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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崇阳艾滋病感染者的“被发现”，揭示当下艾滋病传染途径在城市与农村的流动趋势更加突出
文︱本刊记者 兰燕飞 崇阳报道
湖北崇阳出名了。
11月1日，湖北省启动第二轮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建设项目，咸宁崇阳县位列其中。湖北本地媒体报道，截至今年9月底，该县共发现73名艾滋病感染者，其中72人是农民，59人是外出打工期间感染的。
身处漩涡中的那些艾滋病感染者除了被贴上“农民工”、“性传播”等标签外，却一直处于沉默当中，无人知晓他们病从何来，路向何去？
你知不知道你得了艾滋病？
那黑暗的一天，陈志田永远也不会忘记。
2008年8月的一天，热浪滚滚，三辆车来到陈志田的家门口。带头的村支书脸色凝重，后面跟着的人物都似乎颇有派头。村民们没见过这样的阵势，纷纷围了过来。陈志田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在一周前，他还陪同已经怀孕七个月的妻子去隔壁的通城县做了一个检查，即将为人父的喜悦暂时掩盖了这个农村男子对无法挣脱的贫穷所带来的焦虑感。
“陈志田，你知不知道你得了艾滋病？”一个领导模样的人指着陈志田大声说。人群静默，随后是一阵骚动。
“我立刻就懵了，脑袋顿时一片空白。”陈志田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搭在椅背上的手仍然有些颤抖。
陈志田1981年出生。他兄弟六人，父亲当时给他取名为“田”，是因为那一年家乡分田了。农民将拥有土地的喜悦放进了孩子的名字中，作为纪念。处于县城边界的村庄几乎是这个县城最贫穷的地方。兄弟多，家里穷，陈志田经常连饭都吃不饱。
这个性格内向不爱说话的瘦弱男孩像大多数农村青年一样，小学辍学后走出乡村去打工。1996年，陈志田来到广东佛山，在一家纱厂做工。他勤奋努力，满脑子只想着要挣钱。“只有挣钱了，我的生活才不会那么苦。”
送牛奶、卖报纸、当小工……只要能挣钱，他什么苦活都愿意干。当口袋里渐渐有些积蓄的时候，陈志田也长大了。“一天24小时我干23个小时。”他说，家人打电话过来时，他连大嫂的名字都不记得了。他的性格发生了一些变化，他开始喜欢说话，甚至和朋友开玩笑。他有了一个目标，要盖个房子。
2007年3月，陈志田结婚了。他和妻子玉兰来到上海，以卖西瓜和甘蔗为生。他想着，成家了必须要更多的挣钱，“我家那么穷我不能让下一代也那么穷。”
2008年，玉兰怀孕了。夫妻俩高兴得不得了。陈志田觉得，他终于有能力和别人一样了。
没想到，生活和他开了一个黑色的玩笑。
几乎一天之内，陈志田得了艾滋病的消息传遍了七乡八里。
妻子玉兰在进行孕检的时候被查出感染艾滋病毒，邻县的医院因为没有联系上陈志田本人，就将电话打到了陈志田所在的县城疾控中心。所以，出现了开场的一幕。
陈志田在随后的检查中也被查出感染。崇阳县相关领导对他说，把玉兰肚子里的孩子打掉。战战兢兢的陈志田也不知道怎么办，相关领导继续做工作，说这个孩子必须要打掉。于是，在母亲肚子里待了七个月的孩子被打掉了。是个男孩。
陈志田发现他的生活已经改变了。
崇阳的尴尬
车进入崇阳境内，就可以看见绵延的山峰。鄂南山区之地，历来经济不发达，这边人主要以务农为生，但像中国大多数农村一样，这里的青年选择外出打工来实现自己的梦想。
在陈志田的村里，至今没有出过一个大学生。年轻人大多上完初中就出去打工。现在陈志田是同龄人中唯一一例在家务农的。他想办法把别人的田拿来种。一百五十块一亩，一共三亩。他种西瓜，去年西瓜收成还不错，扣掉肥料等成本钱，也只赚了个糊口钱。今年西瓜收成不好，陈志田再度萌生外出打工的想法。
像陈志田一样，怀惴着希望前往城市的农村青年们前赴后继。根据当地相关部门统计，截止到2009年，崇阳县有6万人外出打工，这相当于该县有十分之一以上的人口流动在外。崇阳县疾控中心主任沈芳明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经济不景气，回乡的人多了，发现感染的人数也多了，“外出打工收入增加，也使本县成为艾滋病重灾区。”
