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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超凡，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二级研究员。1936年出生于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五代传承的中医世家，受益于“孟河医派”。1957年考取上海中医学院，1963年毕业后分配至中国中医科学院（原名：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致力于传统中药方剂理论与现代生药、药理、药化相结合的研究。1985年调至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建立中医治则治法研究室并任主任，致力于中医治则治法的理论研究与学科体系建设，重新定义和明确了治则治法的内容与范畴，实现了治则治法体系和学科的构建。是中医治则治法领域的开创者与学术带头人。其从事中医药研究60余年，主编《中医治则学》《周超凡临证用药经验集锦》等10余部著作。参编《全国中草药汇编》，并担任药理临床组长，1978年荣获全国科学大会集体成果奖；任第五、六、七、八、九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委员会委员，第十届任特别顾问，参加6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的编写，2010年荣获中国药典发展卓越成就奖。担任中国中医科学院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领导人保健工作，历任《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评审组成员、国家医疗保险目录评审咨询专家、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审评委员，第七、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联络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周超凡科研、治学、临床秉持“发皇古义，融会新知”的理念，既坚守中医传统，又与时俱进，尽显大家风范。他被评价为一位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中医药科学家、中医理论家、中医临床家，是“当今能说清楚病、药、方的人”。
一 书香门第，家学渊源
周超凡，1936年4月出生于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五代传承的中医世家，与中医的缘分与生俱来。祖上由儒而医，祖父周觐光早年接受儒家教育，又受家传医学熏陶，喜研中医，是一名儒医。后受洋务运动影响，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明治政法大学专门部法律科，归国后又考取了法政科举人，后又参加了中国同盟会，投身革命，42岁早逝。父亲周志俊（号仲直），幼承家学，青年时期便以医立身，在当地颇有医名。他从小接受传统文化教育，文史哲知识广博，同时也学习新学，思想开阔，是一位开明的中医。在动荡的年代，行医谋生颇为艰难，为生计曾一度到周超凡舅父马星野任社长的南京《中央日报》社工作。但是，周父毕竟是名医生，无心政治，加上时局不稳，不久便辞职，回到温州，重操旧业。他开了药店，命名为“培康药店”，每日坐堂看病，重新做回了中医。
母亲出身平阳望族陈岙马氏，书香门第。外祖父马敏中治学严谨，外祖母吴佩年慧敏贤淑，舅舅是中国杰出的新闻教育家、新闻巨子马星野。母亲受家庭熏陶，也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十分注重对周超凡的培养。在他幼年开蒙时，母亲就教他背诵唐诗宋词；稍长，又讲解《古文观止》、唐宋八大家的散文。母亲并未系统的学习过医药知识，但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的功底，受周氏医学世家氛围的影响，也兼通医药。有很长一段岁月，都是周超凡的父亲坐堂看诊，母亲负责抓药。高高的药橱，药橱里花样繁多的饮片，忙碌的药工和往来不断的病人，是童年时期周超凡印象最深的场景。
