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中医师承教育【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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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采众长治病不拘一格的临床家何炎燊
马凤彬整理
编者按：何炎燊，全国著名的中医临床学家，现任广东省东莞市中医院名誉院长、主任医师，广州中医学院兼职教授。因其刻苦钻研，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不拘一格，经５０年临床实践磨炼，终成一代中医名家。更由于在医疗、教学工作中的杰出贡献，获卫生部授予“全国卫生文明先进工作者”称号，１９９１年获批准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本文重点介绍何氏博采各家学说，集百家为一家，蓄众长为己长，治病不拘一格；治急病行霸道，重视下法在内科急症的应用；主张伤寒温病，既应合流，更应发展的学术观点。临证擅长化裁古方，强调育阴潜阳，扶持胃气的诊治特色。名案评析所收录中风、急进性肾炎、习惯性流产、红斑狼疮、高血压危象案等，更能反映他临床辨证思路和用方巧妙。
医论医话中，“论古人著书校勘之疏忽大意”，可知何氏精心细读前贤医著，取其精华，为己所用；指出谬误，推陈出新，其治学之严谨，由此可知。“请君一读《郭玉传》”更显他“不分贫富贵贱，都一视同仁，细心诊治”的崇高医德。所收录的“二甲调肝汤”等四首经验方，即何氏长期临床实践的结晶，今公诸于世，有心习者，定能受益。
总之，细读全文，这位出身贫寒，历经坎坷，自学而成才，在实践中扬名的老中医的治学方法和学术经验，定会使后学之人受益匪浅。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荀子•劝学》
玉扎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无遗者，医师之良也。
———韩愈《进学解》
何炎燊，广东省东莞市人，生于１９２２年１０月，现任东莞市中医院名誉院长、主任医师，东莞市中医学会理事长、东莞市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广州中医学院兼职教授。他又是广东省政协第四、五、六届委员，东莞市（县）政协第一、二、三届常委，第四、五届副主席。
何氏自幼受业于宿儒李仲台先生，在名师的熏陶下，从小就有“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的抱负。
考入高中后第二年，日寇侵占华南，莞城沦陷，父亲在战乱中病逝，家产荡然无存。他不因中途失学而灰心，在十分恶劣的生活环境里，发愤自学中医。他开设私塾，白天教书，靠微薄的收入，以第二卷５１０养母弟。入夜，则在一盏黯淡的桐油灯下，刻苦攻读医书。２１岁起即以术问世，迄今逾５０余载。
他从医不久，即享盛名，四方求诊者，日踵于门。他为了尽量多诊治一些病人，不论严寒酷暑，每天早出迟归，５０年如一日。他不但医德高尚，医风正派，极为群众所称道；还致力于中医教育事业，先后主办了五届中医学徒班，两届西医学习中医班，培养中医和中西医结合人才２５０多人，为中医事业后继有人，付出了毕生精力。１９７８年广东省人民政府授予他“广东省名老中医”光荣称号，１９８６年卫生部授予“全国卫生文明先进工作者”称号，１９９１年７月，为了表彰他对我国中医药事业作出的突出贡献，国务院批准他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并颁发了证书。
何氏精勤力学，至老不倦，除博览中西医籍外，还旁及经史古文诗词，故学识渊博，深受同道尊敬。他治学态度严谨，客观求实，对古今各医学流派，不存偏见，故能撷采众长，为己所用。
临证精思明审，运用古方以治今病，常有得心应手之妙。何氏钻研伤寒、温病数十年，主张“寒温合流”，对外感热性病的理、法、方、药都有所创新。又专于杂病，对内、妇、儿疾病均有独到的经验，救治顽症痼疾，数不胜数。他治疗急、重病，擅用霸道，常说：“试看兴王佐命臣，哪有一个和平老？”而治疗慢性病，则主张“王道勿求近功，处处要扶持胃气，顾护真阴”。他勤于笔耕，著述甚丰，虽诊务繁忙，社会活动多，但不忘抽暇撰述，已在省级以上公开医刊发表论文５０多篇，已出版专著有《常用方歌阐释》和《竹头木屑集》。
何氏虽已届高龄，仍老当益壮，为中医事业，辛劳不懈；以“有残年而无闲年，我一息尚存，将继续奋斗”的高尚品德要求自己；常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来抒发自己为中医事业奋斗终生的激情！
学术精华
一、各家学说，俱收并蓄，治病不拘一格何氏少时从宿儒学习五年，熟读经史、古文、诗词，对古典文学造诣颇深，为他自学中医打下牢固基础。他曾说：“没有祖传师授，光靠自学历尽艰辛，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比别人多，这本来是件坏事，但对我来说，却是一件好事。好就好在完全靠自己独立思考，不会被一家之言，先入为主，印定耳目，以致临床思维，偏向一边。”他又说：“常见行道数十年的老中医，必有几套看家本领，或长于温补，或擅用寒凉，或善治惊疳，或专医崩漏；甚至对一方一药的运用，也有独到之处，如‘竹茹先生’、‘平胃散大夫’等。
而自己则十分惭愧，可以说是一无所长。如果一定要说出自己几十年读书临证有哪一点成就，那么，一言以蔽之曰：师古而不泥于古，能撷采众长，为己所用；而辨证细心，据理治病，不拘一格，如此而已。”何氏博览群籍，对宋、金、元、明时期争鸣的百家，用历史唯物观点，详细分析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当时人民生活状况，对他们某一方面的成就，都给予肯定，不存任何偏见。例如，寒凉派的刘河间，倡“六气皆从火化”之说，立防风通圣散一方，治疗外感热性病。何氏认为此方祛第二卷５１１风解表、泻火通腑、疏瀹气血，是表里上下同治之法，加减运用以救治不少中风阳闭危症，都能转危为安。
又如，脾胃学说专家李东垣的补中益气汤为世所重，而其清暑益气汤却被后世温病家訾为“药物驳杂，有清暑之名，无清暑之实”，王孟英竟另立一方代之，李氏名方遂被搁置。何氏却认为，此方最能体现东垣之学术思想。方以补中气，升清阳的补中益气汤为基础，合生脉散以保肺救津，又加苍术、神曲、青皮以燥中焦之湿，黄柏、泽泻泻下泉之火，用意十分周匝。在今天，随着人民生活和饮食结构的改变，劳逸失节伤气，烦劳操持伤阴，酒醴冷饮生湿，甘肥炙?生热等病机，往往在一个患者身上同时出现，清暑益气汤的加减应用，范围更广了。
何氏以擅治肾炎名闻海内外，他治急性肾炎，用气味俱薄的叶氏枇杷叶煎，轻可去实，肃肺化气以行水。治急进性肾炎血尿如注，宗丹溪“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认为是阳陷阴络，迫血妄行所致，不用凉血止血药，而用大补阴丸得效。治疗慢性肾炎水肿反复不愈，则从张景岳的“水肿用温补而愈者，愈出自然，用攻破而愈者，愈出勉强”之说，用大补元煎，屡收实效。肾炎发展到尿毒症，何氏则认为是：脾肾久虚，由虚到损，损久不复，则脾之健运失职，肾之分清泌浊功能丧失，于是浊阴凝聚，郁而化火，是一个由虚变实的过程，即《内经》“重阴必阳”之理，此时应急则治标，用刘氏神芎导水汤大寒清泄之剂，救治了数十例，能降低血氮，改善症状，延长病人生命。
重型小儿腹泻，暴注下迫，发热烦渴，用葛根芩连汤、白头翁汤一般通治之法不愈的，何氏加入白虎汤则效。有人说，白虎非止泻之方，何氏认为，无形邪热，流于阳明之经，迫津液外泄为大汗，仲景用白虎汤。今无形邪热下注阳明之府，却不成里结，而迫津液外泄为泻，症虽异而理同，故亦用白虎治之屡效。阳明为三阴之屏障，一旦藩篱尽撤，邪陷三阴，立即化为虚寒凶险之症，此“重阳必阴”之理。何氏仿谢映庐《得心集》大回生汤之法，用大剂丁蔻附桂理中汤，加黄芪、五味、赤石脂、全蝎等，挽救不少危重患儿。
综上所述，说明何氏能吸收古贤各种寒热攻补之法，因人因证而施，治病不拘一格。
何氏对古今有成就的医家，都十分尊敬，但不盲目崇拜。他钻研伤寒温病数十年，尊崇仲景，却没有成为泥执仲景成法的“经方派”；他佩服叶天士，却没有成为徒尚轻灵的“时方派”，也不同意叶氏的“柴胡劫肝阴，葛根竭胃汁”之说；他赞赏王孟英，但惋惜王氏偏好寒凉，畏羌、独、芎、防如虎，而他用活人败毒散治愈１０００多例流感和登革热，雄辩地说明，寒温之间，本无界限，不能偏执。
凡是活人之术，不论古的、今的、中的、西的，以及针灸外治，民间草药单方，何氏都俱收并蓄，不肯轻弃。他用泻曲池、补足三里的针法，治愈遍身风疹块、高热持续的少年；用热酒浸足的外治法，救治一鼻血不止的农妇，至今为人称道。早在４０年代，他认识一位外科铃医，此人朴讷忠厚，可惜少不知书，不懂内科，只会用草药治外症，但有好几例肠伤寒，误用温补，出现严重血症，此医用鲜崩大碗二斤，捣汁与服，皆转危为安。何氏吸收其经验，经多年搜集崩大碗资料和临床验证，认识到崩大碗甘淡而寒，去湿清热解毒力甚强，又不伤正气，用治急慢性肾功能衰竭百余例，降低血中非蛋白氮，确有实效。
韩愈说：“玉扎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无遗者，医师之良也。”这句话，何氏可说是当之无愧的。
第二卷５１２二、治急病，行霸道，扩展下法在内科急症的应用《素问•至真要大论》“治有缓急，方有大小”，示人急重病必须急治。何氏主持病房工作２０余年，抢救不少危重病例，他主张：治急病，须行霸道，才能拨乱反正。例如，用大剂“近效术附汤加味”（白术６０克、附子１８克、炙草９克、生姜１５克、大枣６枚、天麻１５克、半夏１５克）救治虚寒性高血压危象的老年患者。用吴茱萸汤治疗寒邪上逆的头目暴痛，都有立竿见影之效。
治疗出生才７０天的婴儿极重型小儿腹泻，连用丁蔻附桂理中汤１７剂，始转危为安。而运用下法治疗内科急症，常有得心应手之妙，大大扩展了下法的临床应用范围。
下法是中医治病八法之一，最早见于《内经》，而用诸临床，实始于仲景。仲景把下法与汗法看作祛邪外出的重要手段。所谓邪，不单是指外感六淫之邪，还包括疾病发展过程中的某些病理产物（如瘀血、痰饮、燥矢等）和病人的某种宿疾（如论中所说的血家、饮家、喘家……等）。
因此，《伤寒》、《金匮》的下法包括了荡涤实热、泻下瘀血和攻逐宿饮等多种方法，而且对急下、缓下、可下、不可下和误下致变的辨析十分精细，可知，下法的运用，远在１７００年前就不但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而且成为系统的理论了。
后世医家，在仲景理法的指导下，通过临床实践，对下法不断加以发展，并有所创新。如刘河间立峻逐水邪的舟车丸和表里双解、气血同治的防风通圣散，陶节庵为正虚失下而制的黄龙汤，都是明显的例子。吴又可更提出“注意逐邪，勿拘结粪”的论点，进一步扩展了下法在外感热性病中的应用。到了清代中叶以后，吴鞠通所创制的宣白承气、导赤承气、牛黄承气、增液承气等和何廉臣所博采的各种下法新方，有如百花齐放，大大地丰富了祖国医学的内容。何氏认为，某些疾病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某个特定阶段，应用下法治疗，不仅仅是泻热通便，也并不局限排除机体有毒物质，而且更能对有病的机体起着整体调节的作用，这对疾病的治疗和机体的康复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
（一）下法治疗乙型脑炎何氏治疗乙型脑炎常用下法起主要作用。但古今名家，都说暑病不需用下。如叶天士引张风逵之言：“暑病首用辛凉，继用甘寒，终用酸敛酸泄，不必用下。”余师愚治暑热疫更反对下法，他说：“热疫乃无形之毒，而当硝黄之猛裂，热毒焉不乘虚而深入耶？”石家庄治疗乙脑经验，也有“邪陷心包时，徒攻阳明，并不能解决问题，且遗后患”的论点。何氏的看法是：阳明乃五脏六腑之海，居中土而万物所归，伤寒温热之邪皆可传胃腑，既然“夏暑发自阳明”（叶天士语），其热性又较伤寒温热为甚，岂有始终流连在经而总不入腑之理，故以“六经实热，总清阳明”立方以硝黄畅下之后，有如釜底抽薪，营热肝风均随之平息，且无后遗症。
（二）下法治疗麻疹后肺炎合并心衰小儿麻疹后肺炎合并心衰，是儿科重症，然西医之“心衰”，并不等于中医之“虚脱”，切忌对号入座，若一见心衰，即投姜附必致偾事。即如此例，乃麻疹失治，热毒蕴聚，内陷心肺，劫灼津液，呈脏腑气机升降窒塞之候。《幼幼集成》名之为“马脾风”，论云：“胸膈积热，心火凌肺，热痰壅盛，忽然暴喘，不急治必死，用牛黄夺命散。”这是上病下取之法，因为肺失清肃，气机有升无第二卷５１３降，故喘促致危，肺与大肠互为表里，往往急下之后，地道一通，天气即舒，肃降之令得行，则诸恶候可迅速消减了。何氏常师其意而不泥其方，用大黄通腑，安宫牛黄丸清心火以保肺金，兼涤热痰，合竹叶石膏汤加味，甘寒清肃，以救欲绝之化源，较单用牵牛、大黄为胜。而大黄捣浸灌服，给药迅速，故不用西药，亦能抢救垂危。
