史上人类对身体认识的演进以及身体的存在状况的变迁,而这对真正体现关注生命意识和促进身体史的深入显然都是十分必要的。
史学界对中国历史上疾病医疗问题的关注基本是1980年代以来对以往研究的不满并予积极反省的结果,不过,纯科技史取向所存在的限度和问题无疑从另一个方面促发了研究者的信心与动力。这一研究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不仅在拓展研究视野、丰富历史面相和促进历史研究本身的深入开展等方面多有助益,而且作为一个新的领域,还会对新的研究理念与方法的引入与实践、新史料的开掘等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新的研究理念与方法的实践,无疑有利于历史解释的多元化。不过任何的方法和解释都会有其限度,若不能对此保有必要的自觉,加之缺乏深厚的资料基础,则又往往会造成对某些历史现象的解释意见纷呈,甚至截然相反。与此同时,在新理念和方法的引入中,自然会带出众多有意义的课题,但往往因为缺乏必要的资料支持而流于“纸上谈兵”。因此,欲使史学界对中国疾病医疗史研究不断深入,相关资料的进一步搜集和挖掘乃是关键。依笔者的浅见,在新理念的观照下,尽力去发掘一些以往不为人注意的新资料,拓展史料的范围,固然是值得努力的方向,但同时也不应忽视以新眼光通过深入细致的阅读从一些常见的资料中发现新的讯息。
毋庸讳言,目前中国史学界对中国疾病医疗史尤其是身体史的探讨还极为薄弱,有待深入和发掘的论题在在多有,资料的搜集和利用、新研究方法的运用等等方面,也问题多多,特别是作为一种新的探索,目前所利用的分析概念和“中层理论”基本都是从别的学科和领域借用的,几乎所有研究者所提的问题与提问方式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制于现代西方的相关研究。这一状况在目前的研究中是自然而难以避免的,甚至是必要的。但长远来看,如何从自身的历史资源中发现自己的问题,并从中提炼出自己的概念和理论无疑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也惟有如此,才有可能真正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子。
〔作者余新忠,副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30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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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孝悌:《十八世纪中国社会中的情欲与身体———礼教世界外的嘉年华会》,《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台北)第72本第3分(2001年9月)。
②有关对不缠足运动简要的研究概况,可参阅杨兴梅《南京国民政府禁止妇女缠足的努力及其成效》一文的研究回顾。载《历史研究》1998年第3期。
③参阅杨念群《从科学话语到国家控制———对女子缠足由“美”变“丑”历史进程的多元分析》,载北京档案馆编《北京档案史料》2001年第4期。
④杨兴梅:《观念与社会:女子小脚的美丑与近代中国的两个世界》,《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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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5/12 11:27: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