卵子贸易

梁知行

现代技术让很多有生育缺陷的人获得了自己的孩子，同时将女性的卵子变成了奇货可居的商品，跨国生育诊所应运而生，它们利用各国政策差异牟取暴利。

　　克里诺斯·特洛库德斯对女人有这样的认识：“如果你肯花钱，”他笑着说，“就能得到很多女孩。”一个满头白发、身穿白大褂的老人似乎不该如此粗俗，如果你这样认为那肯定是误解了他的话。

　　特洛库德斯是一位胚胎学家，在塞浦路斯首都尼科西亚有一家名叫佩蒂奥斯的IVF(试管受精)诊所，他的工作就是收获人类卵子。每年，数百名妇女在他的诊所受孕。1992年，一名49岁的妇女在他的诊所接受试管受精后产下一名健康女婴，特洛库德斯还因此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两年前，一名70岁的印度妇女产下了一对试管双胞胎，打破了原来的纪录。但特洛库德斯的成就已经让塞浦路斯声名远扬，人们都知道这里的医生敢于突破生育产业的界限。

　　过去10年里，全球对人类卵子的需求疯狂增长，与此同时，人工受孕成了一项产值上十亿美元的跨国产业。在试管受精技术诞生30年后，每年有25万个试管婴儿出生。虽然大多数卵子依然来自孩子的母亲，但随着越来越多大龄尤其是绝经后的妇女期望成为母亲，造就了卵子贸易的迅速增长。

　　这一产业包括了形形色色的人物，有意图良好的医生，冒充行家的骗子，绝望的父母和最让人意外的企业家，当然还有生育年龄的女性。这个行业是经济学家大卫·理查多提出的比较优势的典范——— 贫穷国家的穷人女性将卵子卖给有商业头脑的医生，医生再将它们卖给发达国家的富有夫妇。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众多令人深思的问题：可以像对待母鸡一样对待女人吗？给她们注射荷尔蒙，以便收获卵子卖钱？普通商品的生产标准是否也适用于生产有生命的物质和那些孕育卵子的女人？人类卵子和普通产品一样吗，卵子捐献者是否仅仅是生产线上的一个螺帽？

　　这些都是涉及生产外包和高效率市场的基本问题，只是这里谈论的是人而不再是物品。不幸的是，西方世界在这个问题上并未达成一致。一些国家，比如以色列，禁止在其国家收获卵子，但却资助其公民的试管受精手术，即使采用的是捐献者卵子，只要卵子从境外获得。美国还没有任何规范卵子捐献的法律，但美国生殖医学会的非约束性准则认为购买卵子是不道德的，补偿捐献者损失的工资和路费除外。据塞浦路斯卫生部官员卡罗琳娜·斯黛里阿努说，在塞浦路斯和其他欧盟国家，“补偿是被许可的，购买则被禁止。”实际情况和这句话本身一样让人疑惑。

　　这种混乱现状创造了一个繁荣的市场、千差万别的价格和各种各样的服务。在美国，全套卵子植入服务———包括获得捐献卵子、试管受精、受精卵植入——— 花费超过4万美元。在塞浦路斯，只需8000美元就能获得同样的服务。在英国，由于严苛的捐献政策，想要孩子的夫妇也许要等上两年才能得到一个卵子。在西班牙，等待时间大大缩短——— 提出要求两周后就能接受受精卵植入手术。至于卵子的价格更是毫无标准可言：一名美国妇女卖一次卵子平均可获得8000美元，如果她毕业于常春藤名校，价格还可高达5万美元。SA T分数每增加100分，卵子价格可相应提高2350美元。另一方面，一名未受过教育的乌克兰妇女被空运到塞浦路斯接受卵子摘取手术时只能获得几百美元报酬。

　　按人均计算，塞浦路斯是世界上生育诊所最多的国家。无论是否有执照，它们提供周全的服务，甚至包括在其他国家被严令禁止的项目——— 比如性别选择。人们从欧洲各国、以色列等地慕名而来。这里价格有竞争力，等待时间短，治疗间歇还可以在美丽海滩上打发时间，而且享受的待遇通常并不比其他地方差。在这里，想要孩子的夫妇可以买到性价比最高的服务；穷苦的女人可以给她们的卵子找到市场。供需双方的绝望造就了塞浦路斯这个卵子集市。