（三）下法治疗脑血管意外何氏认为，此乃中风闭证之重者，即《素问•调经论》所说：“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金匮》说：“寸脉沉大而滑，沉则为实，滑则为气，实气相搏，血气入脏即死，入腑即愈，此为卒厥。”进一步阐述厥证之所以发病，是由阴阳失调，以致血气运行不循常道而走于上，这时并走于上的血气已非正常的血气，而转化为病邪了。故《金匮》揭示出此属实证。王旭高治中风一案云：“痉盛神昏，风淫火炽极矣，夫内风多从火出，欲熄其风，必须清火，欲清其火，必须镇逆。”他针对气血并走于上的病机，提出“镇逆”之法，是有真知灼见的。他仿风引汤立方：“取石药?悍滑疾以平旋动之威”，是可取的，但方中既去大黄，又杂以生地、天冬等物则不妥。此时冬、地育阴，介属潜阳，已是缓不济急，只有“泄可去闭”，重用硝黄急下，以折风火上腾之势，才能达到“镇逆”目的。何氏每用河间防风通圣散加减，通腑泻火之中，兼能疏风活血，又取风引汤之石药大寒沉降，加上牛黄至宝之通窍苏神，治疗多例均效。
（四）下法治疗过敏性紫癜何氏认为过敏性紫癜有谓属血证范畴，或称肌衄，有人说是阳斑，总之不必拘泥。用中医审证求因之法分析，此例显系湿热之邪，内蕴肠胃，郁而化火。阳明为多气多血之经，古人谓斑出于阳明，就是此理。来诊之时，已出现气血两燔，表里俱实证候，虽未至危，而来势颇凶，防风通圣散祛风透表，泻火攻里，兼有凉血解毒之功，施于此症，甚为合拍。患者便溏不结，而仍用硝黄者，是遵循吴又可“注意逐邪，勿拘结粪”之说，他又指出：“况多溏便失下，但蒸作极臭，如败酱，如藕泥，临死不结者，但得秽恶一去，邪毒从此而消，脉证从此而退。”果然，峻下之后，病势顿挫了。
（五）下法治疗肾功能衰竭肾功能衰竭出现尿毒症病机极为复杂，且非一经为病，而是几个脏腑同时受累，很难机械分型，只有精细辨证，“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者责之，虚者责之”，因人因证，灵活施治，才能提高疗效。一般认为，肾炎水肿发展到肾衰阶段时，无论是急性肾衰还是慢性肾衰，下法仅能治标而已。更有人说攻下逐水，只图快利一时，而遗无穷之后患，张景岳就是力主温补而痛斥攻逐者。证诸临床，也不尽然。１９６０年何氏首用神芎导水丸治一混合型慢肾重症，使之转危为安，至今２０余年未复发。后来此方在本院内科推广应用，治愈过不少重病，因知推陈确可致新，张子和强调“先论攻其邪，邪去而元气自复也”，确是有一定道理的。
上述５个病种，从现代医学来看，性质完全不同。按中医理论分析，属外感者二，暑陷心营有别于风温闭肺；属内伤杂病者三，亦有风（大厥）、血（发斑）、水（肿胀）之各异。但每个病种在它发病过程中的某个特定阶段，都可用下法治疗，分别能获得邪势鸱张者得挫，阳热亢盛者得制，气机逆乱者得平的效果，而且远期效果也很满意。可知在病情急重之际，要迅速拨乱反正，王道已第二卷５１４无近功，须行霸道（如汗、吐、下、大寒、大温、大攻、大补之类）。《蠢子医》说得好：“试看兴王佐命臣，哪有一个和平老？”所以下法作为中医治疗急症的手段之一，有着十分广阔的前景。
三、伤寒温病学说，既应合流，更须发展（一）寒温之间，并无明显界限太史公说他作《史记》，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何氏认为研究中医外感热性病正好用上这句话。自从仲景根据《内经》天人相应之理，创立六经辨证论治学说之后，至今千余年，中医治疗外感热性病的理、法、方、药不断得到补充发展。历代医家，虽持论不同，但理无二致，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伤寒温病学说不仅应该合流，而且还要随着时代的前进而有所创新。故伤寒温病，不能强行划分，今举一些显而易见的事例，足以说明问题。
１?外感热性病中哪个病属寒，哪个病属热，哪个病属湿？虽说与季节的转移，六气的变化有关，但主要的还是决定于某种致病因素（邪毒）的特定性质。霍乱多发病于暑湿交蒸的夏秋之间，但４０年代何氏所经治的许多病例，几乎全是“寒中三阴”这类型，这与光绪年间湖北田宗汉所著的《医寄伏阴论》称之为“时行伏阴病”者完全相同；近十年来所见的散发性副霍乱病例也是如此。这就说明，霍乱弧菌致病，不论是在一百年前还是现代，不论是在长江流域还是广东，都具有“阴寒”的特性。又如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多发生于寒风凛冽的冬春季节，而其临床表现却不是“冬伤于寒”，而是“温邪逆传营血，发斑动风”。广东肠伤寒发病最多的季节是秋末冬初，此时正是风高气爽，燥金司令，而患者却出现“湿热缠绵”的证候。由此可知，按季节气候，强划寒温，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
２?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所以病人的素质在发病过程中也起着重要作用。例如，我院某医生，素禀虚寒，１９７５年盛夏，家中数人患流感，都是暑热证型，第三天，他也染上了，但症见凛凛恶寒，涔涔汗出，发热头痛，干呕不渴，舌白脉浮而松软，何氏授以桂枝汤合玉屏风散，一剂知，两剂已。同是感染上一种病邪，却又因人之体质不同，发病之寒热虚实迥异。《医宗金鉴•伤寒心法要诀》第一条就明确指出：“六气感人，为病同也，人受之生病异也。推原其人，形之厚薄，脏之寒热非一也，或从寒化，或从热化，或从虚化，或从实化，故多端不齐也。”读了这些阅历有得之言，则寒温的门户之见，不攻自破了。
３?人的生活方式的改变与疾病的发生也有密切的关系。张洁古曾倡言“夏月贪凉饮冷，静而得之为阴暑”，后世温病学家多斥其非。今天，随着人民生活的现代化，风扇、冷气日趋普及，冰棍、雪糕，到处皆是，阴暑（即夏月感寒与寒湿伤中）之病却一天天多起来了。在冬天，室外虽朔风怒号，室内则暖气温煦，加上蛇羹狗肉，对酒围炉，故俞根初在《通俗伤寒论》一书所说的“客寒包火”之病，也屡见不鲜了。
又如麻疹喘咳（合并肺炎）之治，自宋迄清，儿科方书皆用苦辛寒降、肃肺涤痰、清热解毒之法，近十多年，临床所见麻疹合并肺炎（特别是中后期）约有半数出现火盛刑金，伤津耗气证候。
这些患儿，大都是父母溺爱，偏食膏粱、朱古力、红外线烘饼干，平素内热燔灼，偶一发热，动辄静脉输液，抗生素与激素并进以致肌柔骨脆，气阴不足，一患麻疹，每致酿成重病。此时若泥执板法，极易导致心衰。何氏用喻氏清燥救肺汤原方（人参宜用西洋参）加沙参、川贝母，若合并第二卷５１５心衰，尚未致亡阳者，再加五味子、安宫牛黄丸，皆可转危为安。此法乃前人所未论及者。故医贵达权，体察古今之变，正如叶氏所云：“治病当活泼泼地，如盘走珠耳。”（二）后世医家对伤寒论的补充仲景根据《内经》的天人合一学说，确立了治疗外感热性病的六经辨证体系，是中医辨证论治的奠基人，其３９６法、１１３方历用１７００余年而不衰，不愧为医中之圣。然而，用历史发展的观点来衡量，仲景所立的理、法、方、药，并非完美无缺的，后世医家在实践中加以修正补充，也是必然的。可以说，伤寒论的六经辨证论治，是治疗外感热性病之“源”，丢了伤寒论，就如无源之水。后世医家的修正补充，则是其“流”，只有源而无流，那就变成一潭死水了。
从西晋到明末清初，发展伤寒学说有成就的医家不下十余人，何氏认为以朱肱、刘守真、陶华、吴有性为最。
宋代朱肱论少阴病，不拘泥于以虚寒为主要病机的“脉微细，但欲寐”，却认为“伤寒热气入于脏，流于少阴之经，少阴主肾，肾恶燥，故渴而引饮，又经发汗、吐、下后，脏腑空虚，津液枯竭”，提出少阴病的主要病机是“热邪伤阴”，修正了仲景的寒化为正局，热化为变局的立论，无疑是符合临床实际的。又如朱肱论厥阴病，提出“故唇青舌卷而卵缩，知厥阴受病也”。已体察到厥阴病有肝风内动的病机，这也是仲景所未论及的。
金元时期，刘河间大胆地提出“六气皆从火化”之说，倡言“人之伤寒，皆为热病，古今一词，通谓之伤寒。病前三日，巨阳、阳明、少阳受之，热在于表；后三日，太阴、少阴、厥阴受之，热传于里。六经传变，由浅而深，皆是热证”。其言虽未免偏执，但已开后世温热学派之先河。无怪叶天士在医案中也写上“仲景伤寒，先分六经，河间温热，须究三焦”了。
明代陶华（节庵），是一位“治病有奇效，名动一时”的临床家，对仲景的方药，多所补充，仲景在阳明急下、少阴急下诸条，一律用大承气汤。甚至病情发展到热灼神明，昏不知人，循衣摸床，惕而不安，直视微喘的危候，也没有其它方法。陶氏补上一黄龙汤，在大承气汤中加入人参补气，当归补血，以救正虚失下之证，多可挽回。又如，少阴病死候最多，因病在心肾两脏，是生命之根。此时阴寒极盛，阳气欲绝，仲景用四逆汤救治，甚至下利清谷，手足厥逆，身?，烦躁，脉微欲绝的危候，还是四逆汤，不过用附子大者一枚，加重干姜之量，更名为通脉四逆汤而已。
陶氏则立一回阳救急汤，在四逆汤中加入人参、五味子以收敛漓散的元气，加入温煦血分的肉桂，取血为气母之意，又加用苍术、陈、夏者，是体察到危重病人常兼寒痰上涌。而用少量麝香于大温大补剂中，确有回苏救脱之妙，此已为今日科研所证实。故陶氏此方，远胜仲景原方，故何廉臣称之为“回阳救脱，益气生脉之第一良方”。
如果说，朱肱、刘守真、陶华等人对仲景的理、法、方、药的修正补充，只是六经辨证的小修小补，到了明末，吴又可索性离开了六经立论，提出致病原是六淫之外的一种“戾气”，传入途径，不是“一日太阳受之”，而是“邪从口鼻入”，病变部位则是“伏于膜原”了。与此同时，新创的辛凉祛风、甘淡祛湿、清营凉血、开窍熄风的方法，又大大提高了疗效。医家不再对伤寒论作小修小补，叶天士跳出伤寒圈子，另立温热学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其实叶天士根本没有把温病与伤寒对立起来，《温热论》开头就说：“辨营卫气血与伤寒同。”因为脏象学说，是中医理论的核心，而营卫气血则是脏腑功能活动的物质基础。无论是仲景的六经辨证，叶天士的卫气营血辨证和后来吴鞠通的三焦辨证，都离不开这个基础，只不过第二卷５１６“若论治法则与伤寒大异”而已。而所谓“大异”，并非一道鸿沟，而是发展和补充了许多新的治疗方法。
（三）融汇伤寒温病的理、法、方、药并有所创新如上所述，何氏一向认为伤寒、温病学说，是应该合流的。他不尚空谈，而是在实践中融汇了伤寒温病的理、法、方、药，大大提高了疗效。
１?新订柴胡饮系列方张景岳的《新方八阵•散阵》中有正柴胡饮（柴胡、防风、白芍、甘草、陈皮、生姜）和一、二、三、四、五柴胡饮。何氏师其意而不泥其方，新订了一系列柴胡饮，治外感热性病邪在卫分者。
景岳的正柴胡饮，实从仲景桂枝汤脱胎而来，不用桂枝而用防风者，李东垣谓防风为风药中之润剂，既能解肌祛风，又不若桂枝之温燥，与柴胡为伍，则解表逐邪之力更强，去大枣之壅，加陈皮之走，兼利气透解之能。故景岳说，外感病中，凡血气和平，宜从平散者宜之，既不同于桂枝汤之温散，又非银翘散之凉散，其实与叶天士所言“在卫汗之可也”，用葱豉汤之平散法，药虽不同而理同。以此方为基础，可加减成以下一系列方：解肌柴胡饮———加桂枝、大枣，即合桂枝汤，治如桂枝汤证。临床实践证明，疗效较桂枝汤原方为优。
撤热柴胡饮———去生姜，加银花、连翘、栀子、黄芩。此辛凉解表，苦寒清里之法。吴鞠通之银翘散，为后世温病家所宗，然其解表之荆芥、豆豉、薄荷之力，不及柴胡、防风，而清热之力又嫌不足。吴氏界划三焦，每多清规戒律，他说银翘散一方是从清心凉膈散加减而成，“病初起，去入里之黄芩，勿犯中焦”，实际上黄芩亦是上焦药，能清肺热，吴氏所说之“犯”，未免固执而不合理，除非辨证谬误，方药舛错，否则黄芩从无犯中焦之弊。如所周知，一药是有多能的，吴氏所用之银花，既能清上焦风热，亦可治大肠热痢，岂非直犯下焦乎？叶天士说“温邪热变最速”，既然“最速”，则应遵《金匮》“上工治未病”之理，方中仍应用上清心凉膈散之栀子、黄芩，解表邪与清里热双管齐下。实践证明，疗效较银翘散为优。
疏风柴胡饮———外感热性病早期，常见上呼吸道症状，温病家说是“风温犯肺”，常用桑菊饮主之，方轻清而力尚薄，现将正柴胡饮去生姜之辛燥，加入桑叶、菊花、杏仁、桔梗、牛蒡子，以肺为娇脏，既不宜温燥，又不可过于寒凉也。
益气柴胡饮———即正柴胡饮合玉屏风散，初起恶寒重，无汗者，用苍术，有汗用白术。仲景治太阳病表实无汗者用麻黄汤，表虚自汗者用桂枝汤。但常有气虚之人，表虚而不能作汗者，仲景未出方治，陶节庵则立再造散一方以补仲景之缺。然总不如正柴胡饮加玉屏风散为稳当。
因其有无汗能发，有汗能止之双向作用也。
２?大青龙汤变法《伤寒论》：“太阳中风，脉浮紧，发热恶寒，身疼痛，汗不出而烦躁者，大青龙汤主之。”此治外寒束内热之祖方，然方药甚峻，仲景告诫：“一服汗者，停后服，汗多亡阳遂虚”，“若脉微弱，汗出恶风者不可服。”１９５０年夏秋，南粤晴雨寒暖失调，患流感者沿门阖户，症见：凛凛恶寒，壮热无汗，头痛目疼，身痛，腰脊如折，咳嗽声重，心烦口渴，时医用温热暑湿之法治之不应，何氏谓此外寒束内热之大青龙汤证也，然脉不紧而浮数无力，不能套用原方以致汗多亡阳，考《活人书》之人参败毒散，喻嘉言盛称其功，说“暑湿热三气门中，推此方为第一”，后世温病家余师愚第二卷５１７治暑热疫，善用寒凉，并说“先用败毒散去其爪牙”，可知此方败毒（抗菌抗病毒）之力甚强，乃用此方重加石膏以清热除烦，即仿大青龙汤之义，一两剂病即霍然。仅两月，治愈７００余例，后１９８５年，东莞登革热流行，亦如大青龙汤证型，亦用此法治之，有立竿见影之效。
３?分消走泄与和解少阳叶天士《温热论》：“……气分不传血分，而邪留三焦，亦如伤寒中少阳病也，彼则和解表里之半，此则分消上下之势，如温胆汤之走泄。”所谓“走”，是用半夏、橘皮之辛香流动以舒展气机；所谓“泄”，有两义，一是竹茹、枳实之微苦清泄以撤热邪，一是茯苓之淡渗，以泄湿邪。故能上下分消，邪势得松，可冀战汗而解，此是叶氏心思灵巧之处，其实是从《伤寒论》推理而得，《伤寒论》第１０１条指出服柴胡汤后有“蒸蒸而振，却复发热汗出而解者”，是战汗透邪之最早描述。
而第２３０条更阐明柴胡汤能战汗透邪之理：“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因和，身?然汗出而解。”故分消走泄与和解少阳，理无二致，惟叶氏畏忌柴胡不用耳。何氏常于温胆汤中，加柴胡疏透少阳，黄芩苦寒泄热，人参（太子参或西洋参）扶持正气，而去姜枣之温，治热邪留于半表半里者有良效。