耳濡目染，周超凡便对中医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父亲看在眼里，便刻意对他进行培养，开始让他诵读《医学三字经》《药性赋》《汤头歌诀》及《濒湖脉诀》等入门书籍，也时不时带他出诊和上山采药。初中毕业时，他已经能辨认上百种草药。
初中毕业后，因为家庭困难暂时失学，周超凡一边在家里的药店帮忙，一边全身心地学习中医中药。在此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医药书籍，医药知识逐渐丰富。他还跟随父亲坐堂抄方、出诊、采药，积累了不少的临床经验和药物知识。父亲有意把他培养成一个能够为民解除疾苦的医者，这也是周超凡心中所愿。
就这样过了两年时间，父亲意识到这样下去不行，靠自己培养不出大才；这个时代，如果不了解和精通在西医药知识，在诊病治病和发扬祖国医药学方面会困难重重，难有大的作为。于是，父亲克服困难，让周超凡继续上学。功夫不负有心人，1954年，失学两年后，他考入了浙江省瑞安中学高中部。父亲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儿子能读大学，接受系统的科学的中医教育。
二 上海求学，崭露头角
在上世纪50年代，由于国家迫切需要提高科技水平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是非常响亮的口号，“重理轻文”现象普遍存在。班主任老师强烈建议周超凡攻读理工科，成为国家需要的人才。但是，在周超凡的内心还是想完成父亲的心愿，报考中医。
1956年，我国在西（成都）、北（北京）、东（上海）、南（广州）各建了一所中医学院，四所最早的中医学院诞生。周超凡在《中国青年杂志》看到了四大中医院校成立和鼓励有志青年投身中医药事业的文章，心潮澎湃。他拿着杂志，和班主任老师说出了自己内心所向和决心。班主任意识到中医和“数理化”一样，都是国家需要的人才，于是支持了周超凡的选择。
1957年，周超凡实现了父亲“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心愿，顺利考入上海中医学院，成了新中国最早的中医大学生之一。在这所中医药高等学府，有不少泰斗级中医大师，周超凡就有幸受教于程门雪、黄文东、石筱山、秦伯未、章次公等名家。他系统性地学习了《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学》《中药学》等课程，同时还能经常跟师出诊见习，逐步提高了自己的中医理论和诊疗水平。除此之外，他也努力学习现代医药知识，也认识到中西医理论体系不同，但是学好西医可以为我所用。
他学到的不仅是学术，更是学到了他们精勤不倦、执着的治学精神。这些令人景仰的医学大家“青衿之岁，高尚兹典，白首之年，未尝释卷”，学了一辈子尚不满足，自己所学更是远远不够的。他深深体会到：古人所说的“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实在是至理。
勤奋是成才的阶梯。他每天三点一线：教室—宿舍—图书馆的生活方式，在别的同学看来，或许有些枯燥，但他却在书目的海洋中自得其乐。课余时间，他也会跟师出诊抄方，从临床中体悟所学。1959〜1961年史称三年困难时期，周超凡在清苦中度过，他肚子时常空空，但仍然刻苦地学习，精神十分富足。在整个读大学的期间，周超凡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他把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
6年的时间，他不仅以出色的成绩完成了学业，还阅读了大量的中医药经典著作，并做了近十万字的读书笔记，发表了数篇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中医药论文。1963年毕业时，由王筠默等老师的推荐，周超凡被分配到中国中医科学院（原名：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工作，开始全身心投入到中药科研工作中，主要致力于传统中药方剂理论与现代生药、药理、药化相结合的研究。
三 上下求索，登堂入室
六十年代的中医研究院，名家荟萃，济济一堂。浓厚的学术空气、丰富的图书资料使他如鱼得水，踌躇满志。初到中药所的一两年，周超凡阅读了十几部本草著作，并做了大量读书笔记；在实验室里，看到也做了一些药物的动物实验。但是，他却陷入了困惑中：一个药物有多种甚至数十种化学成分，在不同的方子不同的配伍及或不同的用量就有不同的功效；一个药物在人身上的一种功效，到了动物身上却是另一种功效；一些药物在小鼠身上起了很好的作用，在人身上却失灵了，等等诸多问题。彼时，中医药科研刚刚起步，广大科研工作者都是摸着石头过河，都在寻找中医药科研的科学路径。周超凡也在寻找，他隐隐约约的意识到，中药药化的研究有它的科学性也有局限性，撇开配伍和临床方剂，单纯分析成分，就背离了传统中医理论；中药药理和毒理的研究更不能唯成分论，也不能单靠动物实验。周超凡意识到了“不能”，但还是没有找到“能”走的路径。