一个月后，中国艾滋病防治专家桂希恩来到陈志田家里，听说孩子被打掉后十分痛惜，他对陈志田说，艾滋病人可以生孩子。犹如黑暗中的一点微光，陈志田看到了一线希望。
危险正在来临，但图谋生计的人们却顾不上关注这些。艾滋病人的处境也很难引起人们的警醒， 桂希恩认为，这个人群中，至少有一部分人有心理障碍。对这个人群应该给予帮助和关心，“因为涉及到一个很大的群体，他们的精神伤害很大。”
11月初，玛丽斯特普国际组织中国代表处受第六轮中国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委托在北京举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社区骨干培训班。因为崇阳县没有人愿意去，陈志田被县疾控中心推荐前往北京参加，他的身份是第六轮中国全球基金项目组之一的铜鼓博爱工作组项目的成员。
陈志田并不知道他的身份，他填了表格，让干嘛就干嘛。他觉得北京的培训还是很有收获，尤其是和住在一起的安徽籍艾滋病患者交流了很多情况。
陈志田试图找到别的生计。
他担心出去打工在外面查出来了要被遣送回家，路费还得自己掏。他以前在家卖过鱼。这次，他去卖鱼，邻村的一个老头问他是不是陈志田，他说是。老头对周围人说，不要买这个人的鱼，买他的鱼吃会得艾滋病。
他的鱼再也卖不出去。
他又跑去工地抬砖头。说是砖头，其实就是石块。从一楼抬到二楼，一块一毛五分钱。他瘦小，一次只能抬两块。一天下来，别人挣六七十块，他只能挣二三十块。
艾滋病感染者的出路问题，也是当地政府甚为忧虑的一个难题。
成立于2007年的“铜鼓博爱工作组” 是一个有官方背景的民间组织。创办人是崇阳县疾控中心的老干部陈德甫。这一组织的名称来源于崇阳1977出土的一面铜鼓，据考古专家考证为商代晚期的绝世珍品，以此来命名艾滋感染救助宣传机构颇显当地特色。
陈德甫透露，崇阳县出现第一例艾滋病的病例是在90年代末。“那时候发现一个病例，简直不得了。”陈德甫说，当时给那个患者抽血的医生都很害怕，担心血弄到身上。第一例案例是来自于性传播，而这种传播方式也几乎是崇阳县后来抽查发现的大部分病例拥有的共同特点。崇阳县的艾滋病例迅速增长，从2008年的24例上升到2009年的73例。73例感染者中，有3例是吸毒和输血感染，余下70例全是经性途径感染。去年崇阳县疾控中心对部分返乡者摸底调查，受访的15000多人中，了解艾滋病危害和传播途径的不足一半，多数受访者表示，发生性行为时未使用安全套。
“崇阳是山区，穷，出去打工的人多，感染也多。”陈德甫说，在抽查发现的病例中，大部分都是二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其中女性感染比例还要高于男性，“农民工缺乏自我保护意识令人揪心。”据崇阳县一位政府工作人员透露，崇阳打工经济繁荣，从乡镇计生办的台帐可以发现，在崇阳，从90年代中期开始，大部分育龄妇女都出去打工，最严重的乡镇95%的育龄妇女都出去了。
媒体对于艾滋病疫情的曝光让崇阳觉得颜面无存。县委县政府、县疾控中心等相关部门主管领导听说有记者来访，纷纷以各种理由躲避不见。崇阳县委宣传部宣传科科长蔡亚君透露，艾滋病疫情“泄露”是在县里的一次会议上，当时有省疾控中心以及随行所带的媒体。“本来是想宣传崇阳在鼓励艾滋病患者生产自救这方面做得很好，没想到最后出来的报道引起了这么大的社会反响。”
崇阳县政府打落了牙齿往肚子里咽，只能吩咐各部门“严防死守”。“政府很头疼，太意外了。”蔡亚君说，本来有几个招商引资项目都谈好了，结果在节骨眼上发生这样的事，谈好的项目黄了。
连锁反应则可能是，在本地无法就业的青年仍将外出寻找机会。
寻找出路
2009年8月，陈志田的女儿出生了。大眼睛，黑皮肤，精灵可爱。
为了孩子的顺利出生，陈志田伤透了脑筋。镇里卫生所的领导告诉他，艾滋病患者生孩子可以享受国家优惠政策。但临产到医院的时候，他又被告知，先自己垫付政府再给予报销。于是，陈志田向亲戚借了3000元把妻子送进了医院。
出院后，他找县疾控中心相关领导，领导说，把发票先留着。于是，陈志田又拿着发票回家了。有了孩子后，陈志田生活最大的变化来自于经济压力。
陈志田和妻子已经一年多没买过一件衣物。脚上的鞋子沾满灰尘，他说，那是前年买的，那时候还没查出来，一切还好。现在鞋子已经破了，下雨天穿着会漏水。
前段时间，孩子要买奶粉，他把结婚时候买的液晶电视给卖了，卖了一千多块钱。“买的时候四千多呢。”妻子玉兰说完就低下了头。经济和社会的压力让他们觉得自己孤立无援。