４?湿温可下，下之宜早吴鞠通倡言湿温下之则洞泄，近世之宗吴氏者皆云湿温忌下。其实，吴氏的前辈薛生白所著的《温热条辨》，用下法就有三条。王孟英也说：“湿热证原有可下之证，惟湿未化燥，腑实未结者不可下耳。……如已燥结，亟应下夺，否则垢浊熏蒸，神明蔽塞，腐肠炼液，莫可挽回。”何氏更认为，湿温早期，湿浊蕴聚化热，应从吴又可“注意逐邪，勿拘结粪”之说，若等待王孟英所说的“已经燥结”才用下法，未免太迟。蒋宝素所著之《医略十三篇》记其师王九峰用达原饮治湿温伏邪，何氏汲取其法，于达原饮加柴胡解表，大黄通腑，治疗肠伤寒（属湿温病之一），大大缩短病程，退热时间与用氯霉素相同，而用氯霉素病例有１／３复发，用中药者则无一例复发，经多年临床实践，厘定为加减达原饮一方，治肠伤寒早期有实效（槟榔、地榆、银花各２０克，厚朴、草果、黄芩、白芍、柴胡、大黄各１５克），二三日畅下后，大黄改用黄连。
综上所述，何氏从临床实践中，深深体会到伤寒学说从奠基时起，一直发展到温病学说的成熟，是不断地补充和完善的过程。科学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的，因此寒温学说也应不断地发展和创新，“学如积薪，后来居上”，理固然也。
临证特色
一、擅用古方化裁以治今病何氏一向谦虚谨慎，常言“孔子述而不作”，是很好的学习榜样，他不像张景岳好立新方，从医５０余年，自订之方，寥寥可数，而是运用古方，灵活化裁，以治新病。前人有说，古方不能治今病，但只要辨证精细，变化因心，古方也可以治今病的。
第二卷５１８（一）“陈氏升泄法”新用“陈氏升泄法”见《温热经纬•陈平伯外感温病篇》第５条。原文云：“风温证，身热咳嗽，口渴下利，苔黄谵语，胸痞脉数，此温邪由肺胃下注大肠，当用黄芩、桔梗、煨葛、豆卷、橘皮、甘草之属，以升泄温邪。”后贤张聿青善此法，《张聿青医案•风温门》第二例祝姓案，初诊所用之“薛氏升泄法”即此方加味。而陈氏何以变为薛氏？因此卷《外感温病篇》最初名《温热病指南集》，刊于１８０９年，题陈平伯撰。后吴子音于１８３１年刊叶、薛、缪三家医案时，附录此卷，易名《温热赘言》，却题寄瓢子述，于是后人又认为是薛生白所作。姑勿论作者为谁，现以《温热经纬》为准，名之曰“陈氏升泄法”。
王孟英固执叶天士“柴胡劫肝阴，葛根竭胃汁”之说，畏忌葛根之升，甚至对方中之桔梗、豆卷一并訾之。如云：“下利正是病之去路，升提安可妄投？既有咳嗽胸痞之兼证，岂葛根、豆卷、桔梗之所宜乎？当易以黄连、桑叶、银花。”果如王氏所增删者，则此方只泄不升矣。试看陈平伯原注：“温邪下利，是风热内迫，虽有谵语一证，仍是无形之热，蕴蓄于中，故用葛根之升提，不任硝黄之下逐也。”此论实从《伤寒论》太阳邪陷阳明用葛根黄芩黄连汤一法中悟出，且经实践检验而化裁者，非如汪谢城、杨素园等宦而知医之辈，徒然纸上谈兵也。方中葛根既是主药不可去，而桔梗亦不可删。叶氏《幼科要略》论春温、风温初起，皆列清心凉膈散为首选之备用方。
此方即凉膈散去硝黄之下夺，加桔梗为舟楫之官，上行而清胸膈无形风热，陈平伯此处用桔梗，即取其意。至于大豆黄卷，原非表散之药，《本经》用之治湿痹筋挛，《纲目》谓其能除胃中积热，可知其有清化湿热之功。王孟英自制之蚕矢汤，亦用豆卷与芩、连、蚕砂、木瓜诸药配伍，治热性霍乱吐泻转筋烦躁危急之症，豆卷岂升提药乎？故陈氏升泄法之妙，在此三味，王氏肆意吹求，致使后人不敢轻用，殊可惜也。
风热内迫肺胃，表里皆受，此等证颇常见，尤以儿童为然。用陈氏原方为基础，按其原文所列证候加味，常获良效。
身热，表证较重，无汗，微恶风寒，或发热弛张者，加柴胡、防风。
身热，里热较重，口渴甚，心烦，溺辣者加银花、竹叶、芦根。
咳嗽痰稀，喉痒者加前胡、北杏；痰稠难排者加桑皮、瓜蒌。
下利黄秽，肛热后重者加黄连、白头翁；下利溏滞，腹痛者加厚朴、山楂。
胸痞气逆者加瓜蒌皮、郁金；胸痞脘闷欲呕者加竹茹、半夏。
谵语较少见，而多是心烦懊?不安，睡中梦呓，应仿仲景法，加栀子、豆豉。何氏用此法，历数十载，治验甚多。
（二）叶天士枇杷叶煎治肾炎水肿枇杷叶煎乃叶天士治疗朱某喘胀之方，见《临证指南•肿胀门》，徐灵胎评云：“喘胀此方甚合，足见心思灵巧，如此等治法，真可编入医案。”何廉臣所编著之《通俗伤寒论》选录此方，定名为“枇杷叶煎”。何氏认为此方乃前贤宝贵经验之一，应予发掘，以为今用。
枇杷叶煎方：（药量乃何氏所改订，较叶氏原方用量为大）枇杷叶煎１５～３０克，杏仁、焦栀皮、淡豆豉、通草各１２～１５克，茯苓皮２０～３０克，滑石２４～３０克，苡仁１８～３０克。
朱某之病，已到了“逆乱纷更，全无头绪”地步，而叶氏仅用“凡此气味俱薄，为上焦药”以治第二卷５１９之者，乃深得“轻可去实”之妙义。此方之妙，在于杏、杷、栀、豉两组药物。杏仁、枇杷叶微苦微辛，入肺理气，辛者能开，苦者能降，则肺气之壅塞者得以宣通，清肃之令行，三焦水道便畅通无阻。焦栀善泄郁热，豆豉和中化浊，两者合用，可以“宣其陈腐郁结”，加上苓、苡、滑、通等淡渗而凉，于是气化湿除，溺畅肿消矣。且诸药性质和平，不比发汗峻剂而损上焦之阳，泻下峻剂而伤中焦之气，利尿峻剂易耗下焦之阴，故虽久服亦未见有何副作用。
何氏运用枇杷叶煎治疗肾炎水肿，逾４０载，临床加减化裁如下：１?治急性肾炎有良效，以急性肾炎多实证故也。然而临床所见，每多兼证夹证，故在原方不变基础上，应随证加味：阳水暴肿，皮色光亮者，加麻黄９～１５克，石膏３０～６０克；水邪射肺，喘咳不得息者，加葶苈子１５克，桑白皮２０克；小溲浑浊者，加川萆?３０克，菖蒲９克；头痛、脉弦劲（血压偏高）者，加夏枯草１５～３０克，黄芩９～１５克；发热咽痛，咳嗽，上焦有风热者，加连翘１５克，蝉蜕９克，射干１２克；湿热浸淫，皮肤疮疖者，加银花、蒲公英各１５～３０克，土茯苓３０克；中焦困钝，腹满便溏纳呆者，加苍术９克，厚朴、陈皮各６克；下焦湿热，溺涩茎痛者，加车前草、石韦各３０克；热伤血络，尿血者，加白茅根３０～６０克，旱莲草１５～３０克。
２?治慢性肾炎、肾病综合征及慢性肾衰。此乃久病痼疾，多出现寒热错杂，虚实互见证候，自非枇杷叶煎所能奏效。然而中医处方用药，贵在掌握病机，权衡标本缓急，《内经》所谓“谨察其阴阳所在而调之”是也。因此，上述诸病在发病过程中，若有肺气不降，三焦决渎失司见症者，既可用本方以治其标，更可与补肺、益脾、固肾、活血、祛瘀、通阳、泄浊……诸法配合化裁，标本兼顾，亦常获效。
（三）清燥救肺汤治麻疹合并肺炎及慢性肺源性心脏病急性发作清燥救肺汤乃喻嘉言治燥气伤肺之方。喻氏认为《内经》的“诸气?郁，皆属于肺”与“诸痿喘呕，皆属于上”都属肺燥为病，而“病机１９条”却阙佚燥病，乃补论之而立此方，大旨以甘凉养胃阴，甘寒清肺燥为主：桑叶、石膏、人参、麦冬、甘草、阿胶、胡麻、北杏、枇杷叶（蜜炙）。《症因脉治》收此方，无胡麻。胡麻偏于滋肝肾，熄内风，不若遵仲景法，以火麻仁易之。火麻仁入脾胃大肠，滋土可以生金，大肠为肺之府，地道通畅天气亦舒也。方中人参以用西洋参为佳。
７０年代，何氏用此方治小儿麻疹合并肺炎甚效，尤其是中后期，麻毒久羁，伤津耗气，半数以上出现肺叶焦枯危候，若再进苦寒清热解毒，极易导致心衰。统计一年１３２例中，６０％以上用本方化裁主治，全部治愈。（见《新中医》１９７７年１期）近年开始用此方治疗慢性肺源性心脏病急性发作，经内科住院抢救者已逾５０例，颇能顿挫病势，缓解症状，使患者带病延年，近期疗效满意。
我国的肺心病绝大多数是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并发肺气肿的后果。由于长期呼吸功能减退，气体交换障碍，导致机体缺氧，二氧化碳潴留。这种病理产物，中医认为是机体内部阴阳气血失调所产生的一种“邪”，这个由虚致实的过程如下：久咳伤气→肺肾两虚→气不化津→蕴聚为痰→久郁化火。
此时最易感受温邪，以致内外交炽，肺卫心营受其熏灼而变生诸证了。最近文献也有报道，从大量临床资料表明，肺心病急性发作期，用辛凉解表，清热涤痰之法（如麻杏、银翘诸方）远较用温阳行水、温补肺肾之法（如青龙、真武、肾气诸方）为优，无疑是十分精确的。
然而，此病毕竟是本虚标实，清热祛邪固然重要，而心肺功能不全，又不可不顾护其虚，清第二卷５２０燥救肺汤就是两者兼顾的良方。
试将清燥救肺汤的药物组成，分为两组：一组是：桑叶、杷叶、北杏、石膏、甘草。很明显，这和麻杏石甘汤大旨相同，不过用桑叶、杷叶的辛凉微苦，解表降气，以代麻黄之辛温而已。
另一组是：人参、麦冬、阿胶、火麻仁、甘草。这是仲景复脉汤去桂姜枣和生地，有很好的补肺气，养心阴的作用，这是治本虚的。
正如喻氏所说“诚能仿此增损，以救肺燥变生诸证……”确有良效。而且何氏用此方加味防治肺性脑病也起到一定作用。由于肺性脑病是肺心病最危险的并发症，依照《金匮》“上工治未病”及叶天士“务必先安其未受邪之地，恐其陷入易易耳”的理论，在肺心病急性发作期，若身热不退，或热虽退而脉数不减者，当细察其舌，不论舌苔是黄是白，是厚是薄，而舌尖赤或起红粒者，就是肺性脑病先兆，历验不爽。清燥救肺汤中即应加入羚羊角（用代犀角）、竺黄（竹沥更佳）、郁金等物，化服安宫牛黄丸，不要等到营分症状明显时才用，虽未能完全控制其发病，但见症较轻，预后较好。因为肺心病患者，就是叶氏所说的“平素心虚有痰”之人，“外热一陷，里络就闭，恐其昏厥为痉也”，此时才去清营开窍，未免为时过晚了。
古谚有云：“方智圆德”，故一定之方，又可圆而用之，王晋三说：“处方则一成而不易，用法则万变而不滞。”许多古今沿用不衰的名方，只要遵循理法为指导，用治新病，常收良效。
二、育阴潜阳法的运用祖国医学认为，人身脏腑之阴（津、液、血、精、髓等）是生命之根，“阴精所奉其人寿”，而“年至四十，阴气自半，起居衰矣。”故历代医家，不论其持论如何，而顾护真阴这一点，诸家皆有共识。朱丹溪倡言“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虽为后世一些医家所訾议，但临床实践证明，素禀阴虚的人确实比阳虚的人为多，因而，滋阴之法，被广泛用治各科疾病。何氏多年临床体会，更进一步认识到，在运用滋阴法的同时，不能忽视潜阳这一面，才能收到更满意的疗效。
何氏的论点是：人体脏腑组织之间，处于不断的矛盾，又不断解决矛盾的状态之中，以维持其相对平衡，才能保证机体的正常生理活动，这就是所谓“阴平阳秘，精神乃治。”当这种平衡遭到破坏的时候，就是所谓“阴阳失调”，便会发生疾病。阴阳失调所包括的内容是很广泛的，像邪正的消长，寒热的偏盛，营卫气血的失和，上下升降的逆乱等都是，而阴虚阳亢则是其中一个很常见的病理生理变化。
阴虚阳亢，是矛盾的两个方面：真阴亏损到一定程度，以致阴不维阳，阳失所制约，便亢盛为病，这是阴虚导致阳亢；阳气亢盛，反过来又会灼烁真阴，使阴液进一步亏损，这是阳亢导致阴虚。两者互为因果，故治疗上须双管齐下，不能偏废。自从王太仆提出“壮水之主以制阳光”的一个治疗法则后，钱乙立六味地黄丸，被认为是滋阴之祖方。后人于方中加入知母、黄柏，滋阴之中，兼寓抑阳之义。但知柏究竟是苦寒沉降之品，虽可暂折相火升腾莫制之威，但有苦寒化燥之弊。后来朱丹溪制大补阴丸，用龟板沉潜之品以制亢阳，配地黄填阴，确具创见；然方中仍用知柏苦燥，阴亏之甚者，不很相宜。明清以后医家，用介属潜阳者渐多。至吴鞠通，汲取前人经验，立大小定风珠、三甲复脉汤诸方，育阴潜阳之法始被广泛用于温病，并进一步推广用于内伤杂病。
第二卷５２１临床常见的许多疾病，例如属于外感的乙型脑炎和肺炎，属于内伤的溃疡病合并出血、原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更年期综合征并发癫痫、高血压等，它们的致病因素完全不同，而在病程中的某一阶段，都会出现阴虚阳亢的现象。即除了具有某病本身所特有的证候外，还伴随有眩晕、目花、耳鸣、心悸、筋惕肉?、烦热、盗汗、咽干、口燥等症状，脉多弦细数或弦劲，舌质干红少苔或光剥。根据异病同治的原则，这时采用育阴潜阳为主（以三甲复脉汤为代表方）的方法治疗，都能获得较好的效果。
由于特殊的事物是和普遍的事物联结的，由于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就以上述六个病种为例，既有出现阴虚阳亢的矛盾普遍性，而又同时具有每个疾病的矛盾特殊性。如乙脑则是手足厥阴受邪，神昏痉厥；肺炎则是邪入肺络，喘咳痰潮；溃疡病合并出血则是脾胃功能失调，脘痛黑便；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则是血不循经，发斑衄血；更年期综合征并发癫痫则是气逆痰壅，闭塞清窍；高血压则是内风升动，乘巅袭络等。所有这些矛盾特殊性是和阴虚阳亢同时出现而且互相联结着的。
我们辨证立法，处方用药必须把两者同时解决。既不能笼统一方，泛泛无着；也不能单纯对症而治，顾此失彼。
三、扶持胃气，重视后天何氏治病，除上述的要处处顾护真阴外，还着重扶持胃气。古人有言：“饷道一绝，万众立散，胃气一败，百药难施。”所谓胃气，乃脾胃受纳、腐熟、运化、输布各种功能的总称。自李东垣提出脾胃为元气之本，脾胃伤则元气伤而百病丛生的论点后，历代医家对脾胃学说皆有所发挥。明代周慎斋进一步提出：“治病不愈，必须寻到脾胃之中，万无一失。病证多端，颠倒难明，必从脾胃调理，乃岐黄正道也。”与周氏同时的缪仲淳，认为东垣之法，详于补脾阳，而略于补脾阴，他说：“世人徒知香燥温补为治脾虚之法，而不知甘寒（按：应是甘平）滋润益阴之有益于脾也。”他所用的人参、扁豆、山药、莲子、麦冬、炙草、大枣、石斛、麦芽等甘平和缓补脾阴之法，补东垣之不足。至叶天士，则认为东垣长于治脾，短于治胃，脾为阴土，得阳则运，胃为阳土，得阴则安；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明确提出甘凉濡润养胃阴之法。何氏博采众长，除于治疗内、妇、儿各种疾病中，坚持扶持胃气这一原则外，还运用各家脾胃学说的精粹，更参以己见，治疗一种或几种疾病，取得满意疗效。
