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专题缘起
日前，中国传统医药已申报了我国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并已通过公示阶段；同时，它还将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其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报告。与同期申报的少林禅宗武功、福建南音等项目相比，“中国传统医药”的申报报引起的议论显得特别多。一方面，“中国传统医药”这个词既大且复杂，把一个行业打包申请，是否合规范本身就是一个问问题；另一方面，从中医药产业的方兴未艾、中医院遍地开花的现实情况来看，也看不出它与“文化遗产”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自从昆曲、古琴等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并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与现实利益之后，越来越多的略具民俗和传统文化特征的文化种类，都纷纷加入了“申遗”的狂欢之中，第一批公示的501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从1315项申报者当中遴选出来的；还有40项已在向联合国递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请书了。而此前，中国申请自然遗产、文化遗产曾经形成过小高潮，很多项目的申报都是直奔商业目的的，成功申请者往往成为旅游景点，门票涨价，被开发、开发、再再开发。如今，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也像是一个注册商标，大家借此待价而沽呢？
对中国传统医药的保护，无疑是一件好事，但以一个囊括八大种类的庞大个体去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对匮乏资源的一种褫夺？如果申报成功，它又将如何发展？
概念释疑
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要区分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很简单: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东西’。”去年7月，辽宁大学教授、国际民俗学家协会最高资格会员乌丙安在苏州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上这样说道。
在他看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是相对的。英文称之为“intangible”，日本、韩国译为“无形文化遗产”，中国译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其实质都是一样的。这种无形资产主要来自技艺和构思。尊重艺人、工匠，老师傅，是因为他们身上有某种将要灭绝的绝活。
中央民族大学民俗研究学者祁庆福对此有深入的分析，他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主要在于精神。分为两种，一种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包括不可移动文物，如故宫、长城；可移动文物，如博物馆里的展品；历史文化名城。一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但两者并不是割裂的，物质文化遗产里的文化精神也同样很重要，必须要有历史人文价值的才能称为文物。
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不以物质来表现，而且指的是一种传承。文化遗产离开人还可以存在，与人的关系不密切，但非物质文化遗产离开人就不存在了。昆曲就离不开演唱者或表演者。古琴的演奏，在中国的音乐史、演奏史、乐器史上都有突出的地位，在艺术表现方面也不俗，“注意，这里重要的是演奏这种绝活，是演奏者本身的技艺，而不是琴本身。”祁庆福说。联合国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评定主要是根据价值和濒危性。但祁庆福也表示，这些原则在现实中处理起来并不容易，意义具有不确定性，各人对其重要性与濒危性的认识也不完全一致。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词，历史已发生过不少改变。最初，中国叫“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后来称为“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昆曲即是获得此种称谓)，自从2003年出了《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后，才有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统一的称谓。但直到现在，对于其内涵，学术界还有争议。
祁庆福说，“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规定和国务院颁布的相关条例，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求一是传统的、有年头的；二是世代传承下来的，有民间性的，虽然聊以糊口，但不以盈利为目的，没有介入商业目的。”他给我们举了个例子，“我就认为京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能不能评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既要看他的价值，又要看他的濒危性。京剧的濒危倾向很强。虽然看似很热闹，如果国家不扶持，就不行了。”
争论1:中医打包申报是否合适？
此次打包申报的中国传统医药里共包括八大类:中医理论、养生、诊法、疗法、方剂、中药、针灸和民族医药(含藏医药和蒙医药)等。这就难免带来一个问题:这么大的题目，到底适不适合与一个节日、一个舞蹈、一种剪纸技法一起竞争？