在陈德甫看来，政府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包括年底的时候挨家挨户上门做工作，让打工回来的人去县里进行免费血液检测。而已经成立了两年的“铜鼓博爱工作组”也在第六轮中国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湖北省2009年项目招标中获得38580元的项目经费支持。虽然陈志田根本就不知道这个项目，他称自己没有拿到过一分钱的支援和帮助。但“铜鼓博爱工作组”仍然成为崇阳县卫生防疫工作的一面招牌。在崇阳县疾控中心的一楼，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办公室房门紧锁，旁边的工作人员说，那里通常没人。
陈志田只是需要一点启动资金，他想种甘蔗，但手里一点“本”也没有。“只要让我种起来，我就可以养活自己和家里人，我们都不想做国家的五保户的。”他说。“铜鼓博爱工作组”、“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这些词语他很生疏，也不懂，他也不知道这些是不是可以帮助到他，没有人和他说过，更没有人教他如何求助这些组织。
第六轮中国全球基金艾滋病湖北省项目办主管杨连第介绍，通过基层申报，公开投标，湖北省此次一共有17个项目招标成功。这些项目组都在基层，目标为难以接触的敏感脆弱人群，“第六轮有意将防控放在非政府组织上，就是因为NGO最容易接触这些人群。”杨连第说，基层NGO小组填补政府职能的空白，是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从第三轮到第六轮两年时间里成功探索的经验。
陈志田夫妻俩最大的愿望，就是小孩不要有艾滋病才好。医生说，要满18个月才能检测出来。还有15个月。这15个月，他们逗着她笑，给她买摇篮牌奶粉，和她说话。女儿喜欢别人和她说话，只要对着她说话，她就会高兴得手舞足蹈。但几乎没有和她说话的人，除了夫妻俩。“希望孩子不要有这个病。”这个念头无时无刻不在他们脑海里回旋，也像一种希望支撑着他们蹒跚走下去。
11月18日，大雪初晴的崇阳县城，陈志田骑着一辆二手的三轮摩托车，带着老婆孩子进城了。
(为了保护个人隐私，文中所提患者均为化名。)
农民工艾滋防控艰难棋局
据统计，每年有超过7000万农民工往返于城市与乡村，当这些归乡者成为艾滋病病毒的易感人群后，一个必须正视的危险正在逼近。
文︱谈乐炎
农民工的性生活问题就像潜伏在防艾工作中的一颗炸弹。
湖北崇县的遭遇只是全国的一个缩影，那些流动在大城市的部分农民工，日渐向“艾滋”靠近。
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防治研究所副所长李艳博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广东省估计目前有HIV(艾滋病病毒)感染存活者56000人，外来民工几乎占了一半，大都是通过异性传播。
在农民工输出地和农民工流入地，都面临着同样的防艾难题。截止到2008年底，全国累计报告的艾滋病及感染者为276335例，其中艾滋病人为82322例，累计死亡为38150例。相同的时间内，中国农民工总数为2.25亿人。有1.40亿人在本乡镇以外就业，占总数的62.3%，其余人在本乡镇以内务工。截至2009年春节之前，在1.40亿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中，有7000万返乡。
这两个庞大的群体，一旦日渐交集，将成为一个无法忽视的社会问题。
无法回避的现实
“在艾滋病防治中，农民工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人群之一，政府非常重视，将农民工宣传教育工作纳入到防治工作的重点之一，深入开展了农民工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活动，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以下简称性艾中心)副研究员吕柯告诉《小康》记者：“但是农民工由于规模庞大，流动频繁，加上其独特的经济、社会和人口学特征，使得农民工的艾滋病防治形势依然严峻”