（一）补脾阳，不忘理湿脾为阴土，喜燥而恶湿，脾虚之人，内不能运化水谷之湿，外又易感时令之湿，故虚与湿常兼见。不祛湿则脾的健运受阻，不补脾则湿暂去又易复萌。何氏认为，治脾虚之病，不能专事补益，必须细察其有无兼湿，然后权衡虚实，孰为主次而兼治之。他十分赏识李氏清暑益气汤，温病家訾其用药驳杂，有清暑之名，无清暑之实，乃一偏之见，何氏曾治内伤发热反复经年之患者，某大医院确诊为“恶网”，断为不治之症。时方夏末，患者发热弛张，恶寒身痛，形浮色瘁，气怯喘促，肢体沉重，咽干口苦，脘闷腹痛，杳不知饥，便溏溺短，脉六部洪大而数，按之空豁，舌淡不华，苔腻浊，辨证为肺脾大虚，清阳不升，津液不布，中焦湿困，下泉有火之候，病机错综复杂，惟东垣清暑益气汤最为合拍。此方以补中益气汤为基础，合生脉散以保肺津，苍术、青皮、神曲第二卷５２２燥中焦之湿，黄柏、泽泻泻下泉之火也。投剂即效，依法治之两月，诸恙悉安，随访四年，健康良好。由此可知，前贤立方，自有妙义，何氏灵活用之，古方可治新病也。
（二）补脾阴，注意平肝明代医家，如缪仲淳、周慎斋辈，提出补脾阴之论，补东垣之不足，何氏积５０余年临床经验，体察到脾阴不足之病较脾阳不足之病为难治，一是用药稍温则脾阴更伤，过柔则脾运失健；二是五行生克之中，以肝犯脾为最常见，《临证指南》特列“木乘土”一章，并非无因。而脾阴不足之人，肝水更易克犯。近年患慢性非特异性结肠炎者日多，约有半数出现脾阴不足，木来侮土证候，如大便不实，日三四行，胁腹拘痛，心烦口干，舌红苔干，脉弦细数等。何氏用四君子汤，以山药易白术，变甘温为甘平，加石斛、扁豆之清养，又用乌梅、木瓜之酸以敛肝，且与甘药相合，酸甘化阴而益脾阴，更与四逆散合用，取柴芍之疏，枳实之泄，而成酸甘益阴，培土疏木之变方，颇具实效。
（三）养胃阴，须佐降泄如果说，东垣长于治脾，短于治胃，那么，叶天士补充了甘凉濡润养胃阴之法，治脾胃虚证的方法已粲然大备了。后世所宗的沙参麦冬汤、叶氏养胃汤等，有人认为是叶氏养胃阴之代表方，实在是不全面的，何氏研究《临证指南》多年，认为叶氏除了用甘凉濡润之法外，还注重降泄，因为“胃宜降则和”，且胃为阳土，胃阴虚则易生内热，故应在甘寒濡润之中，稍佐微苦清泄之品，以遂其通降之性。如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何氏用《金匮》麦门冬汤合《千金》温胆汤为基础，取参、麦、草、枣之甘凉柔润，陈、夏微辛之通降，茹、枳微寒之清泄；阴亏明显者，加沙参、石斛、百合之清养，而避寒腻；内热明显者，加蒲公英、旱莲草之清化，而远苦燥，药虽平淡，而收效甚宏，不少慢性萎缩性胃炎患者，经长期治疗后，转为慢性浅表性胃炎或基本治愈。
四、疏利佐运，有利小儿小儿脾常不足，已为历代儿科专家所公认，近年随着人民生活的改善，父母对子女溺爱，甚于往昔，而儿童患脾胃疾病者日多。正如清代名医所说：“大抵爱子之偏，出于父母，所嗜之食，任其饱足，以致所伤，深染难调，奈何不为戕害！”何氏治疗小儿饮食所伤，脾胃运化失常所发生诸症，如厌食，偏食，入睡不宁，磨牙踢被，烦扰夜啼，潮热盗汗，口臭便溏，面黄腹胀等，用叶天士的“疏补佐运”之法（语见《幼科要略》）。疏者，疏瀹气机，使湿、热、积滞，无所留潴也；补者补其不足也。如此，则脾胃健运之能，自然恢复正常。缪仲淳所立之资生丸，前贤称之为“九消九补”之法，最合疏利佐运之旨，原方虽为妇人妊娠堕胎而设，然可推广应用于内、儿科疾患，王孟英《随息居重订霍乱论》以此方殿群方之后，盛赞其功，说：“夫脾胃位镇中枢，而司出纳，为人生后天之本，一失健运，百病丛生，凡衰老稚弱，及饥饱不时，劳逸过度，思虑久伤之辈，脾胃尤易受病，若常服此丸，俾升降不愆，周流无滞，挥霍缭乱，于是弭焉。”我院根据何氏经验，用资生丸加减制成之健脾开胃口服液，治疗小儿脾胃疾患，疗效甚佳。
第二卷５２３名案评析
一、中风阳闭案木工刘某，６１岁，平素血压偏高，１９７０年秋日晚膳之际，突然昏仆，急请西医出诊，用降压镇静药，嘱其迅速入院。家人不愿，翌晨请何氏诊治。病者僵卧神昏，发热（３８?６℃），息鼾痰鸣，呼之若有反应，口噤，撬视之，舌歪，质绛，苔黄腻浊，与之水，尚能吞咽，半从口角外流，推之，左肢能伸屈，而右侧若废。血压２４／１４?７ｋＰａ（１８０／１１０毫米汞柱），脉数（１０２次／分），左弦，右滑大。此风火夹痰，奔腾莫制，中脏腑重症也，急投苦辛大寒沉降之品，佐以潜阳熄风，涤痰开窍：石膏３０克、滑石３０克、寒水石３０克、磁石３０克、牡蛎３０克、石决明３０克、羚羊角４?５克、钩藤１５克、川贝９克、秦皮１５克、草决明１８克、蒺藜１８克，冲竹沥一盅，姜汁少许，和至宝丹一丸，少量频灌。
再诊：体温降至３７?５℃，血压２２?９／１４?７ｋＰａ（１７２／１１０毫米汞柱），面赤稍减，神识略清。前方加菖蒲、竺黄各９克。
三诊：热退（３６?９℃），血压２２?７／１３?６ｋＰａ（１７０／１０２毫米汞柱），神识渐清，闻言会意，脉数减（８６次／分），舌绛转红，苔仍腻浊，壮火渐戢，痰浊未清，转方以涤痰为主，清火熄风为次：半夏１２克、茯苓９克、竹茹１８克、橘红６克、枳实９克、胆星９克、竺黄９克、川贝９克、羚羊角３克、钩藤１５克、石决明３０克、菖蒲９克，冲竹沥一盅，姜汁少许，和猴枣牛黄散一支（连用四天）。
七诊：神识颇清，能自诉头痛目眩，耳中鸣响，但言语謇滞，入暮神烦，睡则息鼾，时有呻吟太息。舌苔退薄八九，舌质干红，右脉颇敛，左手弦劲，血压未续降〔２２?９／１３?６ｋＰａ（１７２／１０２毫米汞柱）〕，风火之势渐平，浊痰胶结，仍恐余烬未息，拟滋下清上，标本同治之法：龟板３０克、牡蛎３０克、石决明３０克、阿胶１５克、白芍１８克、川贝９克、竹茹１５克、竹叶卷心２０条、生地２４克、麦冬１５克、桑叶１２克、菊花１２克。
此后悉用此法加减，或增二至以益肝肾，或合沙参、石斛以养胃阴，便秘则加李仁、麻子，心烦则加黄连、朱砂，不杂一温燥。调理半月，寝食均好，头目渐清，惟口歪未正，语言不利，右半身不遂依然，脉缓（６８次／分），左手仍弦，舌质淡红，血压缓慢下降在２０～２１?３／１２?８～１３?３ｋＰａ（１５０～１６０／９６～１００毫米汞柱）之间，拟峻补肝肾，养血活络，仿地黄饮子意：熟地２４克、萸肉１２克、巴戟１２克、苁蓉１５克、麦冬１５克、首乌１５克、玉竹２４克、五味子６克、远志９克、菖蒲９克、牛膝１２克、当归１５克、鸡血藤１５克、地龙６克。
此方服至２５剂，口舌之歪斜者转正，神识清朗，言语如常，右足能着地，惟行走不便，右上肢仍萎软不举。前方去菖蒲、远志、五味，加黄芪６０克，桑寄生１５克，隔日一剂。又三个月，肢体完全恢复正常，惟右手握物无力，嘱其常用黄芪、黑豆、桑寄生、大枣代茶，逾年竟能手持刀斧，重操旧业。至今２４载，年过８０，健康良好。
［评析］古今方书，皆分中风为闭、脱两大证型。临床所见，闭证多而脱证少，初起即出现第二卷５２４脱证者更少。常见之脱证，实由闭证发展而成，内闭至极，乃急转而为外脱，此“重阳必阴”之理也。故闭证救治得当，可以避免脱证之发生。
方书又将闭证区分阴闭与阳闭，其实不必拘泥。阴闭并非阴寒之证，仅其所出现之外证，与阳闭相较，有动静之稍异，即风、火、痰三者，孰为主次而已，其为实证则一也。《内经》云“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此时并走于上之气血，已转化为邪，并非正常之气血，故《金匮》亦揭示此为实证也。王旭高《环溪草堂医案》治中风一案云：“痉盛神昏，风淫火炽极矣。夫内风多由火出，欲熄其风，必须镇逆。”王氏针对“气血并走于上”之病机，提出镇逆一法，确有真知灼见。此例乃仿其法，用《金匮》风引汤取诸石药之?悍滑疾，大寒沉降，直折风火上腾之威。
而方中又汲取叶天士治某妪中风一案，所用“苦降辛泄”法加入秦皮、草决明、蒺藜、钩藤等药，整体大用，故屡收捷效。
闭证得开，险浪得平后，多数患者有后遗症，以偏瘫失语为主。王清任认为，人身有十分元气，若亏损五成，则不能周流全身，于是半身不遂，故立补阳还五汤，以补其元气，使归还所亏损之五成也。近年此方被广泛用于中风瘫痪之治，甚至有定为中风后遗症之治疗常规者。然数十年来临床所见，此症属气虚夹瘀者，仅十之三四，而阴虚阳亢者，则超过半数。盖内风萌动根源，乃人身阳气之变，且患者多是中年以后，经云“人年四十，阴气自半”，加之烦劳操持，精血暗耗，肾阴不足，木少滋荣，故肝阳偏亢，陡化内风，而成大厥。厥回神醒之后，标症暂解，而阴亏之本质未变。肾阴不荣舌本，故言语艰謇；肝肾精血不足濡养筋骨，故肢痿若废。刘河间有地黄饮子一法，为此等证而设。然此际临床见证，多有虚阳尚伏于肝脏、瘀血又滞留脉络，故投剂不宜过温，补养剂中又须兼活血祛瘀。故将地黄饮子去桂附之辛温助火，更酌用性质和平之当归、鸡血藤以活血祛瘀。王道之方，利于久服，虽无近功，却收良好之远期疗效。
二、急进性肾炎案邓某某，男，１５岁，学生，１９８７年１月１７日入院。患者两岁时曾患黄疸，体质素虚。十天前碰伤小腿，继发感染，随即咽喉红痛，痛缓解后，即颜面浮肿，四肢远端肿胀，恶寒发热，经门诊治疗未效，１７日呕吐神烦，急诊入院。体温３７?５℃，血压１７?３／１２ｋＰａ（１３０／９０毫米汞柱），血常规：白细胞１２０００，杆状１％，分叶７８％，淋巴细胞２１％，红细胞３７３万，血红蛋白１１?８克，尿素氮５１?７毫克％，二氧化碳结合力３６容积％。诊断为：急性肾炎合并急性肾衰。用宣肺行水，清热解毒大剂治疗四天，浮肿减退，小便反转深黄带赤，神烦，心悸，纳呆，呕逆。２３日晨，突然眩晕跌仆，昏不知人，汗出，心电图显示：频发性室性期前收缩（呈三联律），经救治苏醒后，即血尿如注，色纯赤，溺时无痛感。尿检：血红蛋白尿阳性，蛋白＋＋＋，红细胞＋＋＋＋，白细胞＋，尿素氮升至５５毫克％。是日请何氏会诊。诊其脉结代缓大空豁，舌质干红不华，苔薄黄而燥。眩晕不能稍动，动则心悸汗出，静则心烦口渴，目中冒火，问其溺时无痛觉，但觉尿如热汤，可知非有淋浊砂石，此现代医学所谓急进性肾炎。先按阳邪内陷，迫血妄行，心阴损耗立法，湿热余邪，徐图后治，方用大补阴丸、人参固本汤加减：龟板２５克、生地３０克、知母１５克、黄柏１５克、洋参１５克、麦冬１５克、天冬１５克、北芪２０克、甘草５克、旱莲草２０克、茅根３０克、银花炭１０克。
２４日精神稍振，血尿如前，方中加阿胶１５克。
第二卷５２５２６日会诊：前方已服３剂，眩晕已止，脉结代亦渐减，溺红稍淡，转浑浊，口秽，腹满，心烦，四日未解大便，正气稍振，改用滋阴泻火通腑：洋参１５克、元参２５克、生地３０克、麦冬１５克、大黄１２克、滑石２５克、茅根３０克、蒲黄１０克、栀子１５克、琥珀１０克、甘草５克、露儿勒根３０克。
另用鲜崩大碗５００克捣汁和服。
此方连进３剂，每日解坚粪数枚，第三日始解溏粪；烦热大减，能进食，小便量亦增，脉之结代仍见于清晨时，尿素氮降至４０毫克％，尿检：蛋白＋＋，红细胞＋＋＋，血红蛋白尿阴性。此时湿热之邪渐解，心肾之阴仍亏，再拟六味地黄合复脉法，以治其本：洋参１０克、阿胶２０克、麦冬１５克、白芍２５克、炙草５克、生地３０克、怀山２０克、茯苓２０克、萸肉１５克、丹皮１５克、泽泻２５克、女贞子２０克、旱莲草２０克。
此后悉此法加减，治之匝月，诸恙悉蠲。３月３日出院，出院时检查，血象：白细胞８０００，分叶６８％，淋巴细胞３２％，红细胞３８４万，血红蛋白１１?２克，尿素氮２３毫克％，二氧化碳结合力６１容积％，小便未见异常。出院后常来门诊检查，健康良好。
［评析］此病血氮升高，血尿如注，眩晕失神，脉结代，心动悸，显示心肾功能皆受损害，而病能速愈者，关键在于权衡邪正消长之机。在湿热邪势甚张之际，猝然晕厥，血尿，脉结代，故急急益气、强心、育阴潜阳以止血，无暇顾及湿热。《伤寒论》１７７条云：“伤寒、脉结代，心动悸，炙甘草汤主之。”既曰“伤寒”，是知尚有邪气未解也，而脉结代，心动悸，则都城震撼，虽有邪气，而攻取之法，亦无所施，待里虚渐复，方可攻邪，何氏遵仲景之法，故先用参、芪、龟、地以匡其正；次用大黄、滑石、栀子、崩大碗以攻其邪，又于扶正剂中，佐以凉血清火；祛邪方内，辅以益气养阴，此临证变化之妙也。
三、慢脾风（重型小儿腹泻）案彭某某，男，２岁。１９７５年３月患泄泻，其母惑于“千金难买春头泻”之谬说，不以为意，自购消导药与之服食经旬，病重时始入院治疗，诊断为“中毒性消化不良”。一星期后病情好转，惟泄泻未止耳。竟自动出院，辗转就医于各门诊中西医之间，甚至日易一医，皆无显效。四月初来我院就诊时，病已３８天。据云：现一昼夜仍泻１０次左右，泻时肠鸣辘辘，先下稀水，完谷不化，继则里急后重，努责频频，又滞下黄色粘液少许，或带鲜血（检视之乃肛门红肿破损所致，与肠道无关）。口渴思饮，多饮则吐，知饥而不欲食，强食则呕逆，小便黄短而浑。视其人，肌肉尽削，神气极疲，昏睡露睛，时而惊惕搐搦，时而烦躁呼叫，咬牙抓衣，息微而促，四肢厥冷而后脑发热（体温３８?２℃）。腹满如鼓，青筋暴露，遍布灯火爆痕无数（曾经江湖医生用灯火爆法）。
舌质暗晦，尖边起红刺，苔黄燥，脉弦细数，重按则细弱似散。何氏曰：“此病甚重，刻下不但火衰土败，痉厥已作，且加肝木偏旺，疏泄太过，寒热虚实错杂，处方用药，实费周折。”乃仿仲景乌梅丸法加减：乌梅肉、黄连、肉豆蔻、丁香、全蝎、钩藤各４?５克，附子、白术各９克，炮姜６克，党参１８克，五味子、炙甘草各３克。每日另用洋参６克、粳米一撮，熬饮代茶。
一剂夜睡稍安，烦渴减，搐搦缓，二剂四肢温，后脑热退，三剂搐搦全止，泄泻减。从第四剂始，去钩藤、全蝎，加破故纸９克。服至第七剂，大便每日四行，成糊状，无里急后重感，进食不呕。乃去黄连、丁香，加黄芪、茯苓各１５克。服至１５剂，诸恶候悉退，又半月大便始成形，继进第二卷５２６大补脾肾之剂，遂日渐康复。
［评析］此即幼科所谓“慢脾风”之病，实由误治酿成。初来诊时，其母出示前方一叠，乃知医者多为假象所惑；有见其舌刺燥渴，作热邪烁津治者，不知乃津液下夺，阴不上承之故；有见其腹满绷急，作胃肠积滞治者，不知乃脾虚气滞，运化无权之故；有见其小便浑短，作湿热困阻治者，不知乃肾气虚衰阳不流行之故；有见其烦躁神迷作邪陷心包治者，不知乃元气匮乏，心神失守之故。遂致迁延日久，恶候蜂起矣。审其病机，颇类厥阴病之乌梅丸证。章虚谷论乌梅丸云：“木邪肆横，中土必困，故以辛热甘温助脾胃之阳，而重用酸以平肝，佐苦寒泻火。”何氏师其意立方，但患儿兼见风动神衰危象，故参入《谢映庐医案》之大回生汤法，化裁成方。谨守病机，药随证转，而而获效。