　　正如传统集市一样，卵子集市的法则也是不透明的。以名字响亮的国际试管受精及胚胎植入前诊断中心为例，这家诊所成立于1996年，深受希望到国外接受生育治疗的以色列患者欢迎。这家被当地人称为Petra的诊所位于人迹罕至的海边，夹在两个小渔村中间。在刮风的冬日，这里寒风凌冽，实在不像是生命开始的幸运之地。

　　在计划拜访Petra前一天，我和过世的诊所老板的儿子奥勒格·维林斯基通了话。他告诉我，Petra的主要业务并非生育治疗，虽然它确实实施与生育相关的手术，包括卵子捐献。他并不愿意我亲自拜访，他说那地方现在几乎完全用于治疗罕见的遗传血液病。

　　这让我大吃一惊。因为诊所的网页传达了完全不同的信息。比如，2月初，它公布了一张卵子捐献者的菜单，上面有大量俄罗斯和乌克兰适龄女子。在当地接受荷尔蒙治疗后，她们被空运到塞浦路斯接受卵子摘取手术，然后又被空运回家。网站上没有捐献者的照片，但提供了详细的描述。比如，17P号捐献者年龄23岁，身高1.75米，体重59公斤，栗色头发，棕色眼睛，大学毕业，B型血。她将于2月10日抵达塞浦路斯。

　　不顾维林斯基的反对，我驱车来到Petra诊所。红砖墙和装饰十字架让它看上去像旧式的修道院。一名40多岁满脸疲惫的管理者接待了我。她叫加林娜·伊万诺维纳，是俄罗斯人。她显得很戒备，她说过去几年，很多记者来访，写了很多不实报道，尤其是英国记者。比如有报道说，诊所故意过度刺激捐献者，让她们一次生产可能危及身体的大量卵子。

　　虽然如此，她依然乐于向我介绍诊所的运作。她说，大多数卵子捐献者都是为了换取经济利益，“完全是为了钱。”每位捐献者可以获得500美元报酬，但她们必须为此付出时间，并让身体承受危险。这并非耸人听闻。伊万诺维纳告诉我，一位捐献者差点送命。

　　在我拜访几个月后，塞浦路斯警察局突袭Petra诊所，指控它从事卵子走私，但这并不是它被查封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它提供的服务和执照不符。执照上标明的诊所功能是治疗地中海贫血。维林斯基说，“原本确实是为治疗血液病开始的，可是这方面需求不大，生意难做。而我们看到了市场对卵子的需求。”

　　正如名称所暗示，所谓捐献者是指出于无私的动机无偿奉献出自己的卵子。根据欧盟法律，其成员国(包括塞浦路斯)必须“努力”确保卵子的捐献是自愿无偿的，但允许补偿因捐献行为给捐献者造成的工资损失和旅费花销。欧盟卫生专员安德罗纳·瓦西利乌说，关键在于，“成员国要自己划分补偿和盈利之间的界限。”

　　这一规则轻易被消费者和供应商钻空子。《美国生物伦理学杂志》编辑爱德华兹·麦基说，“现在要收养一只猫也比购买一个人类卵子困难。”根据欧洲社会人类生殖和胚胎学2010年公布的一份报告，每年有2.5万外国人到欧洲接受捐献卵子手术。被调查者中有超过一半选择外国是为了逃避其祖国的法律。塞浦路斯政府估计，每年，在这个岛国，在年龄18岁至30岁的女性中，50个之中就有一个出卖卵子。一家非政府组织的分析者说，在塞浦路斯的东欧移民中，这个比例甚至高达1/4。还有的人每年几次出卖卵子。相比之下，在美国女性中，捐献卵子者只占1/14000。

　　“捐献卵子被描绘为无私的行为，这意味着分文不取，”塞浦路斯胚胎学家萨瓦斯·库恩多洛斯说，“一个人甘愿连续几周被注射荷尔蒙，然后接受全身麻醉，取出卵子，承受这一切痛苦只因为她们心地善良，谁会相信？”靠库恩多洛斯的帮助怀上孩子的女人不计其数，在这方面他恐怕比成吉思汗还要厉害。当然依靠无私捐献的卵子是无法取得这样辉煌成绩的。他还计划继续发挥自己的特长，让更多女人受孕。最近，他投资超过100万欧元在度假胜地利马索尔建立了最先进的试管受精诊所。

