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治国策

正法眼藏

阴阳界中，法则逆转。一阴一阳之为道也，甚哉斯言。依托阴阳，思治国事。文短而义长者，如吾之文，不尽之意，自思可也。
国魂（国之崇尚也）、公私国体立国根本义，将决定后续所有层面内容居反，处世法则有变，略举一例：公义社会，奉行阳法则，以真为本，为官法则反腐为真反腐，私有社会，奉行阴法则，反腐不过领导者手段，先养天下之腐，然后杀小贪以堵天下之口，不追根本义，而云我反腐，诚为天下笑谈。建国领导人与后世领导人差别、选举、国策有内域与外域、内外域相接，必定相互影响。假令我境内推行计划生育之政策，而外域不禁，久后外域人口爆满，其国不能承受，则势将外溢，不能遏止，势如此也。我推共有，外域私有，其势敌对，安能和处？故我域内行先进之管理政策，须教之相接外域，共求其福，彼受其福，和所不悦？国境开放与封闭、开之既久，须有沉淀。选举弊端、普选法有一个问题，假令鱼熊共处，而选建国位置，则鱼必选于水而熊必选于陆，生存理念不同也。小国寡民，人尽相知，无此问题。今世大国，目不自见手足，弊端即在此。故若欲选举，先需推行教化，选定一国奉行之理念，而后以此理念教化一批人，以此等人为主导，则国之理念不灭亡。否则，壳在魂亡。经济民生‘。公义社会管理层官僚体系与私有社会管理层官僚体系差别。上下一心者胜，求同法则、设朴、以收入论，最低收入保证金名为基础朴，以保证民生，最高财富拥有值名为上限朴，以免为富不仁。这个值可以设的很高，以普通居民30年总收入为标准，可以设到百倍或者千倍，但是要设。人欲常不知足，不知平生所求为何。设此值，财富足慰平生，家族不为生计愁，则心有所止，乃行回馈社会之举。
阴阳界中，法则逆转。天下唯两楷式，公天下之治与私天下之治也，道德经明述。今以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之名代之。
社会结构，分为管理层或曰执政者与普通百姓两层群体。
公天下之治，苦在管理层，福在普通百姓；私天下之治，福在官员，灾在普通百姓。或曰苦在上则福在下，劳累尔。福在上则苦在下，其苦为灾。故毛泽东时代，不少干部工资没有工厂工人工资高，不少机关人员谋求转职到效益好的企业。此唯一时代出此现象。昔唐玄宗初执政20年后叹曰：天下虽肥，吾独瘦矣，皆因此故。私天下之治，福在官员，灾在百姓。阴阳界之法则也。故观此，可知国家如何。
国家管理者执政层面又分三个结构，第一层：直接面对群众的底层管理者，这一层面深知底层疾苦，多是做实事者。最上层：国家最高决策者。第一层与最高层之间的所有中间层面，收集底层情报逐级向上传导，统称为第二层。最高层在小国寡民的时代，身边是直接面对群众的，应该是第一层的位置，以所有人为其拥护基础。但现在国家大了，不得不设立庞大的管理群体，最高层的身边，反而没有了普通群众，全是管理者，还不是与群众直接接触的第一层管理者，全是二级管理者。这个结构本身拥有一个执政弱点：最高层执政的立足基础变了，变成二级管理者。二级管理者的利益，足以决定是否拥护最高层。这个弱点决定了上层非常容易脱离下层，除非有对这个结构进行制约的措施。道德经提倡小国寡民的一个原因，以此，追求的是，最高层的立足基础必须是普通民众，如此方能免除周期律之苦。所以最高层面临着两个问题：一要与一级管理层联系，二要与普通民众联系。最高层最大的问题是：身边全是二级管理者。毛泽东同志说：治国即是治吏，以此。能损天下而肥自己者，只有各级官吏有这个能力，普通百姓没有这个能力。
公私一体，若为官独苦，天下何人愿再为官?故当为之补偿。某揣测之：以全国平均工资为准，或曰以省为单位取平均工资，市长、省长区域首长限定工资1.3倍平均工资，其余管理人员1.5倍平均工资，仅对区域首长执行以下补偿策略：5年后一次性多补发1年工资，10年后离任，离任前对工作审核，若在职期无大的过错，一次性再补发5年工资。此思路首先官员是苦差事，确立要发财不要来此的立场，让有志于谋众人福祉之人来此。其次坚守10年已是不易，10年后当调职换个轻松有福利的工作至少修养一年，一年后再根据本人心愿重选职务。
朴，治国之重则也。国事设两朴，其一保证最下层民众维持基本生存所需用度，其二限定国中最大财富拥有值，即一个下限，一个上限。仍取平均工资为例，古之大将称万人敌，凤毛麟角而已，以千为计数，个人财富值现金限定不高于全国平均工资*每年*1000，房产不得超过三处。百年*10，足够三代之用，再多何益。国事无私，成天下者公也，坏天下者私也。

昔在乱世，世间离乱，百姓苦，有英雄起，以公义为旗号，谋众人之福祉，故能顺应民心，聚天下之大义，克正时艰，终成建国。故初代皆明君，距初心近而未忘也。及至国渐富强，外无艰危之患，则民渐因循，遂谋己身利益，世风遂变，至于朝堂，或先起朝堂，后改世风。公义将去，私欲大甚，渐渐败坏。国家毁坏，皆因变于朝堂。损公肥私，百姓怨恨，终成乱世。故成天下者公也，坏天下者私也。朝堂枢机也，能移一国之风气，政之为字，从正从文，文明而正也，意为为天下布其正而成文明之象也，故曰正治。朝堂正，虽有陋习，必生补救，后将渐安。朝堂不正，怪政迭出，民虽欲正而不可得也。故管仲曰，治国之患，唯在社鼠，管仲说的比较客气，言君主之左右，其实能成社鼠者，唯君主一人而以，君主之左右，唯成硕鼠而以。国家公器，能损公肥私者，唯各级官员，故曰治国即是治吏。