附：谢映庐《得心集》医案大回生汤方：人参，白术，黄芪，附子，枣仁，杞子，茯苓，肉桂，丁香，白蔻，钩藤，全蝎，甘草，煎成入赤石脂末和服。
原书云：“治小儿夏月吐泻及杂病误治成慢脾风症，一切脾肾虚寒，发痫惊风，实有起死回生之功。”四、滑胎（习惯性流产）案李某某，２７岁，工人，已婚三年。从婚后第二年起，连堕两胎，皆两月殒。１９８８年１０月怀孕第三胎，即小心翼翼，广用中西安胎药物。１２月下旬，阴道出血，一如前两胎。中西医多方治疗十天而血不止，医云胎不能保，建议刮宫人流，家人请何氏一决。视其人，面色萎瘁，形体虚胖，短气若不相接续，稍劳则自汗涔涔，头目昏花。胸脘痞闷碍食，口不知味。腹不痛而小腹里急，腰骶酸坠沉沉。所下之血，色暗淡，时稀时稠，未见瘀块，脉细濡而缓，沉取尚有滑象，舌正红，苔薄白腻，何氏曰：“此妇脾土大虚，清气不升而下陷，古人所谓土虚不能载物者；且兼奇经亏损，不能维荫胞宫，胎焉得不堕？现胎犹未殒，试尽力图维。”索阅前方，皆胶艾四物汤，参、苓、萸、杞、桑寄等物，且加炭类止血药。其中芎、归之走窜，萸、地之柔腻，白芍之酸寒，皆与病刺谬；用炭类药止血，仅能治标，更无补于中阳之虚也。病势急，须用大剂。处方：上等野生人参一支，去芦，重约６克，另炖兑服。
黄芪６０克、白术４５克（同糯米炒黄，去米）、炙草１０克、炙升麻１０克、炙柴胡１５克、陈皮５克、炮姜１５克、大枣３０克、砂仁５克后下，川断２０克、杜仲３０克、菟丝子２０克、巴戟１５克。
（以剂量大，用水五大碗煎成一碗半，兑和参汤，早、午、晚分三次服完）此即补中益气汤去当归加砂仁，合理中汤（干姜炮黑取其守）以升举元气，温补脾阳，再加川断、杜仲、菟丝、巴戟以峻补奇经也。
次日，血减大半，以野生人参难得，改用新开河参３０克代之，服法如前。第三天血全止，腰腹亦舒。又两剂而痞闷除，食欲增进。乃去升麻、柴胡，加桂枝１０克、白芍１５克（酒炒以制其寒），炙防风１０克，取桂枝汤合玉屏风散意，以和营卫而固表，又三剂自汗全止，头目轻清。乃嘱其常用三年以上之老母鸡一只，去皮及肠杂，入杜仲３０克、红枣１０克炖食。此安胎保胎之食疗方，屡验多人。１９８９年９月顺产一男，现已能走能说，健康良好。
［评析］陈修园从土载万物之理悟出滑脱半产多由脾土虚衰所致，因而制订“所以载丸”第二卷５２７（白术、人参、茯苓、桑寄、杜仲、大枣，见《女科要旨》）其方颇纯，而陈氏释方，则好谈玄理，如释茯苓、桑寄云：“一者伏于土中，俨若子居母腹；一者寄于枝上，居然胎系母胞。”殊属可哂。此方常服以资后天生化之源，不无裨益，若用以拯危救急，则尚嫌力薄，即如此例，若非用大剂补中益气汤及上等人参以补之、升之、举之，又兼用峻补奇经之药以维系之，支撑之，则胎恐不能保也。古人有言，医者临证，必须“剑胆琴心”，诚非虚语。而对待前贤成说，又须采其长而弃其短也。
五、瘿瘤案丁某某，女，５３岁，干部，其人体甚胖，面赤，声音粗嗄，患有冠心病及脑动脉硬化症。１９７６年始发觉颈部肿大，右大左小，以为体胖脂肪积聚使然。１９８５年肿物渐渐增大，以工作忙，未及时治疗。１９８６年秋，肿物增大较快，伴随胸闷气结痰多，而宿疾心悸头痛眩晕发作亦渐频。
遂到广州某院检查，超声波显示颈右侧有３?５×３×２（厘米３），左侧有１?５×１?２×１（厘米３）两个实性肿物，同位素扫描为“冷结节”，吸１３１Ｉ率正常，但血压甚高（２３?４～２７?３／１３?３～１４?９ｋＰａ），乃暂缓手术。患者于１９８６年１１月５日来就何氏诊。脉沉数而坚，舌边红暗晦，苔黄浊，肿块质硬，有压痛，口苦，心烦，少寐。遂予三甲消瘿汤，因屈头鸡时缺，乃加昆布、海藻各３０克，一周后改用三棱、莪术各１５克，如此交替使用。考虑病程长，肿物大而硬，嘱患者兼用食疗法佐治：１?金边吊兰头全草３０克，瘦猪肉１００克，煎汤作羹。
２?雪羹：干海蜇１５克，荸荠５个，瘦猪肉６０克，煎汤代茶。
服药月余，肿块如故，而压痛，心烦，气结均稍减。服至６０剂后，肿块变软，体积亦略小。
１９８７年春节后，患者突然头晕欲倒，并见短气、心悸、耳鸣、腰酸、精神疲惫，此时既要继续消瘿，又须兼顾心脑血管宿疾。仍用前方去昆布、海藻、三棱、莪术，并另处第二方：石决明３０克、珍珠母３０克、龟板３０克、太子参２０克、黄芪２０克、丹参２０克、玉竹２０克、麦冬１５克、天麻１５克、葛根１５克、首乌１５克、三七５克。
两方相间服用，患者感觉良好，瘿瘤消散亦快。１９８７年４月后，患者常因公外出，服药有时中断经旬，而肿瘤仍继续消退，至８月底，共服药１１５剂，左侧肿物已完全消散，右侧只余小指头大小。此时患者又远赴日、美、北欧，停药三月。返国后检查：右侧肿物竟亦全消，再服药１０剂以巩固疗效，１０年久病，至此告痊。
三甲消瘿汤（何氏自拟方）：炮山甲１０克、鳖甲２５克、牡蛎２５克、元参２５克、浙贝母１５克、猫爪草２５克、夏枯草２０克、屈头鸡３０克、罗汉果１０克、风粟壳１５克、丝瓜络１５克、半夏１５克、瓜蒌仁１５克。每日１剂，水煎两次，上下午分服。
［评析］此方大旨乃软坚散结，除痰清火，故用程氏消瘰丸，加山甲、鳖甲软坚，猫爪草、夏枯草散结，瓜蒌、半夏、罗汉果、风粟壳除痰清火，丝瓜络通经脉，民间用草药屈头鸡［注］之果实治疗痰核有良效，故加入方中，与诸药配合，相得益彰。此方清而不克，消而不伐，利于久服，加减法列后：１?古今医书皆谓昆布、海藻为治瘿良药，而本方则不作为必用药，因两药含有大量碘之故。甲状腺瘤与由于缺碘所至之地方性甲状腺肿不同；且少数患者出现轻度甲亢症状，亦有部第二卷５２８分患者吸１３１Ｉ率偏高，故两药应慎用。无甲亢见症吸１３１Ｉ率不高者，方中加入两药各３０克，可增强疗效。连用一周，停用一周，然后再用为宜。
２?三棱、莪术皆能行气破血，攻坚消积，凡瘿瘤坚实，有压痛，或牵引作痛者，方中各加１０～１５克。然两药苦辛性峻，多用久用，易损真气，宜量人虚实，斟酌用之。瘿瘤主因是气滞痰凝，血药用此两味已足，故方中未用其他活血祛瘀药物。
３?忧恚恼怒，气郁则化火，故瘿瘤多火症，虚寒病例极少。然部分患者有素体阴虚气弱者，或兼有其它宿疾者，亦须兼顾。亦有脾胃虚弱，虽非寒症，但不耐受寒凉之药者，治疗时须刻刻照顾中焦、无损胃口。总之，治法在人，不能尽述。
［注］屈头鸡ＣａｐｐａｒｉｓＶｅｒｓｉｃｏｌｏｒＧｒｉｆｆ白花草科，甘桔属，分布于广东、广西等省区，《全国中草药汇编》说它有毒，每用１～２枚，不可多用，此说不确。何氏在复方中每剂用至３０克（约５～６枚）从未有不良反应。
六、系统性红斑狼疮案王某某，女，３８岁，石排乡人（住院号１０１００），于１９８０年患系统性红斑狼疮，已有五载，间歇用激素及环磷酰胺治疗，病情虽稳定，惟肾损害迄未改善。１９８５年９月恢复工作，操劳过度，即觉神倦腰酸，渐而面浮足肿，小便深红似血。自服阿胶等止血药未效，２１日血尿如决如崩，专车送来我院，途中颠簸，又加呕逆不止。入院时血检：白细胞３８００，杆状２０％，分叶９１％，嗜酸细胞１％，淋巴细胞５％，大单核１％，红细胞１２４万，血红蛋白４?２克，血小板１５万，血沉５９毫米／小时，血中找到狼疮细胞游离均匀体。当即输血２５０毫升，静注６?氨基己酸，维生素Ｋ等以应急，继由中医诊治。患者面色苍白微肿，眩晕不起，呕逆频频，咽干喜饮，尿如洗肉水样，小腹不痛，无尿频尿急，大便难，脉极虚软而数，舌红不华，苔薄黄干，前半光剥。此劳倦伤脾，统血失职，患者平素阴虚火旺，不受温补，拟扶元气，补脾阴以摄血，暂佐和胃降逆止呕：吉林人参２０克、黄芪２０克、白术１０克、茯苓２０克、炙草５克、白芍２５克、北沙参２５克、麦冬１５克、半夏１５克、竹茹１５克、苏叶５克、黄连６克。
煎成少少呷下，呕逆即止。在中西药物共同作用下，当晚血尿亦减，惟觉心烦梦扰，口渴咽干。
次日，前方去白术、苏叶、黄连，加怀山２０克、扁豆２０克、玉竹２０克、石斛１５克以加强益脾养胃之力，三天血尿全止，胃纳亦增。９月２８日步行出院，门诊治疗。
１０月３日检查：血象：白细胞４８００，分叶７８％，嗜酸细胞１％，淋巴细胞２１％，红细胞２２０万，血红蛋白５?８克，血沉５０毫米／小时，尿素氮２５?７毫克％，尿蛋白＋＋＋，红细胞少许，颗粒管型＋。患者仍面浮足肿，神倦、头晕、耳鸣、心悸、咽干、少寐，溺黄便艰，脉虚数，舌质淡红苔剥，肾阴亏损显然。改用：生地３０克、萸肉２０克、怀山２０克、茯苓１５克、泽泻１５克、丹皮１５克、女贞子２０克、旱莲草２０克、黄芪２０克、芡实３０克、益母草２０克、天冬５克。
此后恪守本方，病情日好，１９８６年１月起，血中已多次找不到狼疮细胞。此时浮肿全消，血红蛋白９?８克，尿蛋白＋，血沉２２毫米／小时，此后每月坚持服药七、八剂，１９８６年５月恢复工作，至今八年健康良好。
［评析］系统性红斑狼疮究属中医何病？颇难对号入座。现代医学谓是免疫疾病，机理第二卷５２９虽甚复杂，而主要因素有二：一为免疫缺陷，乃Ｔ细胞受抑制而减少或功能低落；二为Ｂ细胞功能亢进，此与中医所谓阴阳失其平衡之理相似，且本病大都发生于女性，女与男之比为９∶１，又几乎发生于肾气盛，天癸至之青壮年期，再参照脉症，其病机多是阴虚阳亢，主要病位在肾。
亢则害，阳气过亢可转化为热邪，热邪充斥，则入营动血，内伤脏腑，外窜经络肌肤，所损害者至广矣。
此例病程甚长，久服激素，脏阴暗损，加以劳虚伤脾，统血失职，以致血尿如注，然此与一般血淋不同，套用凉血药必徒劳无功，必须补脾以摄血。惟患者虚火燔炽，不能套用归脾汤，惟有从大补脾阴着手，使芪、术在大队甘柔药中，既能发挥其补气摄血之功能，又不致温燥助火，故收效亦速。
标证得控，患者之肾阴亏损本证遂渐突出，治标犹易，治本较难。必须日积月累，乃能使机体之阴阳失调者渐趋于平。故用六味地黄汤合二至丸加黄芪、芡实、益母草为基本方。如所周知，六味、二至乃补肾阴清虚火最和平之方，可利久服，而所加三药，乃何氏多年临床之一得。
六味加黄芪，古书罕见，然实践证明，确有阴阳相济，脾肾兼顾之妙。近人研究，黄芪能增强机体免疫功能，故用于此病甚宜。芡实固肾涩精，可治虚性蛋白尿，故对此病亦有裨益。自山西中研所用益母草治肾炎取效，此药已被广泛应用，在本方中与丹皮、旱莲草为伍，有凉血活血之功。本方配伍得宜，患者皆能久服而无不适，症状得以缓解，远期疗效亦甚满意。
七、原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案钟某某，女，１４岁，寮步人。１９７６年１月下旬，反复衄血，下肢出现紫癜，经多方治疗，病情日重，遂入某院留医。经骨髓检查，符合原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治疗经月未效，劝告家人转往广州上级医院。出院前，服归脾汤加减一剂，病人自觉精神好转，遂不往广州，转来我院治疗。入院时，红细胞１４６万／立方毫米，血色素４克，血小板１４５００／立方毫米。病人面色苍白如纸，鼻孔有血瘀，下肢遍布大小不等紫癜，全身瘫软无力，眩晕不能转侧，溺短而黄，大便色黑，口干烦渴，秽气可闻，下午潮热３７．５℃（左右），夜烦惊惕，脉细如丝而数疾，舌瘦色淡，苔黄干。
入院后第一次会诊，拟用三甲复脉汤后，家人诉说：“此病留医以来，迄无好转，服昨日中药后，今日已有起色，请求守服前方。”经研究，同意续服前方３剂，病情无增减，血色素反下降至３?３克，即输血２００毫升。输血后次日鼻衄反多。家人谓前在某院，每次输血，必有鼻衄。我们以其言无据，未予理会，即加上止血药物如安络血、维生素Ｃ、抗血纤溶芳酸、止血敏等，血得暂止。复请前医会诊，仍力主补气摄血甘温之剂。又三日，血色素又降至３克，不得已，再行输血。输血后又鼻衄淋沥，再用上述止血药物效果不显，血色素降至２?２克，红细胞１３２万／立方毫米，血小板１２０００／立方毫米，是夜热高至４０℃，神志迷糊，溺赤便黑，口秽烦渴有增无减，脉细如无，数疾１３６次／分，舌质淡而干痿，势濒于危。第二次会诊仍主入院初议，用大剂三甲复脉汤育阴潜阳，合生脉散强心救脱，再加凉血止血之品，西药仍用上述止血药及支持疗法。
人参９克、萸肉２４克、生地３０克、阿胶１５克、白芍２４克、麦冬１５克、火麻仁１５克、五味子９克、炙草９克、牡蛎３０克、龟板３０克、鳖甲３０克、旱莲草３０克、藕节３０克、京墨３克、童便一盅。
服一剂，脉数稍减，１１６次／分，险候依然，第二剂口秽烦渴减，神志略清，四剂热退，六剂出第二卷５３０血全止，知饥，进食流质，方中撤去京墨、童便、藕节。半月后能起坐，此后悉本法加减，病情日好，血色素日增，而血小板上升较慢。住院９０天，出院时已初复健康，红细胞３０１万／立方毫米，血色素７?５克，血小板２８０００／立方毫米。
［评析］此病之关键在于出血（鼻衄、黑便、紫癜），而出血原因是脾虚不能统血，还是真阴亏损，阳不潜藏而迫血妄行？若乍看其面白如纸，肢体软瘫，似属前者；若仔细辨认，则脉细数，舌干焦，口秽烦渴，潮热惊惕，确是后者无疑。入院之始，我们本已掌握病机，但由于曲顺人意，屡用甘温，致使病情恶化，及至背城一战，侥幸治愈，已浪费不少金钱药物，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八、高血压危象案尹某，女，就诊时５５岁，家庭妇女。曾生育十胎，自４７岁起，即患高血压病，遍服各种降压中西药物，仅能暂治一时，迁延反复，病情日重。经某医院检查，病已累及心、肾、脑之实质。
１９７１年春，血压陡升至３３?３／１７?３ｋＰａ，多方治疗，持续不降，抬来诊治。面色苍赤，呼吸似喘，目瞑，语謇，自诉眩晕如坐舟中，脑中鸣响，心中悸动，动甚则神迷如寐，甚至知觉丧失，片刻始苏，一日数次，手足震颤掣痛，脉弦劲如循锋刃，舌质瘦硬、干绛、苔黄燥，予三甲复脉汤加味：龟板３０克、鳖甲２４克、牡蛎２４克、石决明２４克、生地３０克、麦冬１５克、天冬１５克、阿胶１５克、白芍２４克、元参１８克、羚羊角３克、胡麻１５克、钩藤１５克。
连进２剂，血压降至２９?３／１４?６ｋＰａ，能起坐，言语流利，乃去羚羊角、钩藤，加女贞、杜仲，又服５剂，血压再降至２４／１４?６ｋＰａ（此后长期徘徊，不升不降），能维持家务。平日常服六味地黄丸。每过劳或情绪波动，血压升高时，即进三甲复脉汤数剂，自然平复，至今情况尚好。