　　生育产业链创造了很多人们意想不到的机会。不愿透露真实姓名的俄罗斯移民娜塔莎为塞浦路斯一家著名诊所担任卵子侦探。她这样描述典型的卵子捐献者：“她在互联网上碰到一个塞浦路斯人，投奔过来，以为可以找到幸福生活。可是，几个月后，他们分手。她身处陌生国度，没有工作、签证、落脚的地方和其他挣钱方法。俄罗斯人很难在这里获得合法居留文件，她必须尽快赚到钱。健康是她唯一的资本，幸运一点的是她还有几分姿色。”娜塔莎说她还没有碰到过任何因为钱之外的其他原因提供卵子的人。她说市场对俄罗斯女子趋之若鹜，“因为她们的肤色白。”

　　但医生不能完全依靠侦探。卡门·比斯拉鲁来自罗马尼亚，曾靠在餐厅跳舞为生。她生下第4个孩子后，还在医院休养，帮助安排别人收养了她的孩子的医生问她是否愿意出售卵子，一次2000美元。“他知道我的绝望处境，”她说，“我没有钱，没有其他办法养家糊口。”

　　比斯拉鲁说，因为担心身体受到影响，她当时拒绝了医生的提议。但是，接下来一个月里，这名契而不舍的医生每周给她打电话，希望她能改变主意。失败之后，他又说服她帮忙寻找可能的捐献者。她给了他一些名字。她的几位熟人接受了医生的提议。她们都是为了过日子。她说，“我们都是弱者。”

　　普林斯顿大学的生物伦理学教授彼得·辛格并不反对出售卵子。“我不认为出卖可再生的人体部分从原则上和出卖劳动力有什么不同。当然，和劳动力交易一样，当公司开设到外国，不可避免就会出现违规问题。但好处在于，它为穷人提供了一种生计。”他说，“这不等于说不存在任何弊端。但正因为如此，公开的规范的受监管的贸易总好过黑市。”

　　如果说塞浦路斯是生育产业的无序边疆，那么西班牙就像是巍然屹立的堡垒。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西班牙就成为IV F旅游的首要目的地。在巴塞罗那的马凯斯研究所，你将明白背后的原因。

　　研究所坐落在市区最时髦路段一幢14世纪建筑内。在滑动玻璃门后，有两个胚胎学实验室，身穿蓝色无菌服戴着面罩的工作人员把婴儿制造变成了浪漫的科学。一位女士坐在监视器前，点击放大了试皿中一堆精子围绕一个巨大卵子的画面。这位技师转动控制面板上的一个圆盘，将一个皮下注射器针头对准目标精子，按下一个按钮，将精子吸入另外的舱室，在那里，精子的尾巴将被切掉。“切掉尾巴，可以帮助它在被植入卵子后释放遗传材料。”她解释着，将针尖插入卵子细胞壁，把精子注入其中。受精完成。

　　如果胚胎成功生长成一个小孩，他(她)很可能在英国长大。2007年，英国立法禁止买卖卵子。2009年，马凯斯研究所在伦敦开设办公室，提供保证受孕的全套服务。3.7万美元包括3次IV F手术。外国顾客源源不断，现在诊所在顾客签单前就得开始寻找适合的捐献者。事实上，它“圈养”了众多注射了荷尔蒙的捐献者，她们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卵子。“有时候，如果找不到顾客可能浪费卵子，但这是必须的代价，”胚胎学家约瑟夫·奥利维拉斯说，“这样我们才能保证稳定的供给。”

　　西班牙法律禁止选择捐献者特征，这一点无疑也推动了马凯斯的生意。匹配捐献者的任务完全被交给了医生。诊所可以笼统描述捐献者的群体特征。为了吸引顾客，他们确实注重在大学生中寻找来源。但是更可靠的来源——— 尤其是在失业率超过20%的情况下——— 是西班牙的南美移民。他们中有不少是非法入境者，挣钱的途径有限。购买卵子的顾客并不在乎卵子的出处。她们经过多次失败的手术，几近绝望，为了得到孩子不惜一切。