有机构曾对4000多名分布在多个行业的农民工做过一项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者平均3年转换一个打工城市，3年转换一个打工行业，1.8年转换一个打工单位。
“我们在山西、吉林这两个省做过一个抽样调查，调查农民工艾滋病感染率怎么样，结果农民工感染率略高于全国人群的平均水平(0.05%)。”性艾中心副主任医师胡虹说。
流动在城市里的农民工，大都为18～49岁的青壮年。吕柯说，由于他们生理心理卫生知识缺乏，容易发生不安全因素性行为，有些地区还存在共用注射器吸毒现象，这些因素将会造成艾滋病等其他传染病的传播。
“作为疾病预防控制部门，我们的任务主要就是预防和控制疾病。从预防来说主要包括两种手段，一个就是宣传，一个就是干预。”吕说。中国政府之前已经启动了农民工宣教工程，把艾滋病预防知识有针对性地通过各个部门的联动，尽可能覆盖到农民工。
“比如农业部有个阳光工程，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时候把艾滋病预防知识(当然也有其他宣传知识)教给农民工，人力资源和劳动保障部门作为劳务管理部门，在城市中举办劳务培训班也把包括艾滋病在内的卫生知识教给他们，比如建设部，它管建筑工地比较多，在建筑安全教育过程中也把包括艾滋病在内的卫生知识教给他们等等，可以说近年来各部门结合自身优势，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农民工宣传教育工作。”吕柯说。
农民工是这个经济日益发展流动性加剧背景下的一个群体，更大范围内的流动人口也在面临着相似的问题。云南省某县对1517名村民进行外出流动与艾滋病病毒感染的研究，结果有外出史者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15.6%，显著高于无外出史者的8.8%。不能忽视得背景是，户籍制度的封闭，以及捆绑在这上面的医疗和社会保险的断裂，在社会日益流动的今天，问题变得更为难以控制。“现在我们国家对艾滋病毒感染者及艾滋病人的管理是属地管理，也既现住址管理。”胡虹说，我们国家有个艾滋病综合防治数据信息管理系统，“只要你是感染者和病人，有关信息都在系统里面。”
被纳入这个系统的艾滋感染者和病人，有关信息都是被保密的。“这个信息系统会有更新，如果你的现住址变了，例如回家，医生会在网上改变你的现住址，你回家之后也主动到乡卫生院或疾控中心联系，当地就会把这个工作接过来，继续做下去。”胡虹说。
“当然我们不能说百分之百的管理，也会有遗漏的地方，中国太大了。”胡虹坦言，如果这个系统管理得很好，那无论到哪里，艾滋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都能被追踪。在这个国家构建起来的防控体系中，更为关键的是为感染者和患者本人的态度，“他们也要有一个主动的态度，流动时主动与流入地医疗卫生机构联系。”胡虹说，对于农民工这个流动性大的群体，这非常关键。
各地“四免一关怀”政策的“落实也不平衡”，部分地区“缺乏针对抗机会性感染治疗以及与治疗有关检测的配套政策”。“与艾滋病防治的需求相比，基层防治工作的人员数量明显不足，队伍不稳定。防治工作能力有待提高，尤其农村卫生基础条件差，防治技术力量十分匮乏。”吕柯说。
民间的努力
目前，除了官方的力量，民间的社会团体和NGO组织也在各自努力。
红树林组织先后在4个省份设立了7个项目点。另一个名叫阳光地带的民间组织已有11年历史，2008年度，阳光同志关爱小组在第六轮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基金和中盖项目基金的支持下，针对男男性行为(MSM)进行各项公益艾滋病防治活动。
“从目前来看，外地来京居住的暂住人口发病率要高于北京常住人口，但我们这暂住人口有的很多是到京居住好多年了，不是狭义上理解的‘短时’流动，相对还是固定。”王克荣告诉《小康》。她是北京地坛医院红丝带之家主任，是我国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获英国贝利·马丁奖的护士。 “北京红丝带之家”成立于2005年，是国内最知名的艾滋防控民间组织。
王克荣创建了适合我国文化背景下的艾滋病患者生理支持监测——心理情感支持——社区关怀管理的护理模式。