［评析］此例已出现高血压危象征兆，属中医“厥证”之一。病由真阴亏损，不能养肝，故肝阳偏亢，内风时起，乘巅袭络，鼓动无制。一切治标之方已不起作用。治病求本，径用三甲复脉汤育阴潜阳，加元参、天冬滋肾水，石决明、羚羊角、钩藤熄肝风，虽不能彻底根治，然病者五年多来身体情况较过去服用其他药物为好，已收却疾延年之效。
医论医话
一、谈古人著书校勘之疏忽大意古人谓立言传世，可与立德、立功并列，为三不朽。故著书立说，或校勘工作，须极其严肃认真，不能稍有粗疏苟且。然中医典籍浩繁，其中鱼龙混杂，在所难免。即使医学名著，亦有白璧微瑕，疏忽谬误之处，顺手拈来，即有数例。
１?赵养葵《医贯》，阐发命门真阴真阳之说，不无可取，然书中疵谬不少。如引述古方，桂枝汤无姜、枣；小柴胡汤仅录柴胡、黄芩、甘草三味；白虎汤却增入人参、竹叶，粳米改为糯米等，比比皆是。而论金匮肾气丸则曰：“此方以八味丸为主……又有车前、牛膝二味，最为切当，方第二卷５３１见《金匮要略》，故名金匮肾气丸。”将《济生》方误作为《金匮》方。其最无稽者如“消渴论”一节云：“……昔汉武帝病渴，张仲景为处此方，至圣玄关，今有可想，八味丸诚良方也。”难怪徐洄溪砭之曰：“仲景是汉献帝时人，与武帝相去三百余年，明明可考，乃造出此语何耶？赵氏所谈，无往非梦，此则又梦之最不经者！”２?《温病条辨》风行海内，至今１７０年。吴瑭自序，开首即说“立德立功立言，圣贤事也”，明示著此书之郑重。其“凡例”则曰：“是书虽为温病而设，实可羽翼伤寒。”然而，若论精细谨严，吴氏去仲景远矣。试观《伤寒论》桂枝汤增桂之量则曰“桂枝加桂汤”，四逆汤重用干姜则冠以“通脉”二字，仲景处方用药，一丝不苟，法垂千古。吴氏侈言“是书仿仲景《伤寒论》作法”，试观其冠《条辨》诸方之银翘散是如何仿法。银翘散由十味药组成，方中原无元参。如“上焦篇”第４条，银翘散方加减法曰：“……项肿咽痛者加马勃、元参。”“中焦篇”第２２条：“阳明温病，下后疹续出者，银翘散去豆豉，加细生地、大青叶、元参、丹皮汤主之。”银翘散中确无元参甚明。然“上焦篇”第１６条：“……发疹者，银翘散去豆豉，加细生地、丹皮、大青叶，倍元参主之。”所列方药标明“元参加至一两”，如此则银翘散原有元参五钱矣。又“上焦篇”第４０条：“太阴伏暑，舌白、口渴、有汗，或大汗不止者，银翘散去牛蒡子、元参、芥穗，加杏仁、石膏、黄芩主之。”则银翘散又应有元参矣。忆６０年代，医学杂志曾有银翘散究竟有无元参之争。余意此实吴氏粗疏之过，后人无需争议也。
《温病条辨》有青蒿鳖甲汤二首。一首见于“中焦篇”第８３条，治“脉左弦，暮热早凉，汗解渴饮，少阳证偏于热重者”，药用青蒿、知母、桑叶、鳖甲、丹皮、花粉六味，此条录自《临证指南》四卷疟症门翁姓案。另一首见于“下焦篇”第１２条：“夜热早凉，热退无汗，热自阴来者，青蒿鳖甲汤主之。”药用青蒿、鳖甲、细生地、知母、丹皮五味，此条录自《临证指南》卷三温热门王姓案。
两方皆名“青蒿鳖甲汤”，而药味主治各异，且皆出自吴氏一人手笔，其粗心大意，竟至于此。
３?王孟英笃实精思，似胜吴瑭一筹，然亦不免有疏忽之处。《温热经纬•叶香岩外感温热篇》第九章论绛舌：“……舌绛而光亮，胃阴亡也，急用甘凉濡润之品……。”王氏按语云：“光绛而胃阴亡者，炙甘草汤去姜桂，加石斛，以蔗浆易饴糖。”此乃误将小建中汤之饴糖移植于炙甘草汤中，王氏既一时大意记错，惜后又不加细校。而最妙者乃汪谢城，此人宦而知医，对王氏著作，多加评语。倘汪氏遵孔子直、谅、多闻之教，细加校勘，不难发现此误；奈何他一见王孟英上语，赞谀之辞便溢于言表，评曰：“以蔗浆易饴糖，巧妙绝伦。”实属笑谈。
４?何廉臣《重订广温热论》搜方颇广，其中嘉、道以后之经验新方，尤足珍惜。惟其录方太多，重出之方不但未能觉察，且妄加比较，以致错上加错。此书第二卷“验方”一章，既有“安宫牛黄丸”，又有“新定牛黄清心丸”，两方药味、药量、制法、服法完全相同，其实即一方也。何氏每采近世验方验案，或安上新名，或冠以“新定”两字。经笔者对校，其中“新定牛黄清心丸”乃何氏录自《温热经纬》者。只因王孟英贬抑《温病条辨》，不用其“安宫”之名，只云“一方”；何氏不曾核对，误认为另是一方。当然，忙中有错，在所难免；但何氏却加上按语云：“安宫牛黄丸最凉；瓜霜紫雪丹次之；犀珀至宝丹，牛黄清心丸，新定牛黄清心丸，万氏牛黄又次之……临用对症斟酌可也。”同是一方，只因方名之异，竟说成一则“最凉”，一则“又次之”，岂非笑话？著书疏忽之误差已如上述，编辑校勘医书，若粗心大意，亦可出差错。如：世所传《徐灵胎医书十六种》，其中《难经经释》、《神农本草经百种录》、《伤寒论类方》、《兰台轨范》、《医学源流论》、《医贯贬》六种，以及徐氏晚年（乾隆丁亥，１７６７年，时年７５岁）所作之第二卷５３２《慎疾刍言》可确信为徐氏真作。《洄溪医案》乃王孟英咸丰五年所得之抄本，亦似徐氏手笔。
其余则不能肯定为徐氏真作。如《六经病解》几乎全抄自柯琴《伤寒论翼》，亦无徐氏补正批注之文。又如《伤寒约编》，文辞义理皆与徐氏真作不类。而近世左季云所编之《伤寒论类方汇参》所列诸方，一是仲景原方药量，二是洄溪用量，其意殆谓古今铢两不同，应有所变通，用心非不善也。然其所谓“洄溪”用量，实出自《伤寒约编》，可知左氏误认此书乃徐氏所作。而《伤寒约编》所用经方，多违仲景法度。更荒诞者，此书乃将“发汗后身疼痛脉沉迟者，桂枝加芍药生姜人参新加汤主之”，误为“桂枝去芍药生姜加人参新加汤”，且妄加注释，以说明去芍药、生姜之理。可知实非徐作，这显然乃左氏失察致误。
裘吉生主编之《珍本医书集成》，亦有明显校勘核实之误。如《医医偶录》，一望而知即流行甚广之《笔花医镜》，仅在《医学三字经》之附录中抄录数条，遂变成“陈修园晚年教子所作”（见原书《提要》），并且杜撰有陈氏自序一篇，书明作于嘉庆癸亥（１８０３年），其中有云：“某今年七十有七……”。考陈修园约生于１７５３年，癸亥年仅五十岁耳，校勘者之不察如此。
又《宜麟策》及其《续编》，乃裘氏自己校勘者。其《提要》云：“本书一卷，续集一卷，署者佚名，惟总论中自署曰宾，因不知其姓，无从考证。”其实《宜麟策》是《景岳全书•妇人规•求嗣类》之第一章，可知裘氏并未读过《景岳全书》，甚至连目录也未看过。当然，中医古籍太多，未读过此书不足为奇，然而，更使人怀疑者，乃裘氏校勘时是否细看全书。因《续编》第一句即曰：“张景岳先生《宜麟策》为求嗣者必读之书。今采诸书各论，编成四类以续之。”则《宜麟策》之作者当是张景岳，而“自署曰宾”之疑团亦可冰释（景岳名介宾），何得云“不知其姓，无从考证乎”？惟续作者尚未署名耳。裘氏乃医界名宿，校勘医书，竟大意若此，真不能为贤者讳也。
以上所述，非敢对古人之书肆意吹求，余中年时，亦有此失，乃今思之，心犹怦然。缘昔年读周岩（伯度）所著《六经感证要义》（《珍本医书集成》本），喜其词理明畅，诵读不辍。且其自序明言：“集中注拙拟者百余十条，悉注家屐齿所未经……”，余深信皆周氏所自拟者。１９６３年余治疗暑温后期眼球震颤全身瘫痪一例，撰文投寄医刊，文中引述周岩“拙拟”一条云：“夏月人身之阳，以汗而外泄，人身之阴，以热而内耗，阴阳两者不足……”及后细思，此语甚熟，不知曾在何书中见过。一日，某生谓余曰：“师教我等浏览喻氏书，今发现此语早已载于《医门法律》。”检视之，果然。周岩剽窃前人名言为己有，余不察，遂受其欺。惜此文已发表，无从更改，懊悔莫及。嗣后写作乃不敢草草，十年动乱期间，文风不正，流毒海内，医界亦受其害，粗滥之作不少。
已往不谏，来者可追，笔者本古为今鉴之旨，聊摭数则，一以自警，且与同道共勉云尔。
二、麻疹证治琐谈麻疹乃儿科常见病，方书论之颇详，然古今异时，南北殊俗，病万变，药亦万变，不能胶柱鼓瑟，泥执成说。虽然近年发明预防接种，发病率明显下降，但在此病仍未灭绝之时，尚有大力控制流行，提高疗效之必要，兹将个人临床体会，琐谈几点。
（一）谈透疹麻疹出贵透彻，则邪外达而不内陷，古今医家所论皆同。故方书论治，首重透疹，然透疹之法则门户各异。如明代以前，多用桂枝葛根汤、荆防败毒散等辛温之剂，《医宗金鉴》用宣毒发第二卷５３３表汤，乃辛平之剂；叶天士用清心凉膈散，乃辛凉之剂。有云麻疹乃“先天胎毒”，初起径投苦寒清解，以为热毒清则疹子始透者。近世又有西河柳、荽茜擦洗之法，五花八门，徒然眩人眼目。
笔者认为，幼儿既被传染，一经发热，疹子便出，此自然之势，若素无宿疾，表里无兼夹之邪者，透之出，不透亦出；服药愈，不药亦能自愈，无须固执一法，强行透疹，揠苗助长也。清代医家有好用辛散者，常斥苦寒冰伏之非，而好用寒凉者，每讥辛温助火之弊。无怪前人有谓麻疹初热未出之先，不宜用药，盖恐药误耳！其实麻疹无兼症夹症，半数以上皆属轻型，小心护理可矣，用药只宜因势利导。笔者每取杨栗山升降散中之蝉蜕、僵蚕，合连翘、牛蒡、甘草，作为基本方，随症加入轻扬清淡之品数味，平稳实效，过凉过燥，皆足致变，此言其常也。
然而，临床所见，确有少数应出不出，或出而稀疏不透者，又不可不细辨。因麻疹发病每因季节不同，而兼六气客邪，不过有微、甚之别耳。微者无足轻重，其甚者每致疹子隐伏不透，邪反内攻，而成险恶之症。愚意疹出不透者，以兼伏热、兼伏湿两者最多。古人于此，虽有论而不详，故略谈梗概。
１?兼伏热：春夏两季，天气温煦，麻疹本易透发，不表自出，然有五、六日不出者，多兼伏热，此时若妄投温散，则神昏喘促立至。辨之之法，凡患儿发热前数日，已有夜啼烦扰，小溲必黄或浑浊味辣，口中热，吮乳时其母有灼热感，一经发热，即出现神倦、嗜睡、口渴、气粗等症，其肺经症状（咳嗽、喷嚏、流泪等）反较轻浅，舌质红、边尖起粒，苔黄白而干粗，指纹沉滞紫赤，是其候也。伏热不透，则麻疹不出，宜用栀子豉汤泄郁热，导赤散（以玄参代生地）泻火府为主，加入黄芩苦寒清里，银翘辛凉清上，丝瓜络、蝉蜕轻扬透解，伏热得清，便疹出细密红润矣。若夏暑壮热烦渴，不论有汗无汗，须加白虎，勿畏其寒凉冰伏而坐失时机也。
２?兼伏湿：吾粤地卑濒海，雨多天燠，湿气旺于四时，风寒温暑之邪，常有夹湿，麻疹自不例外。且稚年乳食不节，脾胃气伤，中焦易困，聚湿尤易。麻疹为阳邪，故湿多从热化，病在肺胃者居多。湿气氤氲，留连难解，故疹出不透。患儿发热弛张，咳嗽声浊，呕逆厌食，大便溏黄，苔厚脉滑者，是其候也。宜用温胆汤加栀、豉、芩、曲以分消走泄，疏瀹气机，更佐葛根鼓舞清气上行，则疹子大出矣。
（二）谈喘咳《医宗金鉴》曰“喘为恶候，麻疹尤忌之”，诚为确论。其所立治喘二法：一为初出未透，表实怫郁其毒者，用麻杏石甘汤（《麻科活人书》更加陈茶叶）；一为疹已出，毒气内攻，肺金受克者，用清气化毒饮。《麻?汇补》以为风、痰、食、火四者皆能致喘，治宜祛风化痰、消食、清火，取《金鉴》两方扩充化裁之，又增一羚羊泻白散以治实热。《麻科活人书》更补一珍珠牛黄散以救痰逆壅盛，治麻疹喘咳之法，已粲然大备。近年中医教科书论治麻疹痰热壅肺，喘咳重症（合并肺炎），多用麻杏石甘汤，或加清热解毒，或加涤痰降气，或加凉血散血等药，用治麻疹早期并发肺炎，邪盛而正未虚者，确有良效。然而，叶天士云：“痧本六气客邪，风寒暑湿，必从火化。”而肺为娇脏，最畏火炎，正如《金鉴》所云：“若迟延失治，以致肺叶焦枯，则难救矣。”故麻疹中、后期，咳嗽气粗喘急，必须明辨虚实，不能泥执板法。叶氏又云：“痧火在中，为阳明燥化，若日多胃津消烁，苦则助燥劫津，甘寒宜用。”每见痧火燔灼，肺燥津伤，仍用辛宣苦寒，以致化源枯竭者，比比皆是。我院１９７６年收治小儿肺炎１３４例，其中麻疹合并肺炎占一半以上。而邪从火化，津伤肺燥者达６０％，几乎皆用麻杏石甘汤而不效者，症见高热烦躁，痰鸣气急，胸高鼻煽，唇焦鼻第二卷５３４燥，舌干如釜，苔燥如沙，此时急进甘寒濡润，沃焦救焚，如喻氏清燥救肺汤，随症加味，大剂频进，一两日内，便可转危为安，若再延误，即成脱症。
（三）谈内陷麻疹出透，则邪毒外达为顺；若邪毒内陷，古云逆证，多属凶险。幼儿稚阳未充，稚阴未长，若寒温失常，饮食不节，调护失宜，治疗不当，皆足致变。兹将常见内陷重症，陈一得之愚。
１?白面痧：患儿年幼体虚，疹出之际，遇风寒外来，或用寒凉，致生此变。症见壮热不退，而疹出不透，头项未见，仅胸背稀疏数点，色淡不活，面白神惫，脉数无力者，乃正虚不能托邪，宜用人参败毒散加黄芪桂枝。方书有谓疹子色淡，用红花、赤芍等活血药者，殊不知此乃阳气不充，血寒凝泣不畅，故用桂枝配川芎以温煦血行，不能套用凉血散血之法。人参败毒散乃补正祛邪之名方，增黄芪益气走表，功效尤著。然而，叶天士云：“古人以痧为经腑之病，忌温燥涩补，所谓痘喜温暖，疹喜清凉也。”故麻疹阳虚实不常见，纯刚之药，尤须慎用，疹透之后，当随症变法治之。
２?内闭喘胀：出疹期迁延失治；或复感温邪，以致毒壅塞不宣，内陷心肺，症见喘憋，痰鸣，胸高抬肩，鼻煽，烦躁不安，甚则神志昏迷，唇青紫，四肢厥冷，脉细数（１６０次／分以上），腹胀便秘，溺涩。此时西医诊断多为“肺炎心衰”，而中医辨证必须仔细。若四肢虽冷，而胸腹后脑灼热，脉虽细数尚非散乱者，仍属邪闭，救治及时，未必即成脱症，不能一见“心衰”而作虚证论治，即投温补，必致偾事。此症古名“马脾风”，《幼幼集成》云：“胸膈积热，心火凌肺，热疾壅盛，不急治必死，用牛黄夺命散（即牵牛、大黄）。”多年临床体会，此症必须急下，地道得通，天气乃舒，然用牵牛不如葶苈。笔者每仿吴氏条辨牛黄承气、陷胸承气等法，裁酌成方（大黄、枳实、葶苈、黄连、瓜蒌、半夏，化服安宫牛黄丸）。若口服困难，则鼻饲给药，往往腑气得通，热痰得豁，诸恶候悉退矣。
３?阴竭阳脱：此乃肺炎心衰之属虚者。上述喘咳中火盛刑金，化源枯竭之症，若不及时用甘寒濡润，往往酿成此候。患儿麻疹突然隐退，昏睡露睛，面色苍白，呼吸急促，而息微若不接续，身凉（或仅微热），肢厥，唇及指甲青紫，脉数疾，而微细模糊，或结代者，此真阴匮竭，孤阳无所恋而外脱也。急宜回阳益气，必须参、附并用；然其所以阳气外脱者，非关中寒，实由阴竭，故纯刚之药如干姜之大辛，肉桂之走窜，必须慎用。常见阳气漓亡之际，仍舌绛唇枯故者，因而投剂必须阴阳兼顾。笔者救治此症，用《冯氏锦囊》之全真一气汤去牛膝，加萸肉（人参、麦冬、五味子、炮附子、熟地、白术、山萸肉），每收捷效。气喘痰潮仍甚者，方中加入猴枣牛黄散。若中西医配合救治，更为稳妥。十年多来，住院危重病例，无一死亡。