记者采访了相关的学者与专家，他们都曾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程度地介入过此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评审，对于这些文化遗产的保护已进行了多年的研究和探讨，但即使在他们之间，也有明显相左的观点和态度。
正方:必须作为整体出现
(乌丙安，辽宁大学教授)
中医药是很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有的疗法、诊断、制药的过程，开药方的方法都是重要的技艺。已制成的药品虽是物质，而如何炮制成药，又是属于非物质文化的范围。
并不是单个药方就能代表中医药文化，必须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就像京剧的申报一样，同时包括它的造型、舞蹈、服装、唱腔、表演等多项内容。不能说针灸是，切脉就不是、推拿就不是。另外，光有中医理论也不行，诊断是最重要的，而只有诊断没有理论，就不能成其为中医了。
反方:一个产业申报不合适
(祁庆福，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满足以下条件: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二是有价值，三是亟须保持。
我的理解是，中国医药本身不能说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只能说，中国医药中含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这一部分和文化习俗有关、和工艺技术有关，不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我迫切希望申请者把这些内容整理出来。
我们要保护的是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我认为，中医是一个行业、医药是一项产业，拿一个产业来进行申报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不合适的。具体负责人没有好好学习文件，没有好好学习联合国的相关公约，因为申报是需要满足很多条件的。总不能把整个“中医药百科全书”的全部内容拿来申报吧？这次有人申报“纳西族东巴文化”，评审的时候没有通过，因为只能说“东巴文化包括着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它不是一种表现形式，也不是一种文化空间。如果这样申报，岂不是就像申报“中国古代建筑”一样，一下子就把整个行业都包括了？总不能报一个“中华文化”全部都进行保护吧？
这个题目太大了
(宋兆麟，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
中医药很重要，涉及国计民生，很有中国特色，但报起来也有点危险，因为题目太大了。中医药有几千年历史，领域特大。打包来报，很麻烦，批不批还不清楚。而中国传统医药又分为两大块，一块是汉传统医药，一块是少数民族医药，其中又包括藏医(分为南藏医、北藏医)、瑶医、苗医等，都跟他们所居住的环境有关。几方面差异这么大，怎么把他们能拧在一起呢？
申报应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中医药价值；第二部分，讲中医药目前的定位状况；第三部分，讲如何保护。目前，主办的中国中医药管理局只谈了第一个部分，后面的工作还未做。这次的申报工作，分类上没有做好，像音乐、舞蹈都各自分成一类，中医药这么大，当然应另成一大类再细报项目了。
这次申遗，是文化部让中医药管理局来申报这个项目的，而他们又把这项工作交给内部的中医药文献研究所来做了，他们更偏重于文献。今年一月，我就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国传统医药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组的会议上，特意带了同仁堂的老档案过去，他们都抢着看这些历史文物。我平时喜欢逛旧货市场，陆陆续续发现同仁堂六七百件的文物，包括同仁堂的宫廷药方，医学打假广告。从这些证据里可以发现明代已有同仁堂。专家以前一直以为同仁堂是康熙八年成立的，但我把这个历史上推到崇祯年间。事实证明，即使是拿中医药里的某一个老字号来申报，内容也已非常丰富。
中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分为三级:国家级的、省级的、县级的。申报成功，有了名分，国家就会出资保护、宣传，给予一定的优惠。像这样打包申报，受惠者是谁，又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目前，文化部也对打包申报尚没有批准。此前，评委会对“北京的香会(花会)”的打包申报也否定过，因为香会是一个组织，里面包括狮子会、高跷会、小车会等，内容非常丰富。
按我来看，应该分为针灸或药王庙会、同仁堂等单项申报，胜算更大。
争论2:中国传统医药已经成为“遗产”了吗？
在国内，无论是怎样的城市，都会有几所规模不等的中医院，更不必说乡间活跃着的多是些老中医了。同时，中国还有多所中医药大学，源源不断地培养出新的中医师。中医作为一个行业，根本没有一个生存与否的问题，甚至还保持相当的主流地位，这就不免让人疑惑:中国传统医药的现状，一点也没有濒临灭绝、需要保护的样子。
宋兆麟对于消亡的文化与保护之间作了一个比较:“一种是已消亡和正在消亡的，有的未必需要保护，如云南猎头习俗、西藏农奴制度，这些只需要做影像文字记录，而不应保护。一种是还有一定市场，能存在，但不保护的话也只能退出历史舞台了，如张小泉剪刀、王麻子剪刀。有的是还有相当生命力，人们还很欢迎。如少林武功、烤鸭、同仁堂药店。它们虽然不是濒危，但也要给予一个名分，加予保护。”而传统医学，就是属于后一种。
而在负责评审传统民俗祁庆福眼中看来，中医药的传承人太多，显然也影响了申报效果。他举了一个例子。这次申报报技艺类的很多。比如，“杏花汾酒的酿造技艺”，祁庆福曾亲自去考查过，承认他们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他们的制曲、发酵等关键工序都保留了传统的绝活，其味道是由传统酿造技术来决定的，“而能够掌握这门技艺的老师傅全国找不出五六个了。”但中医药打包申报，谁是传承人？传承人之多，排名都排不过来了。没有一个限制，本身就不具有可操作性了。许多文化遗产的接班人往往全国100个、10个，甚至更少，而能懂一点中医的人显然非常多。