阴阳二道反也，公有私有国家人君治国之道不同也，为官之道也不同，故宣扬之道义不一样。此姜子牙与周公封国之谈也。周公治鲁，但用宗室，因循守旧，只求保君王之位，不问国之生死，故久而必弱，国将亡矣。姜子牙秉文韬初遇文王之旨，所求者国盛而非个人家族。私欲之君，德不配位，不敢让贤，则日日所虑者手下有能人强于自己，故其治国之道，追求平衡之术，驽人之术，朝堂敌对，嫉贤妒能，难出强者，国必衰落，国之灾也。天下之主，不计一人之得失，若见贤于己者，必推位让贤，故国家之主，必为强者，必能服众。天下之主，不惧失位，无欲则刚，能者众出，故朝堂和气，齐心协力。且同类相感，同气相求，正者所聚正者多。

昔开国之主，因战而成，不强则亡，故实为众人之推举，历经征战之验证，皆德能配位，众人心服，否则不能成开国之主。开国之主，屡见生死，亲人将士，多有丧亡，承受代价甚大，故革世之弊，不惧己死，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不惧亲死，亲友之中，已有丧亡，故能不惜代价，革世之弊。后世之主则不然，国富久安，难历生死，牵涉过大，惧累家世，未经天选，威望未足，故虽见弊端，难下革除之志，非超群拔类之士，难革后世之弊端。

有巨人者，身广千万里，目不能见其指，手不能握其足，此大之患也。故今之国家，管理人员尽皆分级而下，层层管理，如此，远民也。所以，以民众为基础，接触民众者，只有最低的那一级管理层。其后层层而上，其它的管理者，都是以下级管理层为基础，如此，悖矣。最高管理者受到的只是身边其它管理者的拥护或反对，要在意周边人的利益所在，反而接触不到国之基石，最下民众的利益。这是现在政治制度的重大弊端。一旦上层利益脱离下层利益，国家政权中枢就只会以周围身边人的利益为重，再也不会关心普通民众的利益，这是毛泽东为什么要搞文革约束官僚主义的原因。亲身经历百万烈士之血及多位自身家属亲人丧亡，为了追求大众福祉，到头来发现和封建王朝时候搞得差不多，日夜熬心，睡得着吗？

私欲过甚则败坏，争端起，非福也。有公无私亦败坏，不知己之何存，苦节不可贞。故王朝更迭，天下成败震荡于公私之间，此两仪四象法，世间法则，不可变者也，可变者，震荡边界也，未至毁坏而转向，可控范围内震荡，此治国法则也，故治国尚朴，大变必大坏，不可禁止也。故百年置润，以契天行。治国能知此置润之机于转向之时，即变革之时也，当设专人以研究，当设制度以遵循。故治国当尊两仪四象法、当尚朴、当知置润及变革之时。阴阳互根，善故所喜，不可使民不知何为恶。不知何为恶则不识恶，则当其蔓延之时无人认识则将成不可制约之势。故古人曰：故国虽大，好战必亡；故国虽安，忘战必危。

一生何求？何者为福？衣食无所缺，无冻饿之苦，居有其所而舒心，虽有劳作，不过其度，亲戚往来，有所娱乐，不够吗？故老子曰：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其于国家，事业生产，衣食住行基础行业之外，奢侈无用之品，不可推崇。一个国家各行各业及上下游产业链平衡之后，就像用木条箍桶，一个木条代表一个产业链，一旦有利好向某方面倾斜，利之所趋，有可能其它木条全都放弃本有位置向暴利的那根木条倾斜，这会导致崩溃，其它行业全废而暴利行业过剩。这种产业链平衡其实是生活费生存状态的平衡。假定某产业链上游涨价，立刻就会传导到下游收入下降，入不敷出导致生存问题，下游必定也需要涨价。高价导致用不起会倒逼其它行业最后全部涨价。所以要防止这种现象发生慎用政策倾斜。衣食住行以外，军事、这是国家对外立身之本、以抗外侮。医疗、这是个人安全之本，以防病患。科技教育，这是国家对内立身之本，培养人才，端正崇尚，教育为本。交通道路，这是沟通龙脉。这几种必须国家掌控，重点发展。象汽车这种高能耗占地方的奢侈品，不应该走全民普及的路，公共汽车发展的很好，配合每个小区保有几辆公共性质的应急、再配合出租车公司，足够用了，全民普及看不出好处。

何为政绩？地域正常运转，守常无过为政绩。地域多出人才为政绩、地域人民身体素质强为政绩。基础物产丰富为政绩。

治国之道，首重崇尚，是为社会风气。崇尚败坏，多在盛世，是名国已亡。三观正、崇尚正，国必治。故国之治，终在正治也，为天下布其正也。
昔日蒙古铁骑横跨欧亚大陆，东学西传，就凭西方以前的黑暗理念和教廷统治，能创出大公教义？必因道德经西传之故也。毛泽东同志天之所降，创世之人，本土思维，非外来鄙陋之可比也。故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共产党，是正宗中华政党，故能外围全倒的情况下，傲立不倒。本真为宗，我希望能改正此义。能决定共产主义胜过资本主义的，是因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句话，而不是什么必然阶段。
好把旧书多读到，义言一出见英明。此文，为后来者而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