４?吼哮：一般多见于中、后期，但亦发生于麻疹没收之后者。患儿声音嘶哑，咳嗽有如犬吠，甚则呼吸困难，声如曳锯，此乃麻毒化火，上攻咽喉所致。前期升散太过，尤以多用重用桔梗者，易成此变。若误认哮喘，复投辛宣耗散之品，则咽闭气促告危矣。此症与白喉病原虽异，机理则同，每用养阴清肺汤加土牛膝根大剂频进获效，亦中医异病同治之理也。
５?泻痢：叶天士云：“疹宜通泄，泄泻为顺，治法大忌止泻。”又云：“痧痢乃热毒内陷，与伤寒协热、邪尽则痢止同法，忌升提，忌补涩，轻则分利宣通，重则苦寒解毒。”其言极是，可为麻疹泻痢之基本治则。笔者每用葛根芩连汤加车前、苡仁治泻，用白头翁汤加银花、地榆治痢，夹食者酌加楂、曲、枳、朴一两味足矣。《张氏医通》谓：“麻?泻痢属热者多，但不可令其泻久，泻久第二卷５３５则中气下陷，或成肿满，宜理中之类。”张霞溪则曰：“余看麻疹数十年，泄泻痢疾从不见有虚证。”笔者经验，麻疹泻痢以致中气下陷而用理中汤者，实属罕见；泻痢日久，亦有虚证；但麻疹乃阳热之邪，伤脾阴者多，当用王孟英致和汤为主方，随证参入苦坚、益气、祛湿之品，加以适其寒温，调其饮食，自可向愈。
（四）谈忌口六淫致病，邪势方张之际，中医主张忌口，盖恐煎炒炙?，助火资邪，油腻生冷，滞气伤中也。治疗麻疹，亦当如此；且幼儿脾胃气馁，饮食尤须调节。然而，世俗有过分强调忌口者，反于病不利。忆解放前，吾莞有不少医者，一见麻疹，必再三告诫忌口，须取仓底老米，水煮十数沸，去汤不用，尽弃其营养成分，然后将米渣加水，熬成稀粥，仅加盐数粒，以饲患儿，其余食物皆不准入口，谬种流传，不知是谁人作俑。试想麻为阳邪，壮热充斥表里，肺津胃液既受其煎熬，日数既多，心营肾阴亦被其损耗。此时若水谷精微输布不足，则抗邪之正气不充，虽幸而获愈，已淹淹酿成损怯，或脏腑精微不能上注于目而失明，或脾胃气阴两亏而成疳臌。种种变症，不能尽述，皆医之过也。
三、犀角、虎骨代用管见全世界都在保护珍稀动物，犀角、虎骨已被明令禁止使用。笔者一向认为，中药品种繁多，有许多功效相同或近似者，可互相代用而不影响疗效。然必须按照中医辨证论治的立法、处方、用药原则，又须熟悉被代用之药所具有的各种效能，及其在方中所起的作用，才能运用自如。不能像某些方书所说的“如无犀角，代以升麻”那么笼统。下面略陈管见。
（一）犀角的代用古今方书，治热病用犀角者甚多，也由于珍贵难得，几百年前已开始找寻代用品了。过去常用兕角代之。兕是犀之别种，功效相侔。此物多由外国经广州进口，故清代医案称为“广角”，粤人则称为“柱角”。现此物亦已脱销，不可恃。近年有用大量水牛角代犀角者，然在复方中，疗效尚难评价。如清瘟败毒饮，方中已有大量白虎、芩、连、元、地、丹、栀等药，虽不用水牛角也能治好大热症。水牛角单用能否代替犀角，还须积累大量临床资料，才能肯定。
犀角性味咸寒，入心、肝、胃三经，主要效能是清热、解毒、凉血、苏神。据此，拙意是：１?治疗心胃两经气营燔热，如《圣惠方》中几首犀角散，可用黄连、生地两药代之。因两药皆入心胃两经，既清气分炽热，又能内彻营阴也。如方中已有黄连、生地，可加大其量，再用栀子、竹茹一两味已足。
２?邪入血分，发斑、发疹或吐血、衄血，急需清热解毒，凉血活血者，如《千金》犀角地黄汤。
可根据临床证候孰为主次，分别用药代之。消斑透疹可用红条紫草、金银花、丝瓜络等凉血透络之品。治疗各种热性出血，笔者常用犀角地黄汤复入《金匮》泻心汤，及大量茅根（鲜者可用至５０克），虽无犀角而疗效不逊。
３?犀角是血肉有情之品，藉其通灵之性，入心包络以解热苏神，此则非上述药物可代，如安宫牛黄丸、叶氏神犀丹、吴氏清宫、清营诸方等，笔者每用羚羊角合玳瑁代之。羚羊角主要作第二卷５３６用虽是凉肝熄风，然亦有清心热，镇心神作用。玳瑁咸寒入心、肝两经，古人多用治中风失语，神昏冒乱诸症，故至宝丹用之。李时珍说：“玳瑁解毒清热之功，同于犀角”。与羚羊角合用，相得益彰。玳瑁产于南海，羚羊产于我国西北，目前药源尚足也。
（二）虎骨的代用虎骨的应用不及犀角广泛，且水煎不易出味，古方多入丸散或酒醴中。虎骨性味辛甘大温，主要作用是追风与健骨。用于追风之常用方有二：一是《圣济总录》之大活络丹，方中药味多至５０种，属于动物类的追风药已有乌梢蛇、白花蛇、全蝎等，虎骨并非主药，将方中之动物药稍加大其量已足，不必另代（方中亦有犀角，不用亦无关紧要）；二是《圣惠方》中之史国公药酒，亦治中风后半身不遂，手足拘挛，麻痹不仁等症，拙意用白花蛇及全蝎两者代替虎骨，追风之力可能更佳。
虎骨作强筋健骨之用，以治痿证之常用方亦有二：一是《局方》虎骨四斤丸，一是丹溪虎潜丸，前者偏于助阳，后者偏于补阴。笔者曾用山羊胫骨及其髓代替虎骨，疗效甚佳。《纲目》说羊胫骨治筋骨挛痛无力，而其髓则有填阴补髓之功，正合丹溪虎潜丸中用猪脊髓之义。至于后世有用虎骨入汤剂治肢体痿弱者，可用鹿筋代之，温煦之性既同，而补虚之功则更胜一筹也。
四、请君一读《郭玉传》范晔的《后汉书》有《郭玉传》，记叙东汉和帝时针灸名医郭玉的事迹。现将原文大意简译如下：郭玉任太医丞，就是朝廷里的医官。他医术高超，心存仁爱，虽贫贱奴仆，也尽心医治，但治疗达官贵人，有时是治不好的。汉和帝命贵人打扮成贫民模样，找他治病，却一针即愈。皇帝问他是什么原故。郭玉答道：“医生治病，一定要情绪安静，才能用心思考。达官贵人凭着尊严的身份来驱使我，我怀着恐惧的心情来应付他，未免有许多顾虑，施针时过于小心翼翼，手法不能运用自如，怎会有好的疗效呢？……”已过了１８００年的事，在今天也会重演，下面是两个实例。
例一，１９６９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刚从“牛栏”里被释放出来，恢复医疗工作。一天某同志带着一个穿干部服的中年妇女，手抱两岁孩儿，来我诊室。某同志对我说：“老何，这是某某某首长的儿子，你得认真地、细心地给他诊治。”我随口答道：“请放心，我向来不分贫富贵贱，都一视同仁，细心诊治的。”某同志立刻哼了一声，脸色变得很难看，并对我投以鄙夷愤怒的目光。
这时，我知道说错了话，（其实，这话一点也没错，后来在１９９０年，原中共广东省顾委主任寇庆延同志送给我的一张条幅里面就有这几句话）心中怦然，霎时，咸酸辣苦各种滋味一齐涌上心头，怎样抑制也无法使心情平静下来。诊脉时，指下茫茫，辨证时则模糊不清，只好开了一张极平淡的方子，聊以塞责。不消说，他们此后再也没找我看病了。
例二，１９７８年，有一天，看守所两位同志抬着一个青年人入院治疗，这青年是企图偷渡出境的“卒仔”，被捕时，还以武力抗拒，打伤了人，是应该判罪的。他患的是病毒性脑膜炎，当时高热神昏抽搐，病情危重。我和住院医生一起诊查后，建议用加减防风通圣散表里兼治、气血两清的方法，并结合西药治疗。医生们见病者是个犯人，便毫无顾忌地大胆用药，所用的剂量比我意想的还要大，结果，两天后热降神清，十天痊愈，而且没有任何后遗症，东莞有句谚语云：第二卷５３７“烂人天子命”，此之谓也。
读了《郭玉传》，听了我讲的亲身经历的故事后，大千世界的芸芸众生，包括医生、患者、大官小吏、富商巨贾、市井平民、山野村夫……等等，都会有不同的感想吧？经验方
一、二甲调肝汤组成：炒山甲１５克、鳖甲２４克、三七６克、丹参１５克、茵陈３０克、田基黄３０克、太子参１８克、茯苓１８克、黄芪１８克、白芍１５克、女贞子１５克、糯稻根须２４克。
功效：消症，活血，清热，益气，养阴。
主治：慢性肝炎，早期肝硬化。
加减法：内热盛，口苦便秘者，暂去黄芪，加虎杖、栀子各１２克。里湿盛、便溏、腹满痛者，去女贞，加苍术９克、厚朴６克。胁痛隐隐，痞闷不舒者，加柴胡９克，郁金６克。胁痛阵发如刺者，加川楝子、延胡各９克。气分偏虚，面黄短气，倦怠，纳差者，加白术１２克，怀山２４克。
阴分偏虚，口干，舌燥，虚烦，火升者，加玉竹２４克、麦冬１２克。有腹水者，茯苓增至３０克，用皮肉各半，加车前子１２克，砂仁６克，茅根３０克。
方解：古人云“用药如用兵”，观仲景治病，既有用“轻锐直捣”之法，如白虎、承气、四逆诸汤；也有用“四面合围”之法，如麻黄升麻汤、鳖甲煎丸之类。大概前者常用于病机不甚复杂，主要矛盾比较突出之病；后者常用于病机复杂，头绪纷繁之病。慢性肝炎、早期肝硬化，多是迁延日久，病机错综复杂，既有邪毒深入血络，久郁成羸之实证，又兼见肝阴暗耗，脾气受损之虚证，故用药宜各方照顾。且久病虚羸，不耐峻猛之剂，过寒过温，偏攻偏补，皆足致变。何氏自５０年代以来，经过长期观察，知此病寒热虚实错杂，非一方一法所能竣事，根据“奇之不去则偶之，一方不去则复之”的原则，运用活血、消羸、清热、养阴、益气诸法，复合而成此方。取山甲、鳖甲有情之品，入肝络以缓消其羸；三七、丹参活血而不伤正之品，以通其瘀滞；茵陈、田基黄善能清肝搜邪，且清而不克，此六者所以治其实也。益脾气选用太子参、茯苓之甘平，以济黄芪之温；养肝阴选用女贞、白芍之中和，而避归、地之柔；又用糯稻根须既是稼穑养脾之品，又得“水土之气最全，能清阴分燔灼之热者”（语见《叶案存真》）参与其间，此六者所以护其虚也。本方之特点是性质和平，利于久服，无不良副作用。以此方为基础，随证加减，多年临床证明，颇有实效。
方中有草药田基黄，即《中药大辞典》（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所载之地耳草，产于我国南方田基、沟边潮湿草丛中，性味甘淡微苦微寒，有清热解毒、渗湿行水、消肿止痛作用，清而不克，乃治肝炎之理想药物。文革期间，一乡村教师，患肝病失治发展成肝硬化腹水。他每日采田基黄５００克，用水１０碗，加米煎成３碗，再入砂糖调味，１日分３次服，未用任何中西药物，月余竟愈。故汲取民间经验纳此药于复方中，确能增强疗效。
第二卷５３８二、首乌玉竹饮组成：首乌１５克、玉竹２５克、元参２０克、麦冬１５克、桑叶１５克、菊花１０克、桔梗１０克、甘草５克。
功效：润肺柔肝，疏风止咳。
主治：时气咳嗽。即秋冬季节，或冬春之交，雨泽愆期，风高气燥，阴虚之人，感受外邪，邪从燥化，低热，微恶风寒，头晕头痛，目花耳鸣，喷嚏流涕，干咳，咽喉干燥，口渴纳差，大便干结，唇焦，舌红而干，苔薄白或微黄而燥，脉浮数无力，或不浮而弦细，亦有其脉如平而略虚者。
加减法：声音嘶哑者，加射干５克、胖大海１０克。咽喉红痛，但无化脓者，加土牛膝根１５克、牛蒡子１２克。燥渴甚者，加天冬１５克，芦根３０克，冲服梨汁一盅。干咳频者，加甜杏仁２５克、南沙参１５克、百部１０克。痰多者，加川贝１０克、瓜蒌仁１５克。胃热口秽、便秘者加花粉１５克、竹茹２０克、火麻仁３０克。表热较重，头重痛，或筋脉拘急者，暂去首乌，仿古葳蕤汤意，加葛根２０克、白薇１５克、竹叶１５克。
方解：时气咳嗽之名，古籍不载，明汪蕴谷之《杂症会心录》有专章论之。阴虚之人，感受风温阳邪，易从燥化，叶天士云“风挟温热而燥生，清窍必干，谓水主之气不能上荣，两阳相劫也”，亦即此义。其病有类秋燥，但病因不同，见症亦稍异，而发病季节不限于秋日，隆冬早春亦多有之。何氏自５０年代初，采汪氏治时气咳嗽之法，加减化裁而制订首乌玉竹饮一方，用首乌玉竹柔润熄风为君，元参、麦冬滋水清金为臣，此四者治其本虚；桑叶、菊花辛凉疏风为佐，甘草、桔梗泻火利咽为使，此四者治其标实。此方看似平淡无奇，而临床屡收良效。
三、参蛤河车丸药物组成：吉林人参５０克、蛤蚧一对、胡桃肉６０克、苏子（炒）３０克、白果肉（炒微黄）５０克、甜杏仁５０克、川贝母５０克、法半夏５０克、麻黄５０克。另用紫河车一具，洗净蒸熟（隔水蒸半小时即可）晒干或文火焙干，与诸药共为细末，炼蜜为小丸，瓷瓶收贮，每服６～８克，早晚各一次，开水下，每料可服４０～５０天，须连服一年以上。若哮喘发作，或患有其它疾病时，停服。
功效主治：补肺降气，补肾纳气，平喘除痰，乃哮喘缓解期治本之方。
方解：此方乃何氏从《济生方》人参胡桃汤及《卫生宝鉴》人参蛤蚧散两方化裁而成。哮喘日久，多是虚实错杂之症。方中人参补肺气，蛤蚧、胡桃、河车补肾纳气，此固本培元之法也。
然痰饮深伏肺俞，伺机而发，又不可不防。故用麻黄之散，白果之涩，苏子之降，使肺气宣通，此未雨绸缪之计也。杏仁、半夏、贝母润肺涤痰，为之佐使，共奏全功。此方和平中正，不寒不燥，利于久服。
随证加味：畏寒口淡，偏虚寒者，加肉桂１５克，仙灵脾５０克。
口干咽燥，偏阴虚者，加元参、麦冬、天冬各５０克，此三药不易碾末，可用水三碗，煎成一碗，去渣，微火浓缩，以代蜜糖，与诸药末为丸。呼长吸短，劳则气喘若不相接续者，加五味子５０克，沉香１５克，以收摄肾气。
平日痰多而稠，哮喘发作时咳逆上气，胸脘痞闷欲死者，加葶苈子５０克，另用石韦１００克第二卷５３９煎水一杯，置葶苈子于锅上，微火炒令热，以石韦水浇之，以尽为度，微火焙干葶苈子，与诸药为丸。
四、新订白金丸药物组成：白矾５０克、郁金１００克、苦参１００克、黑丑７５克、法夏５０克、胆星５０克、远志５０克、九节菖蒲５０克、茯苓５０克、珍珠层粉２５克。
制法及服法：郁金、白矾、茯苓、半夏、珍珠层粉等为细末，苦参、黑丑、远志、菖蒲分别用水或乙醇提取，溶化胆星，与药末和匀，通风干燥，压片，上药可制成５００片。
成人每服５片，日３次，食前开水下。儿童每服３片，３岁以下每服２片。此药无毒性，副作用极少。个别初服时胃微不适，数日后即消失。此药须长期服用半年至一年或更长。
功效主治：涤痰、泻火、安神，原发性癫痫之通治方。
方解：前贤用白矾、郁金治痫，方书论述已详。新订方重在涤痰泻火，故加菖、远、星、夏以通窍涤痰；而泻火之药独取苦参、牵牛者，以两物苦寒沉降，不惟泻火，并能除湿降浊，盖痰亦湿浊之类也；茯苓养心气，珍珠层粉潜肝阳，为佐使之品。惟方中未用风药者，何氏多年观察，痰火郁结乃此病之本，痰潮火盛，内风乃倏然而生耳。至于病程有新久之异，体质有阴阳偏盛偏衰之殊，当另用汤剂，消息治之。
自１９８１年用此方以来，统计能坚持服药半年以上者３４例，除１例５３岁男性，病程长达３５年者无效外，其余３３例皆能控制发作，最长者已控制１２年。
（邱德文编）第二卷５４０

