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⑸王充：（27-约79）东汉思想家，文学理论家。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少孤，乡里称孝。后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书摊，一见则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归乡里，教授生徒，历任郡功曹、扬州治中等职。旋罢职居家，于户牖墙壁各置刀笔，专心著书，历时三十年。著《论衡》八十五篇（今缺《招致》一篇）。书中对天作了朴素唯物主义之解释，认为天和地由“气”形成，“气”是天地万物基本元素，“天地，含气之自然也”；他反对当时流行的谶纬神学，以烛火喻形神，“人之死，犹火之灭也”，“火灭光消而烛在，人死精亡而形存”；他反对“生而知之”的先验论，认为人要获取知识，须由人的感官与外界客观事物相接触，“智能之士，不学不成，不问不知”。另有《讥俗节义》、《政务》等，已佚。（《中国历代名人辞典》）
《辞海》：“王充（27-约97）：东汉唯物主义哲学家。字仲任。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出身‘细族孤门’。少游洛阳太学，曾师事班彪，好博学而不守章句。历任郡功曹、治中等官，后罢职家居，从事著述。一生尽力于反对宗教神秘主义和目的论，发展了古代唯物主义。认为‘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矣’（《论衡·自然》），即由于‘气’本身的运动而产生万物，不存在有意志的创造者。指出天地、阴阳不生不死，初步接触到世界无限性问题。认为自然界的‘灾异’是‘气’变化的结果，与人事无关。人的生命和精神也以‘精气’为物质基础，‘人未死，在元气之中；既死，复归元气’，‘死而精气灭’（《论死》），根本没有脱离形体而独立存在的灵魂，抨击了当时流行的‘天人感应’的目的论和灾异、谴告、鬼神等迷信。承认感官经验是知识的来源，批判‘生而知之’和圣人‘前知千岁后知万世’的唯心论调；同时也主张‘不徙耳目，必开心意’重视理性思维的作用，并强调用‘效验’、‘证验’作为检查知识可靠性的标准。但也以为有千岁万世不变的知识和‘不可知之事’。主张人性因禀气不同而有善恶，强调人性可以改变。在社会历史观上存在机械的命定论，认为个人的贵贱寿夭，国家的治乱安危，都受‘时数’的支配。在美学上主张美与真的统一。提出‘真美’，以同‘虚妄’相对立，将艺术的目的归结为‘劝善惩恶’。论文强调内容，提倡通俗，反对崇古。著作有《论衡》。”
《论衡》：东汉王充著。三十卷，八十五篇，今本缺《招致》一篇。撰写历时三十多年。自称“伤伪书俗文多不实诚，故作《论衡》之书”（《自纪》）。发挥古代哲学中“元气自然论”的宇宙观和认识论，认为“天地合气，万物自生”，还论述了人与自然，精神与肉体的关系；提出“夫天道自然也，无为”，批判了“天人感应”说与谶纬迷信；提出“知物出学”，“须任耳目以定情实”；还批判了儒家的一些传统观点。曾被统治阶级斥为“异端邪说”。（《辞海》）
金栋按：仲任之书，攻之者众。一曰孔子不宜问，孟子不宜刺。问而刺之，毁昔圣先贤，大不敬。曰孔子之功，正《乐》，定《礼》，删《诗》、《书》，述《易》，作《春秋》，自上古至周，文明之业，得传于后，实此是赖。孔子此功，仲任无非，时褒颂之。言行牴牾，质疑问难，孔子并世，当无忤言。孟子言性善，辟杨、墨，性果善乎？恶乎？可善、可恶，处善恶之中？有善、有恶，定于自然乎？古无定证，更无定论。性恶之说，一隅而已。杨、墨之争，门户各异，入主出奴之见也。杨、墨果非，而儒果是与？儒家者流，荀卿之徒，尝非儒矣：“是子张氏之贱儒也”，“是子夏之贱儒也”，此言非出于墨翟、韩非。战国以还，儒之为儒，如何？孟子挟儒术、标儒名，游说齐、梁之间，仪、秦之流，操术迂疏，不能得志。其《刺孟》也，视刺韩、刺墨一也，夫何伤？圣贤，人也。人，物也。毁圣贤大不敬，何如？一曰美几身、泊祖父，大不孝。 今案《自纪篇》叙其祖，则曰“世祖勇任气，卒咸不揆于人”。叙其父则曰，“祖世任气，至蒙、诵滋甚。故蒙、诵在钱唐，勇势凌人。末复兴豪家丁伯等结怨，举家徙处上虞”。是祖、父皆任气，遭豪家怨恨，未尝有非也。诘难仲任者，必欲仲任叙其祖、父为不任气，不遭豪家之怨，方合乎于孝乎？曲仲任之笔，变祖、父之行，书复何徵？至“祖浊裔清，不牓（bang）奇人。鲧恶禹圣，叟顽舜神”诸语乃结。充细族孤门，或人啁之，故引以况。所况亦实，醴泉无源，芝草无根，夫何怪乎？幽、厉之谥，百世莫改，为子孙者，亦当以不孝之罪罪之乎？漏儒世俗之言，未可准也。 《论衡》一书，九《虚》、三《增》以辟虚妄，明死无鬼，明死无知，葬当从薄，灾不自灭。当谶纬盛行之世，五行说胜之时，独能标真义、疾虚妄，无援无助，奋孤笔以战古今，此真特立卓见之士，奈何以供谈助。此蔡与王所下以为庸下也。不和同而随俗，不厚古而泊今，不摹仿以求名，不依违而寡实，在《太玄》、《法言》之上，居《说苑》、《新序》之前，顾乃推重刘、扬，何其谦也！至若言贵贱，则归之命时；谈贫富，则属之幸偶：此则班氏《王命》之旨，受师门之谴训。天体为方，日星不圆，推步未详，浑盖异说：而究极求是之精神，故不可没也。人惟能不泥古昔，方能疾趋迈往：人惟能力求真是，方能大道日明。公元初纪之时，有此卓荦不群之士，神州无二，举世少双。彼俗儒者，夏虫耳，安足与之语冰哉！（张宗祥《论衡校注·校注论衡序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又，《论衡》是中国哲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自从董仲舒治《公羊》，明天人相感之说，以为天是有意志的，与人的意识相感应。大小夏侯、眭孟、京房、翼奉、李寻、刘向等都推演其说。儒家到了此时，内部起了质的变化，披着巫祝图谶的外衣，把天说的太神秘，太聪明，人的行动，是要受他的裁判，这就是一班汉儒所说的阴阳灾异的理论。 这种荒谬的迷信的理论，把儒家改装成为带有宗教性质的儒教，自汉武帝时起到光武帝时止，一直支持了一百多年，才能有大小的反动：即郑兴、尹敏、桓谭一班人。但他们只知道攻击图谶的荒谬，对这些儒教徒所持天人感应说的原理，还不能根本上击破，或者还相信这原理。到了仲任，才大胆的有计划的作正式的攻击，用道家的自然主义攻击这儒教的天下感应说，使中古哲学史上揭开一大波澜。 《论衡》全书就是披露这天人感应说的妄诞。用自然主义为其理论的出发点。（黄晖《论衡校释·自序》），中华书局，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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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4/12 23:4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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