好在，还有临床学习的时间，他渴望从中找到解开困惑的钥匙。
每周有一天的时间，他都要去广安门医院出门诊。更有幸的是，他被杨树千先生收入门下。杨树千系孟河学派大家丁甘仁谪传大弟子，是中医研究院元老之一，他独具慧眼，收他为入室关门弟子，亲炙三年。
杨老在西学中班讲中药学，所以他对周超凡在中药方面要求很高，也就在这段时间，周超凡打下了深厚的中药学的功底。他又勤学、善思，于杨师学术多有继承和发挥，深得恩师赏识。三年期间，他的医药理论基础日益深厚，临床技能突飞猛进。
时至今日，每当周超凡谈起这段经历，他都真情流露，对恩师的尊崇和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他犹然记得，每次下了门诊都跟老师回家，师母做好了一桌的饭菜。饭后，老师不午休，讲《丁甘仁医案》，到一点半，接着去门诊。他说：“老师带我的时候71岁的年纪，他‘精力充沛’，但是一整天门诊看到最后都是勉强支撑着。”除了勤勉，杨师还有一个特点，对周超凡的影响很大。民国时期，杨树师在武汉挂牌应诊，都是给底层百姓看病，诊费便宜、方子不贵，靠车夫、船夫等劳苦大众口碑相传而成名。在调至中国中医研究广安门医院后，他仍然秉持初心，不开大方、轻易不开贵药。周超凡也很好的传承了这一品质。
二十年后，当他成为研究生导师，指导学生从事临床、科研工作时，他也是把平生所学悉心教授给学生。他也一直强调：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有对中医药学怀着浓厚的兴趣，才能深入进去；勤奋是成才的阶梯，只有摒弃一切私心杂念，不断钻研，才能有所作为。
经过临床的历练，周超凡深刻认识到，临床是中医的根本。实验研究应该从临床中来、到临床中去才是正途。他豁然开朗，坚定不移的走上了坚持探索与研究中医临床和实验相结合的道路。与此同时，他始终没有离开中医临床。
四 梅花香自苦寒来——基层历练
1965年，为响应“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一支支医疗队撒向了祖国辽阔的农村、山区、边疆。周超凡先后三次参加北京医疗队中医研究院分队，赴山西、湖北、江西等地进行巡回医疗、中草药的收集整理及为西学中班讲课。这三年正值国家困难时期，深入偏远地区，其生活之艰苦、工作之繁重可想而知。 周超凡所在的医疗队被派往往山西稷山。他尽心为当地老百姓看病，深受欢迎。不仅如此，他还得给动物看病，这是一个新的挑战。山西万荣县配种的马出现了心脏病。不知马的心脏在什么部位，更估量不清马的体重有多重，周超凡边问边学，开出了炙甘草汤，研成粉灌服，马竟然痊愈了。
一年后，从山西返京后，接着就被派往武汉。武汉军区后勤部卫生部举办西学中班，旨在培养军队中西医结合人才，他作为主讲教师赴任。当时正值“文革”，各方面条件都很差，连教材都没有，他每天上午讲课，下午组织讨论、答疑、带学员实习，晚上就自编教材，有时还要出诊。这种紧张的生活整整持续了一年。一年中他没有休息过一个星期天，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一分辛苦就有一分收获，学习班结束时，他讲的课博得学员们的一致好评；他编写的教材也由武汉军区卫生部内部出版；他的医术、医德、医风，也得到当地百姓的交口称赞。在此期间，他曾带领学员到湖北省阳新县一个湖区巡诊，当地一个患先天性白内障的孕妇临盆时突发肠梗阻，疼痛几次使她昏死过去。此处地势偏僻，交通不便，当地医疗水平低下，转院显然来不及了，孕妇身兼两命，当地医生在束手无策之际，找到了医疗队，请他出诊。他在仔细分析病情后，根据《内经》“有故无殒”的治疗原则，果断的投与加味大承气汤以泻下通腑。患者服药后，腑气得通，疼痛旋即缓解，次日顺产一女婴。此事在当地一时传为佳话。后来，在参加首届全国中医药大会时，时任天津医学院副院长的吴咸中院士做学术报告，讲到了复方大承气汤治疗急腹症的应用。周超凡当即想到了这个病例，深以为然，在治疗思路上不谋而合。
经历了11个月的军旅生活后，1969年，他又随医疗队来到江西省上饶德兴县。此次出征，他身兼两职：一是继续举办西学中班，为当地培养中西医结合人才，二是整理民间地方中草药，调查中草药资源情况。前者，由于有武汉班的经验，可谓轻车熟路；后者对他来说则面临严峻的考验。虽说周超凡上山采过药，也已经具备了丰富的中药知识，但独立地、全面系统的研究地方草药，还是第一次。他深入药农中间，虚心向他们学习；钻进书本中，向前人学习；在诊病过程中，向患者学习。白天和药农一起上山采药，晚上在灯下制作中草药标本，弄清每味药的科属、药性、药效及临床应用等问题。