hhbffq

2009年1月人卫版《何炎燊医案集》对何氏的学术思想有比较全面而深入的论述，尤其对中医如何自学成才有生动的描绘，值得中医学习者一读，童子功与博览群书是何氏成为一代中医大家的 途径，相信对有志于中医者定能有所启发！

小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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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非常好，我非常喜欢中医，也想学习中医，但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学，现在师承是什么杨的流程，到哪里找这样的机构？

hhbffq

小金龙 发表于 2013/7/29 1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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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非常好，我非常喜欢中医，也想学习中医，但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学，现在师承是什么杨 ...

与中医大学学弟交流学习中医的若干心得体会

岳美中先生认为学习中医应当从学习方剂入手，李翰卿先生认为学习中医多快好省的办法是攻读中医经典《黄帝内经》；然而如何在二位老先生的权威意见之间找到一条沟通的桥梁，笔者为此苦苦思索多年，现略陈个人浅见几条如下，仅供学习参考：
1、先学陈潮祖所著《中医治法与方剂》人卫出版社第五版；本书是一部专论病机、治法、方剂关系，并将理、法、方、药融为一体的专著。学这部书要有两部工具书————《中医大辞典》或《简明中医辞典》与《中药大辞典》。

2、
宋兴：《临证解惑————陈潮祖教授学术经验研究》；贾波、沈涛主编《陈潮祖医案精解》；这两本医案与《中医治法与方剂》第五版联系起来读，可以增强对中医的学习信心。

3、
有了以上的基础，最好遵照李翰卿老中医的指导————直指中医四大经典（
《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
）与《温病条辨》，这是多快好省地学好中医的有效途径————自然，《四书五经》、《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得放在枕边每晚临睡之前读它1小时————把古文学基础提高一步。

4、
以上三条如能办到，则读中医大学教材如卷席！读名医医案、搜索医学参考文献更不在话下！

5、
接下来谈谈如何博览群书：中医古书有一万二千多种，穷毕生精力也难以通读一遍，为解决这个难题，当代中医学者作了很多整理工作；如：南京中医学院（现为南京中医药大学）王新华编著有：《中医历代医论选》、《中医历代医案选》、《中医历代医话选》；李飞编著有《中医历代方论选》；吴昌国编著有《中医历代药论选》。上述五部书，囊括了几百种重要中医古籍精华内容，如能置之案头经常查阅，眼界必然大开，必将为今后的进一步学习打下一个坚实的学术基础。

6、
现、当代著名医家著作：最近人卫版的“现代著名老中医名著重刊丛书”出了几十种，如经济条件许可，最好全予购买，留着慢慢细读；有些还未出版，耐心等待就是了。下面例举若干著作：《程门雪医案》、《岳美中医文集》、《任应秋论医集》、裘沛然著《壶天散墨》、焦树德著《从病例谈辨证论治》《用药心得十讲》、丁光迪著《中药临床配伍与运用》、方药中著《辨证论治研究七讲》《温病条辨讲解》、《周仲瑛医论选》、王洪图著《黄帝内经临证发挥》、鲁兆麟等著《近代著名老中医临床思维方法》、王庆其主编《内经临证发微》、柯雪帆著《伤寒论临证发微》、何任主编《金匮要略临证发微》、叶笃正主编《神农本草经临证发微》、原中医研究院编《中医讲座一、二》《温病汇讲》、陈鼎三著《医学探源》、邹学熹著《中国医易学》、刘冠军著《中华脉诊》、至于《舌苔图谱》则任选一种（例如：张学文主编的《舌苔图谱》）；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更是出版了近百种。总之，根据自己的需要尽量予以收集就是了————裘沛然老先生有言：治学要猛，温课要温，以上例举各书，留着慢慢温习吧！

7、
要想在中医大学本科毕业阶段达到高级中医师的水平，笔者个人认为，以上的医书是不能不读的；其它课程，按学校要求去作就是了————胳膊拧不过大腿————目前想搞独立自主地学习中医，环境不允许，随大流罢了。

2009，03，14，定稿；2013,05,06修改。

http://www.ngotcm.com/forum/thread-91501-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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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一剑中医路

http://www.ngotcm.com/forum/thread-104317-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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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bffq

木鱼儿- 发表于 2010/8/16 22:11
希望初学者好好看看这篇文章，不要轻信网络医生的狗头学习班。不要轻信所谓的“传承”，自己搞个小门诊，不 ...

你说的很有道理！中医的学习需要系统性与基础性，不是靠零买零卖的知识可以学习到家的！

hhbffq

小金龙 发表于 2013/7/29 1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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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非常好，我非常喜欢中医，也想学习中医，但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学，现在师承是什么杨 ...

http://www.ngotcmszh.com/thread-219317-1-1.html---略谈学习中医药学的门径---这是我的最新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