“申报必须要有发掘潜力。这次初次公示的501个名录中，这些申报者往往都经过半年多的发现、发掘、研究、整理、调查的工作。但中医药申报现在对研究整理的工作做得还不够。打包分为八大类，这是行业分类，不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方法，应该组织更多的专家调查、普查，看看中医药中有何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分，该如何申报。”祁庆福说。
乌丙安则认为，不宜对此太过乐观。中国对中医有些部分保护得不错，但中医还有很多流派、绝招、配方，在今天，中西医结合治病已很普遍，往往中医院也用西医的诊疗方法。如果过于强调西医的科学，不对中医加以保护，中医就会在西医的蚕食中慢慢消亡了。“濒危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比，总处于劣势的那一方，只是濒危程度不同。”现在虽有很多中医博士，但他们的诊断能力都比不上没什么学历的老中医。这难道不也是一种中医药学的隐患吗？
百度副总裁梁冬在2005年曾经师从广东著名的老中医邓铁涛学习中医理论，他对中医药打包申遗的看法很能代表大众的一些看法。“作为旁观者，我会以为中医要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不是中医已行将就木了？实际上在很多地方，尤其在广东，中医还是很有生命力的。但是对于申遗这样的事情，我仍然认为是有价值的，只要是对于优良传统的宣扬和保护，我都觉得是件好事。”
争论3:申报成功就能得到良好保护？
其实，申报什么遗产并不是问题的关键，保护才是重点。这里又有一个问题了，申报成功了，就一定能得到良好的保护吗？保护了民间艺人的生存糊口权力，利益是否会导致他们进一步地把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过度地开发和商业化？是否会破坏民间文化的生态平衡？那些成功进入博物馆、得到官方重视的民间工艺，就一定能得到百姓青睐、发挥它的最大作用吗？－－这些问题，在中国传统医药身上都同样存在着。如何保护，是一个更有实际意义的追问。
宋兆麟:四大步骤谈保护
22年来我一直在做少数民族的调查，是历史变化的旁观者，同时也在做整个文化保护的工作。在我看来，联合国每两年评一次，一个国家每次报一项，中国这么多古老遗产，哪一天才能保护完呢？应让国家能够整理材料、备案。这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正式公布日期，可能在今年6月，因为我们希望赶在国家确定文化遗产日(6月的第二个周末)前夕公布。明年又要开始下一批的申报。同时，明年会出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对于别人不得滥用。
在我看来，保护工作主要有以下部分:一是成立中医药博物馆，把历史文化展现出来。二是全国很多老中医的经验很多，但多数都不写书。应找年轻人去跟这些老人交流，并记录下来，编一套口述史。三是对中国很多老药店应给予保护，作为重要的文化载体加以保护。四是对庙会、药王庙会进行管理，里面包括了很多看病、娱乐的东西，非常有意思。
乌丙安:保护不是开发
我一直都在参与这个申报评审的过程，去年就有大半年都在从事评选这个工作。去年有1315项申请，现在国家公布了501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但这还是远远不够的。
日本、韩国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启动文化保护工程。中国有两次破坏，一是极右时期，扫四旧、破坏一切；二是改革开放后太快地发展现代化，扫除一切。目前，我国对地下、地上的许多文化都保护得不错，我们要做的就是唤醒记忆。
我们公布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但是申报不是目的，保护才是目的。申报书上要写明这项遗产遭到了哪些破坏，包括有没有传承者，艺人生活是否很艰苦，剧院或道具是否破败，还有该如何保护等。这几年，开始有了保护的意识了，许多都给予了很高的津贴。多申请一个就能多保护一个，有些技艺，一旦老艺人去世，就灭绝了，所以，国家、地方要花钱培养接班人。
当我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还没有做到家的时候，就将其推向市场进行开发利用，实际上是等于把原生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破坏。这里有一个合理利用的问题。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借申遗搞开发是两回事。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对此保护是很严格的，不保护要追究法律责任的。一些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淡薄，重申报、重开发，轻保护、轻管理的现象比较普遍；将来会成立相应的监督机制。这里还有一个知识产权的问题，不能篡改，也不能随便改编。
现在，中国的昆曲、古琴、新疆木卡姆、蒙古长调等四个已分别申请成功了。国家级的申报每两年一次，2005年已公布了，下一批就是在2007年，还可以陆续地申报。中国准备申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很多，目前已有40个。
现在中国传统医药还没有得到国家的正式宣布。中医药只是有这个意向，连申请书都没有准备好，真正的工作还有非常多，这个游戏规则必须遵守。
祁庆福:保留最精华部分
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开发，但保护始终都是位于第一位的。其实，总是说保护原生态，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建立在传统之上，没有传统就不存在了。但它只保留传统中最精华的一部分，对现代社会有用的、有价值的部分。现代是无孔不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也在变，只是内涵没有变。传承一旦中断了，这一项内容就消亡了。