有一次在采集中药标本的过程中，他被飘香的山腊梅所吸引，了解到当地老百姓用山腊梅叶治疗感冒。他通过走访、口尝身试和应用，确认了山腊梅叶是一味很好的辛凉解表药。后来，在周超凡的建议下， 77版《中国药典》就收录了山腊梅叶，用治风热或流行感冒、发热、咳嗽等。再后来，江西佑美制药开发了山腊梅颗粒，作为辛凉解表、清热解毒的常用药物，被收入了医保目录。
离开江西回京时，周超凡汇集了100多种中药标本，并作了上千张卡片。江西上饶的经历，极大地丰富了周超凡在中药方面的学识，也为他后来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在艰苦环境中，他能安贫乐道，甘之若饴。时至今日，回想起这段岁月，他仍然认为，这三年是对他最好的历练，收获之大远超预期，甚至可以说是他医疗事业发展的一个新起点。
1966年至1976年，是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革命风暴来势汹涌，单位里激进派、保守派打派系仗，中医药科研工作也被迫中断。周超凡不愿参与其中，他选择了参加医疗队、出门诊、去西学中班讲课，巧妙的避开了这些斗争。再加上，他还担任领导人的保健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一层保护作用，没有被文化大革命的漩涡所裹挟。有两年的时间，他在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当门诊大夫，还有好几年的时间在西学中班讲课。北京的永定医院、东直门医院、309医院、北京工程兵医院等多期的西学中班，都留下了他讲课的身影。他负责讲中药学、方剂学两门课程。他失去了大量宝贵的科研时间，但是并没有荒废所学，他的学术生命没有停止。
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后期，部分工作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周超凡在艰苦的条件下参加了《全国中草药汇编》《中国药典》的编写，这是他经多年积累后的一个新起点。
五 砺得梅花扑鼻香—— 一展身手
（一）两个奖项的背后
从1970年参编《全国中草药汇编》、到75年开始参加《中国药典》的编写和修订，周超凡在特殊的时代开启了他新的征程。他埋头苦干，终于迎来了他科学的春天。
1、全国科学大会奖
参加《全国中草药汇编》的编写工作，周超凡身负重任，他担任药理临床组长，负责编写药理、临床两部分内容。多年的科研、诊疗、教学工作积累的经验，成了他最宝贵的财富。在这些积累的基础上，他又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搜集整理各地草药手册和以往研究资料，结合自己的认识，开展编写工作。历经8年，该书上、下两册，分别于1976、1978年出版完成。
1978年3月18—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隆重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这是我国科学史上空前的盛会，标志着我国科技工作经过“十年动乱”后终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就在这次大会上，《全国中草药汇编》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这是一份集体荣誉，但何尝不是对个人的肯定呢？此后，周超凡在中医药界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后来还作为正式代表受邀参加了首届全国中医药大会。
2、中国药典发展卓越成就奖
自1975年，周超凡就开始参与第三版（1977年）《中国药典》的编写和修订工作。1985年，他被选为第5届国家药典委员会委员，这份工作一干就是二十年，连任五、六、七、八、九届药典委员会委员。他发现了一些问题，提出了很多的建议，发表了数篇掷地有声的学术论文。
如建议修订《中国药典》对中药功能主治的表述，激活中药饮片的用量，增加关于毒性和用药安全的指导，以及根据临床需求和药物质量删除和新增部分成方制剂等；经过考证和深入研究，订正了马钱子、斑蝥、枳实、枳壳等药物的性味。再如，基于化学成分不稳定以及卫生等问题，他建议限制粪便类中药的临床应用，1995年版《中国药典》取消了对粪便类中药的收录。但是，他很严谨，他倡导的是“限制”，但不主张一刀切，认为对粪便类药物盲目草率的一概废除的观点或做法欠妥，尤其对五灵脂（活血化瘀药）这类临床常用而有效的药物，应该在加强临床研究和基础研究的基础上加以利用。