王认为，作为基层防控人员，可以做的是在他们离乡打工之前对他们进行艾滋病教育，加大对农民工支持力度，让他们定期返乡，或家属探望。
“尽量没有性生活，有的话也要一夫一妻健康性生活。”王克荣说，另外一个，可以在农民工中间推行适当的自慰，比如手淫。尽量避免不安全的性行为。“教给他们一些自慰的方法，分散注意力，他们在城市中很空虚。”
“如果长期听之任之而不去想办法的话，艾滋病和性病将会加速蔓延”。 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省人口计生委主任张枫说，政府应该为这些人群提供夫妻宿舍或钟点房，同时还建议他们使用性工具解决自身需求。
王克荣还有一个担心，城市中的男同性恋群体很多，“我怀疑农民工会不会和这个群有交集，城市当中的同性艾滋群体发病率较高，农民工和这个群体接触，会发生感染。几率还是比较高的，我知道有些公园里，就有这些群体，有的(农民工)就是单纯的为了钱。”
李艳认为，设置夫妻房只能短期的解决农民工性需求。在面对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到城市和沿海发达地区打工的情况，实际上要解决的，是把农民工以及他们的家庭逐渐地本地化，也就是把他们融合为城市人口，使他们有正常的家庭生活，这才是农民工除了赚钱以外最迫切的要求。
艰难棋局下一步
河南上蔡县文楼村，曾经被媒体称为中国艾滋第一村。
现在这里变成了中国第一个免费接受艾滋病治疗的村子，上蔡县的艾滋病防治工作经历了最初的恐慌、动荡及最初的手足无措，媒体的报道曾经让地方官员们头大如斗。但随着艾滋病感染的高危状况的迅速披露，其后的救治和防范得以逐渐展开。
上蔡县卫生局侯振华局长告诉《小康》，自2000年出现艾滋病疫情以来，该县形成了政府主导、多部门合作、全社会参与的防治工作格局；艾滋病的再传播得到遏制，抗病毒药物三级督导模式在全国推广，个人账户与重病统筹相结合的管理模式在全省推广。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两次造访，则使这里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得到了更大的推力。联合国副秘书长、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皮澳特到访此地后则说，“我要向全世界推广你们的经验。”
上蔡县的经验或许可以给更多的劳务输出大县或大省提供一种现成的途径。但显然并不容易。
“这次湖北的事情也要从基数上来看，好像它这次查的是50万人，发现了这么多艾滋病，其实这个按照国家整个发病率来说，也是吻合的，只不过这么集中，会引起关注。”王克荣说。
当中国艾滋病感染者已接近100万大关的今天，借鉴国外的经验尤其重要。
国内官方层面也已经开展了相似的努力。广东东莞市卫生局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常平镇正式启动农民工艾滋病防治模式研究项目。“东莞市农民工集中的劳动场所艾滋病防治模式”项目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社区为基础的艾滋病防治策略及试点研究”子项目，旨在形成一个长效的、可持续的农民工集中的劳动场所流动人口艾滋病防治策略和模式。
在这些年里，上蔡县也陆续有从城市返回乡村的农民工，从事基层卫生工作的侯认为返乡农民工的免费体检至关重要。
“建议国家出台政策，使外出务工人员可以享受免费的艾滋病抗体初筛和确认检测。艾滋病本身是一个病，但它具有社会性，因此，建立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艾滋病防治工作机制是有效遏制艾滋病经性传播的根本方法。”侯说。
(刘建华对本文亦有贡献)
来源： 《小康》杂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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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2/2 00:0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