“申报的过程也是保护的过程”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际合作司司长沈志祥，是此次中国传统医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的副主任兼秘书长，负责此次申报的具体事物，记者就此采访了他。
《南方都市报》:这项申报活动具体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主要是哪些部门在做这个申报工作？
沈志祥:去年上半年正式开始运作了。早在2003年，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还没有正式文件，只有文物保护法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考虑了。200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正式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去年5月，国务院办公室下达文件，由文化部牵头，我们中国中医药管理局负责操办具体事情，并跟文化部、教育部等部门协调。我们制订了申报方案，组织了申报机构，包括委员会、专家组和工作组，初步把我国传统医药名录提交给了上级申报单位中国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
《南方都市报》:你们理解中的中国传统医药主要包括哪些内容？为什么要打包申报？
沈志祥:去年12月31日开始公示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请，并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包括专家学者的见解。我们考虑到，中医药学中虽然有医药文化遗址、文物、文献等物质遗产，但更包括大量的实践观察方法、知识体系、中药炮制工艺、组方理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委员会便将“中医药”改为“中国传统医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包括八大类:中医理论、养生、诊法、疗法、方剂、中药、针灸和民族医药(含藏医药和蒙医药)等。处于讨论期的内容还有中国传统的卫生文化。这一做法主要是为了便于把中国传统医药完整地介绍给世界。
打包申报是考虑到中国传统医药具有系统性、完整性，某一个处方反映不了全貌。中医药为什么要申遗？一是保护汉民族和各少数民族传统医药；二是避免中医药文化遗产被其他国家抢先申报。
《南方都市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是否是濒危的文化？中医事业如此繁荣，为何也被视为“遗产”？
沈志祥:对于遗产保护是有约定的。这里指的并不是对濒危的保护，而是对有价值的东西的保护。首先是对知识的保护，二是有失传的可能性的东西，三是能进一步发展、能运用和传承的东西，四是在现代科学和现代文明中易受伤害的东西。中医就是属于最后一种。
《南方都市报》:如果成功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中医有什么帮助呢？
沈志祥:其实，申报的过程也是一个保护的过程。在申报当中的整理、发掘、调研，就是对该文化的一种关注和保护，要申报成功也必须看所在国是否有采取保护措施的努力。目前，对中医的保护主要包括对处方的保护、对原产地的保护等。申遗还可促进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今后，还会采取措施，对这些文化遗产加强宣传。
进入了遗产名录之后，国家就会对此重视起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权是属于国家的，联合国只提供支持，包括提供法规、策略，或遇到国际事件时有支持和指导作用。真正的保护主要靠国家来进行，由国家制定相关条例要求省、地区进行保护，并给予一定的财政支持。
《南方都市报》:中医药管理局在申报当中起什么作用？
沈志祥:中医药管理局要做的，是负起责任、组织协调，组织中医药专家认真地研究保护具体内容，在国内文化部、教育部的指导下工作，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调，进行相关法规的制定。
接下来是很细致的工作。申报工作的重点在于: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综合计划，调查研究国内传统医学目前急需抢救的方面，制定工作目标；了解联合国的工作进展情况；将传统医学向国家申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步进行；组织各方面专家共同探讨传统医学保护名录；整理和制定保护措施。我们提供资料，联合国派观察员来看。整个申报时间大概需要两年左右。
附录: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2条
1.“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在本公约中，只考虑符合现有的国际人权文件，各群体、团体和个人之间相互尊重的需要和顺应可持续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按上述第1段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以下方面:
(a)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
(b)表演艺术；
(c)社会风俗、礼仪、节庆；
(d)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
(e)传统的手工艺技能。
3.“保护”指采取措施，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包括这种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承传(主要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和振兴。
专题撰文:本报记者 侯虹斌
专题图片:本报记者 黄皓 摄
|
|
发表于 2006/3/7 11:33: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