再如，他对有毒矿物药（重金属类）剂量超标应用，鉴别方法、含量测定的缺失等问题忧心忡忡，在1989、1993年分别提交了“尽快解决中成药含朱砂、雄黄的问题案”“对有毒矿物药要加强研究与限制使用案”，发表了“含铅类中药的临床应用、中毒及防治”“含铅类中药的临床应用、中毒及防治”“朱砂治病要兴利除弊”等3篇文章。部分建议被《中国药典》采纳，如《中国药典》曾经两次大幅度降低朱砂、雄黄的剂量。尽管如此，仍有很多相关超剂量的成方制剂存在，但还有一些具体问题未得到解决。于是在2006至2009年间，他又陆续发表了“关于《中国药典》2000年版（一部）含朱砂（兼含雄黄）成方制剂问题的讨论”（2003）、“从牛黄解毒片（丸）看含砷中成药的安全性问题”（2006）、“应加强对朱砂、雄黄药用价值的再评价”（2007）、“朱砂、雄黄的应用概况及评价”（2009）等论文，以及“关于应当加强对朱砂、雄黄药用价值的再评价的提案”（2007）。力推有毒矿物药的兴利除弊工作，对防止医源性有毒矿物药中毒，保证人民身体健康，加快中医药走向世界的步伐有着重要意义。这是周超凡执着坚持而不遗余力的初衷。
至2010年第九版《中国药典》出版后，周超凡已经连续参与了6版药典的修订，连任了5届药典委员会。他为中药的安全应用和规范化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鉴于他做出重大贡献，2010年被授予中国药典发展卓越成就奖。
由于年龄和精力的关系，在连任5届后，周超凡退出了药典委员会。第十届任特别顾问，仍然会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时至今日，他仍然心系《中国药典》的修订工作，他说还有很多未完成的工作需要后来人去完成。2020年第十一版《中国药典》出版，他对其中的变化如数家珍，中药又新增了11种，修订了452种，穿山甲已升级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马兜铃和天仙藤肾毒性问题、黄连羊肝丸因含有粪便类的夜明砂被剔除，等等。这份执着和情牵，着实让人动容。
周超凡获得过不少奖项和荣誉，但很看重“全国科学大会奖”“中国药典发展卓越成就奖”这两个奖项，他在意的不是奖项本身，而是那份责任和使命。
除了参编《全国中草药汇编》《中国药典》外，周超凡还主编了《中草药应用》（1978），与章国镇等共同完成了本草学家、中国生药学先驱赵燏黄遗稿《本草新诠》（1988）的整理和出版。其后，他还主编了《家庭常用中成药》（1999、2003）、《中国乡村医师合理用药指南》（2007）、《中国基层医师用药指南》（2008）、《国家基本药物实用指南 基层部分》（2010）等多部指导中药应用的工具书。
（二）科研中的小插曲
70年代末80代初，周超凡研究工作的重点是对中药复方药理的研究。彼时，中国人参蜂王浆产品由于缺乏权威性的药理、毒理研究资料和临床应用报告，在出口时受到许多国家的抵制。为此，美国一些药品食品研究机构和滋补品经销商联合向我国索取有关研究资料，周超凡奉命完成这项任务。他偕同爱人张静楷药师，一起攻关。张静楷主任药师系北京医学院药学系毕业生，通晓现代生药、药化、药理、制剂等多学科知识。他们夫妻在事业上相互合作，取长补短。因为，这项研究关系着每年大量的外汇收入和中医药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形象，责任感和使命感就是动力，用了半年时间，二人共同完成了“中国人参蜂王浆的药理、毒理研究和临床应用报告”论文。此文在美国一经刊出，立即引起重视。美国国家药品食品管理总局（FDA)在研究核实全部资料后给予认可，为中国人参蜂王浆发放许可证，允许进口经销。这对中药的外贸作了一大贡献。
（三）开创新领域——深耕治则治法
1985年，周超凡研究员奉命调至成立伊始的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主持筹建中医治则治法研究室并任主任，开始致力于中医治则治法的学科建设和治则治法理论的研究。
1986年，组织促成首届“全国中医治则学术研讨会”召开，后又连续主持召开3届，并延续开展了6届，壮大了治则研究队伍，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研究人员专业素质。1988年，由其主编的内部刊物《中医治则治法研究》杂志创刊，共发行了5期，虽然时间不长，但中医治则研究有了自己交流的平台和学术阵地，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与此同时，他还在有条不紊的推进着另一项工作——采撷汇集中医治则精华。他带领团队从3000余种医籍中选取了先秦至晚清时期300余种医籍，博录、采撷中医治则与治疗大法的重要医论。董建华院士评价说：“《历代中医治则精华》一书，既博采了历代医家纵论治则的珠玉，又撷采古典医籍治则理论的精华，开创了中医治则文献研究整理的先河。”
