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大事记之西安事变(二)

事件经过
12月11日晚間，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第二天清晨进行兵谏的命令。

12月12日晨5时，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东北军到临潼的华清池捉蒋，蒋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发现活捉，十七路军还扣留了在西京招待所的陳誠、內政部長蔣作賓、邵力子、福建綏靖主任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並以排槍掃射陳誠住所，中央委員邵元冲等人中槍遇難。[1][2]西安事变爆发。

当天，张学良、杨虎城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提出：

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停止一切内战。
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
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
立即召开救国会议。[3]
南京中央於當晚十一點半，召開中常會及中央政治會議聯席會議，決議奪張學良本兼各職，交軍事委員會嚴辦。會議最後決定剿撫並用，一面以何應欽為討逆軍總司令，一面以於右任為陝甘宣撫大使。

十二月十二日晚間，宋美齡在上海初聞西安發生事變之際，就想到澳籍友人端納是生於澳洲新南威爾斯州斯峪的記者，他一生的事業在中國，曾贊助過中國的辛亥革命，後來又成為北京北洋政府的客卿﹔曾為張作霖父子的謀士，與張學良交往密切，也是蔣中正的好友。 蔣夫人請端納到寓所，與孔祥熙共商，端納對於西安一行，認為義不容辭，當晚，即隨同宋美齡乘夜車前往南京。

 
五間廳窗戶上的“西安事變”槍戰彈孔（攝于2008年10月）12月13日晨八點，宋美齡致電張學良，告知端納擬飛西安，端納亦同時電告張學良。

12月16日，中央在勸阻張學良無效，各界函電交馳要求討伐，由政治委員會決議派何應欽為討逆軍總司令，劉峙為討逆軍東路集團軍總司令，顧祝同為西路集團軍總司令，分別集結兵力，由東西雙方同時向西安進行壓迫。隨即展開轟炸西 安近鄰城市，並逐漸轉向西安。張學良乃允許拘扣的蔣鼎文先返回洛陽，请国军方面暂停军事行动，避免冲突升级。

12月17日，斯大林指示中共，考虑到蒋介石可能成为未来中国抗日力量的重要领导人，希望放蒋。經過內部爭辯後，中共决定服从史達林的指示，中国共产党遂派周恩来到西安参与西安事变的协商。

12月22日，隨後瑞那全力週旋，宋美龄、宋子文等到西安。在飞机上，宋美龄把手枪递给端纳，说：“如果叛军对我有任何不礼貌行动，你可用此枪立即将我枪杀”。张学良、杨虎城去机场迎接，下机后，宋美龄与张学良说：“汉卿，这是我的东西，就不要再检查了把？”张学良马上说：“夫人，岂敢！岂敢！”张、杨与宋子文、宋美龄举行了会谈。后由张学良本人陪同宋美龄和端瑞往见蒋。宋美龄拿着一个梅干菜盒见到了蒋介石，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中记载，蒋见到宋后，眼泪直流，说：你怎么来了？“如入虎穴矣！”宋美龄劝蒋道：“宁抗日，勿死敌手”。从此，蒋介石的态度开始转变。

12月24日，蒋中正接受六项协议。即：

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
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
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
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
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其它具体的救国办法。
但是蒋介石没有意愿为他的承诺签订任何协议书，东北军和西北军有部下向张学良反应不满，称：“我们提着脑袋给你干，怎么到最后连个签字都没有？”张学良回道：“你们政治觉悟没我高，蒋介石虽然被捕，但是其政治实力还在，现在既然我们要放他，要把他捧为领袖，那么逼他签字，他到时还会反悔，现在要一个君子协议也很好。”张学良的这个提议遭到了杨虎城的反对，最后是在共产党人周恩来的劝说下，杨虎城才同意张学良的“不签字放蒋”的提议。[4]。

12月25日下午，蒋中正乘飞机离开西安，张学良亲自陪同。当日抵洛阳。离开西安前，张学良留下手令，把东北军交给杨虎城指挥。

12月26日，蒋中正抵达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被扣留

结果
西安事变后停止了内战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
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获得了休整的机会。
西安事变后，日本军加速了其侵略中国的计划，并在西安事变后之七个月发动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开始“抢关东”，毛泽东决定将中共内部所有根东北有关联的人全派去东北工作，其中包括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国民党方面，有人建议重新启用张学良。与此同时，中共却首先正式提出要求张学良回东北的要求。由于张氏父子在东北的声望很高，国民党中央曾经草拟立案：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行辕主任，胡宗南为东北行辕副主任，蒋经国为辽宁省政府主席兼辽宁省行辕秘书长”，但此议案被蒋介石拒绝，反而启用熊式辉主持东北工作，后来蒋介石此举被很多国民党内部官员视为蒋在东北走错棋的第一步，为最后失掉整个东北埋下了伏笔。国民党的大多数精锐部队在东北被中共全歼后，其在全中国的战局演变成兵败山倒之势，迅速丢失了整个中国。
事后，张学良送蒋到南京，抵南京后被军事法庭审判有期徒刑十年，但随后被特赦，张本人并未服刑，而是被长期软禁，由于抗战期间国军不断失去领地，张学良被软禁地点也经常变迁，其被软禁的设施环境也随之变化。杨虎城被送到国外后，秘密潜回香港打算参与抗日，但被国民党逮捕，并于1949年，杨虎城及其子女、卫士、秘书一共8人在戴公祠被军统局人员杀死，后被证实这次屠杀行动的直接指使者是毛人凤。
史達林釋放蔣經國回中國。
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后背重伤，终身不愈，后半生依靠拐杖或者要人搀扶走路

中國国民党方面的评价
胡适曾指出：中国形成一个领袖不容易，如果蒋中正出现不幸，中国将倒退20年，并明确定性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是“国家民族之罪人”。胡适曾经说：“没有西安事变，共产党很快就可以消灭了……西安事变对我们国家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宋美龄称张学良的西安事变：“他（张学良）不要地盘，也不要钱，他要牺牲
中國共产党方面的评价
據《人民日報》報道，周恩来对张学良、楊虎城的评价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5][6][7][8]
张学良自我评价
在事变之后几十年间，张学良一直堅持：“作为一个军人，我是应该被枪毙；但是依我的良心，我没有做错！”在张学良90岁生日的晚宴里，国民党多位重要大员，带着当时国民党主席李登辉的贺信，前去给张贺寿，张学良在宴会的致词里，效法使徒保羅，谦虚又兼客套的說：“我真是虚度了90，对国家社会人民毫无建树，正如圣经上所讲，保罗所说的‘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张学良自己感觉是万分的惭愧，我张学良何德，能够蒙诸位亲友的贺寿，我有什么寿阿......”
其他方面的评价
近代史学家唐德刚在做完了《张学良口述实录》一书后，这样评价张学良：　“如果没西安事变，张学良什么也不是，蒋把他一关，关出了个中国的哈姆雷特。爱国的人很多，多少人还牺牲了性命，但张汉卿成了爱国的代表，名垂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