　　智利移民尼科尔·罗德里格斯说她抵达西班牙后不久就卖过卵子“我们并不是非法移民———我们是艺术系学生———只是还没有拿到工作许可证，”她说，“这好像是很容易赚的钱。”她知道诊所的要求：“我的皮肤有点黑，但幸运的是，当时是冬天，皮肤变得白了一点。去诊所时，她们问了我的皮肤颜色，我事先涂了厚厚的化妆品，所以她们判断我的皮肤是白色的。”

　　她描绘了和诊所招募者的第一次对话：“我问，‘你们肯付多少钱卖这些卵子。’她立刻就说，‘你是说捐献卵子？’我立刻改正说，‘抱歉，抱歉——— 是捐献。’”在摘取卵子时，她选择了全身麻醉，醒来后，发现身边放着一个信封。“就像是嫖客把钱留在妓女的床上。”她得到了1400美元，足够她生活3个月。

　　“这一技术正处于转折点，”瑞士生育服务公司精英IV F创始人兼CEO大卫·谢尔说，“只要你提供精子，我们基本上就能把一个婴儿快递给你。”当然，多数父母不会如此冷漠地看待这一交易。对于他们，这个混乱不规范的市场依然神奇不可思议。

　　拉维·亚伦和奥马尔·夏茨基是生活在特拉维夫的同性恋男子。2008年2月，为了让他们的婚姻在以色列得到承认，两人在多伦多结婚。但是拥有孩子的梦想似乎遥不可及。亚伦说，“作为同性恋伴侣，在这里几乎不可能收养。雇佣代孕者是唯一选择，但是代孕加上购买卵子费用就可能轻易超过30万美元，还得经过几年的法律官司。”

　　精英IV F让一切变得相对容易，只要他们接受全球化的服务方式。就像旅行计划网站O rbitz搜寻多家航空公司寻找最优交易、拼凑出一个最划算的旅行计划一样，谢尔在墨西哥城找到了一名白人卵子捐献者。但是墨西哥并没有保护未来父母的完备法律。于是谢尔将代孕母亲从美国空运到墨西哥，接受了两枚受精卵子的植入手术。一个精子来自亚伦，另一个来自夏茨基。去年11月，兄妹俩在加州出生成为了美国公民。

　　“对于我们来说就像中了大奖。”亚伦说，“从遗传角度说，一个孩子属于他另一个属于我。但因为卵子来自同一个捐献者，所以他们也是有血缘关系的兄妹。我们不可能拥有更完美的家庭。每个人之间都是相连的。”几周之内，亚伦和夏茨基办好了合法收养两个孩子的手续，将他们带回特拉维夫，全部花费12万美元。”

　　相比其他公司，精英IV F进一步将宝宝制造变成了全球化产业。对于谢尔，服务外包是现代技术将生育过程从卧室搬进实验室后的必然结果。像Petra诊所和马凯斯研究所一样，精英IV F也向顾客提供更廉价的卵子和全套服务。不同于地区化的公司，它的运作范围遍及全球，在英国、加拿大、塞浦路斯、以色列、墨西哥、罗马尼亚和美国都有办公室和合作诊所。听说土耳其刚立法禁止卵子捐献，谢尔已计划将业务扩展到那里。

　　在谢尔看来，各国的制度和价格差异是减少原材料成本的绝佳机会，而消费者是最终受益者。全球化运作方式可以为他们提供在家无法获得的几乎任何生育服务。想要选择孩子性别，这在多数国家都是非法的，但墨西哥的诊所却可以帮你达成心愿。年龄太大，在美国无法接受IVF？塞浦路斯将是解决办法。

　　今天，精英IVF的诊所、卵子出售者、代孕母亲网络每年生产200至400个孩子，帮助创造了许多亚伦和夏茨基式的家庭。情况只会越来越复杂化。谢尔说，“未来将属于设计宝宝。”他说一名有意和精英IVF合作的投资者对他提议说：“亚洲的代孕母亲可以携带美国超级捐献者的卵子，它们来自拥有SA T高分和名牌大学学位的模特，价格高达10万美元。这些宝宝每个可以卖到100万美元———首先是卖给他的朋友们，然后再销往世界各地。”谢尔拒绝了这个提议，但他认为迟早有人会将其付诸实践。

　　
编译：宇

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