《历代中医治则精华》属于文献整理研究，对历代中医治则文献进行了全面整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也为后续的研究奠定了文献基础。周超凡继续攀登，历经数年，又完成了其代表著作《中医治则学》，重点在于建立中医治则理论体系，并用治则治法指导临床实践。
业内同行专家对《中医治则学》一书，评价极高，如国医大师路志正评谓其“冶历代治则于一炉，集万家精髓于一编”；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谢海洲研究员赞其为“中医治则学的扛鼎之作”；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孟庆云研究员则谓其学术“论辩醇正，法度粲然”。
在研究工作中周超凡也深刻认识到，中医治则治法是一门上承基础，下启方药，密切联系临床的桥梁，只有和临床应用相结合，中医治则治法才能其显示强大的生命力和较高的学术价值。因而他在研究治则治法理论的同时，紧密联系临床实际，并在中医药理论的指导下，探索出一些行之有效的治疗疑难杂病的方药和制剂。如1998至1999年，他研究补肾填髓法治疗老年性痴呆，开发的“填精益智颗粒”“补肾养脑丸”；治疗骨刺，开发了“骨刺止痛丸”；治疗咳喘，开发了“咳喘清丸”，获得北京市卫生局同意配制的批复。2005年，针对偏头痛开发的“息风止痛颗粒”，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研究批件；2012年“息风止痛颗粒的临床研究”项目获得创新基金支持。
周超凡在治则治法领域坚守、深耕30余年，是业内公认的中医治则治法领域的开创者和学术带头人。
六 身兼数职，多重责任
周超凡担任过第七、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秘密技术专家组专家，《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评审组成员，国家医疗保险目录评审咨询专家，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审评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专家委员会委员，以及国家领导人保健工作。他身兼数职，无时无刻不在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振兴而工作着。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周超凡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关心体查民情社意，积极参政议政，为中医药事业的兴旺发达、为关注到的国计民生之事大声疾呼。在全国政协七届四、五次会议期间，他的“尽快建立中医药博物馆”提案受到多位委员的认可，成为医药卫生界提案中签名委员最多的提案；在全国政协八届三次会议期间，他的关于“加强中医药高级科研人才培养”的提案，再一次引起众多委员的关注。从1988年当选政协委员至2007年卸任，由他牵头发起的提案有65项之多，内容涉及加强中医药基础性研究、完善中药品种保护制度、中药材培育相关问题、组织中药饮片使用剂量调研、保障中药质量、统一配方颗粒质量标准、关注中药用药安全、推进中医药研究成果的转化应用、西药中药化、中药国际化、中医药现代化、完善基本药物报销制度、中医药教育及人才培养、建设医药文化博物馆等诸多方面。不仅如此，他还关注民族医药发展，提交了“应大力发展民族医药事业建议案”“采取必要措施保护民族医药文化土壤建议案”等4项相关提案。他也关心特殊人群的健康和权益，提交了“保障乙肝病毒携带者的合法权益建议案”“关于加强对精神残疾人群的防治监护和救助工作建议案”2项提案。他还为希望工程、蔬菜与中药材中农药残留超标等关问题疾呼与献策。正是“医之大者，为国为民为苍生”。
作为一名医生，因为科研工作的关系，虽然出诊的时间不是很多，但他仍然尽其所有可以利用时间为患者看病。他每次看病，也总会讲一些辨证施治的道理。病人在一知半解间，也能大概明白，中医把人看作一个整体，把人和自然看作一个整体，中医治病除了辨证论治外，还有因人、因时、因地制宜。不仅如此，他很早就承担了国家领导人保健工作。80年代中期，他就运用中医传统的辨证与现代辨病相结合的方法，开出芎辛汤合半夏白术天麻汤，治愈了徐向前元帅的“原发性血管性头痛”。徐帅为表谢意，写下“发扬古意，融合新知”8字赠与他。这幅字，现存放在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所史馆。这8个字，正是周超凡追求中医药事业的真实写照和最好总结。
作为国家中药品种保护审评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秘密技术专家组专家的他，深深感到，中医中药是个伟大宝库，在发掘、整理和对外交流过程中，必须做到内外有别，保护与保密相结合，确保知识产权；保密太过，则不利于内外交流沟通；无端泄密，又会造成国家重大损失。
他还曾是《中国中药杂志》副主编、定稿组组长。此外，还身兼《中成药》等十几家中西医药杂志的编委，审理的稿件源源不断。他经常说审稿也是学习，可以从中吸取不少知识与养分。现在，他不在担任这些职务，但是仍然有一些文稿、书稿送到他这里。他一如既往的认真，看到好的稿子，他会有欣喜和欣慰；看到不尽如人意的稿子，他会明确表示此文恐怕不能发表或出版。
作为一名学者，他曾应邀出国访问朝鲜、韩国，也曾为亚、非、欧、美等洲的留学生上课，传播中华民族的医药文化。他无论走到哪里，就把中医药的知识传播到哪里。他一直认为，中医药是全人类的财富。
作为研究生导师，他严于律己，以身作则，既教书，又育人。指导研究生治学严谨、认真负责，在生活上关心爱护学生。他特别希望学生成才，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已经是颇有成就的二级教授，耳顺之年仍然与他保持着亲密的联系。周超凡先后培养了20多名博士生、硕士生、进修生。即使退休后，也不遗余力的广收学生、培养后辈400余名，可谓桃李满天下。
科研、教学、保健任务、医疗、评审、审稿……每天的工作都安排的满满的，如果没有很高的工作效率是很难完成各项工作的。对于各项工作，他没一丝将就和对付，也没有任何诀窍，用他的话讲，就是“惜时”。1992年，作为有突出贡献的中医药专家，他荣获了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在退休前，他的生活大致如此，几乎没有休闲的时间。他特意上下班走走路、爬楼梯，工作累了擦擦地、洗洗衣服，偶尔浇一浇花草，抱抱小孙子作为自己的休闲方式。他没有娱乐生活，他没有需求，因为他沉浸在中医药的海洋中，自得其乐。
2008年，是周超凡在科研岗位的最后一年。这一年，他发表了“激活中药饮片用量，提高中医临床疗效”“中药饮片用量的探讨”两篇文章，并参与指导了“论中药用量的特点及研究展望”学术论文，以及中医内、外、妇、儿科临床处方饮片用量系列调研报告。对于《中国药典》中诸多饮片用量，在辨证与用量的关系、用量更新及用量大小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他仍然在研究和呼吁中。
他说指出，自古就有“中医不传之秘在于量”之说，诸多饮片药典规定用量偏小，不能充分发挥指导作用，激活饮片用量研究势在必行。及至今日，谈起这个问题，他仍有遗憾，认为自己的任务没有完成。
2008年，周超凡退休了。这一年他72岁。因为《中国药典》修订、新药评审、政协工作等重要职位的需要，他在工作岗位上多坚守了12年。
七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退休后，周超凡不再处在科研一线，也减少了临床诊疗工作，虽然还有一些社会职务，但时间还是宽松了起来。只是，他并没有放轻松，把精力和时间又用在了中医药学术的传承和文化的传播上。他说，让更多中医人学好中医、更多人了解中医是我的使命所在。
对于学术传承，他秉持“中医是理论医学，更是实践医学；中医是传统医学，也应该是与时俱进的医学”的理念，围绕中医药理论与实践、实验与临床相结，先后进行了28次专题讲座，重点讲辨证与辨病、传统药性理论与现代药理、继承古方与创立新方相结合用药的思想与经验。他看到中医药研究，成果累累，但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甚感惋惜。他时常嘱咐他的学生、弟子，不能抱守残缺，一定要与时俱进，在科研、临床上一定要充分吸收和利用现代的研究成果。周超凡说：“搞药的人要懂中医临床，才能有感性知识；搞临床的中医大夫，也要吸取现代药理研究的成果，才能与时俱进。”
对于传播中医药文化，周超凡很是用心。为了增进青少年对中医文化、中华优秀文化的了解，他在2019、2020年相继编写出版了科普图书《精彩诗图话中药》《精彩诗图话方剂》。为此，他听了1年多儿童节目“小喇叭”，吸取灵感，通过图文并茂的形式，把中医药文化传播开来，把中医的种子播撒在青少年一代人的心里。
周超凡还不遗余力的广收学生，培养后辈。如2016年12月26日，他招收了14位弟子，并在北京德胜门中医院成立了“周超凡教授传承工作室”。 2021年5月10日，在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主办的“周超凡学术传承大会”上，招收了21名传承人。他的学生、弟子有专业的中医科研人员、一线的医务人员、中医行政管理人员，也有中医药爱好者，他因材施教， 尽心竭力，为中医培养人才。学生是周超凡家里的常客，经常带着问题而来，带着收获而归。看到学生的进步，看到后继有人，他颇感欣慰。他说：“人的一生很短，我一辈子做一件事也没有完成，这一代人没有完成，希望后学有人，并勇于超越。”
最近，85岁的周超凡，还在同时推进着两件事：一是指导调研中医治则学编成教材纳入进中医药大学选修课的可行性，一是促成《中医治则精华》《中医治则学》的英文译本的出版。前者，他还在思考和探索，后者几经修订即将出版。中医治则学是他的专长，他的初衷是以此为依托，把中医的治疗思想和理论的精华传承下去、传播开来。他常说，中医的思想和理论是中医的灵魂，中医要传承下去、传播出去，不能丢掉思想，不能不讲理论。
一个年过八旬的老人，仍然乐此不疲，以“教”“传”为乐，这只有一种解释——流淌在血液里、渗透到骨子里的热爱。
八 情系中医60载——征程未有穷期
周超凡从医60载，医药皆精，学验俱丰，在中医治则学、中药传统理论与现代药理相结合、辨证用药与辨病用药相结合、特效方药的应用及安全用药等方面均有所建树，在《中国药典》的修订上更是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然而，回望过去，他更喜欢以学术生涯为计。他说：“除去学习和特殊年代的磨砺，我的学术生涯有40年，前20年是搞中药研究，后20年是搞中医治则学研究。”
在中药研究方面，周超凡以传统的药性理论和现代药理学相结合的思想为导向，在指导辨证用药与辨病用药，分析复方、精简复方、组成新方，发掘新药和原有药物的新用途，探究药物的配伍禁忌和控制药物的毒副作用，以及探索改善剂型和给药途径等方面倾注了很多精力，提出了不少科学性的创见。他的部分研究成果，也融入进了第四至九版《中国药典》的修订中，内容涉及到饮片炮制加工、药物功能主治、用量用法、品种的增汰、药物的不良反应等诸多方面。《中国药典》指导中药的应用越来越科学、安全与规范化，其中都渗透着他的一份辛劳。
在治则研究方面，周超凡完成了对治则源流的考察，修订了治则的定义，明确了治则的内容并扩展了其范畴，提出中医治则的多层次性并对治则进行了层次划分，厘定了中医治疗思想、治则与治法的区别与联系，实现了治则治法体系和学科的构建；同时，又将中医的原创思维、中医学的理、法、方、药贯穿其中，彰显了中医治则治法理论的实践价值。
在临床实践上，周超凡把中药药理、治则治法方面的研究心得融合，辨证用药与辨病用药相结合、临床经验及现代中药药理研究相结合，在治疗血管性头痛、糖尿病、老年性痴呆、高血压、支气管炎等疾病上，都有独特有效的思路和治疗方法，创制了不少实用的方剂。
周超凡一直致力于把传统的中药、方剂理论与现代药化、药理、制剂结合，真正做到了“发皇古义，融会新知”。 《礼记·大学》说君子之学“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周超凡具备了君子之风。他守得住中医的思维方式、中医药理论的根本，又能及时汲取和利用现代的科研成果，是一位既“传统”又与时俱进的“现代”中医。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黄路琦这样评价周超凡：“当今能说清楚病、药、方的人”“他不仅是一个中医学家，还是一个中药学家。他讲究药物原理，对很多用药讲得非常透彻，并且与时俱进，就连最新的药理成果都能在他的方子里得以体现。”耄耋之年，他又把让更多人学好中医、了解中医药当作自己的使命，尽显大家风范。
他的学术生涯又何止40年？
有人以“老骥伏枥”形容现在的周超凡，而他则一直用“老牛自知夕阳晚，不待扬鞭自奋蹄”来描述自己。回望60多年的学习、科研和临床经历，他说：“我的介绍里有很多头衔，但我的身份只有一个——中医人。我一辈子只干一件事——坚持在中医临床和实验相结合的道路上探索中医药传承精华、发展创新之道。”
周超凡还写下了更为精简的13个字的自我总结——“不忘初心60载，中医人生渐展开”。在周超凡的思想里，成绩已成过往，征程未有穷期。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正是对周超凡的真实写照。
“一辈子，一件事”，对中医药的坚守与实干，便是他走过的人生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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