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与中医大学学弟交流学习中医的若干心得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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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黎小裕 于 2009/9/16 18:48 发表
不要灰心，再接再厉，只要是中医学的好的都是对中医名家感兴趣的，只不过很多人都是喜欢做潜水员而已

谢谢小裕先生支持！对中医现-当代名家的全面系统研究是个大课题，不是以个人之力在短期内所能完成；所以现在中医界的思想比较乱（美名其曰：“百家争鸣”），中医学子 困惑多多，要想在中医临床有所作为，困难是很大的；况且没有《中医法》的保护，临床实践为自保，只能滑向“中西医结合”-“中医西化”这个“陷阱”，这是当代中医的巨大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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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医的悲哀，是中国人民的悲哀，是全世界人民的悲哀！！！

黎小裕

没有什么的，我就是中西医结合大专出生的，思维保持纯正就行了，外界是有太多的不如意，但是只有是自己内心信念的支持，我想迟早有一天会做出成绩来的，我们经理常跟我们说的是努力不一定有结果，但是不努力肯定没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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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黎小裕 于 2009/9/18 16:03 发表
没有什么的，我就是中西医结合大专出生的，思维保持纯正就行了，外界是有太多的不如意，但是只有是自己内心信念的支持，我想迟早有一天会做出成绩来的，我们经理常跟我们说的是努力不一定有结果，但是不努力肯定 ...

以小裕先生现在的学历背景，要进医院作住院医师难度还是比较大的————福建的中西医结合硕士都被医院拒绝，现在生存真是难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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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缅怀三代御医之后、著名中医学家赵绍琴教授特发此帖

漫漫岐黄路精诚大医魂—三代御医之后赵绍琴
http://www.med66.com/html/ziliao/yixue/2/6f64ba651f05e2714936e631ad56c5d4.htm

彭建中整理编者按：赵绍琴出生于三代御医之家，曾祖父以下三代均为皇宫御医。现任北京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中国中医研究院客座教授，历任北京市政协常委和全国政协委员。赵氏从医６０年以来，在中医温病、中医内科领域发遑古义，推陈出新，硕果累累。曾先后出版了《温病纵横》、《赵绍琴临床４００法》、《文魁脉学》、《赵文魁医案》等一批学术专著，培养温病专业硕士研究生２０余名，１９９０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国家级名老中医。曾多次应邀到日本、新加坡、韩国等地进行学术交流，影响很大。因赵氏在学术上的成就，１９９４年被入选英国剑桥名人传记。本文着重介绍赵氏在温病学中，论温病初起证属热郁不可言表，论“在卫汗之”并非应用汗法，论“火热可清，火郁当发”，论伏气温病有发于髓。在内科学中，从营血辨治杂病，慢性肾病非虚、忌食蛋白、宜动不宜静等学术观点。在临证上诊脉、察舌、观色，审症求因，重在客观，以法统方，用药轻灵，开门逐邪，攻补兼施，善用风药的诊治特色。并通过“补中益气汤治疗食道裂孔疝案”等５个案例予之交相辉应。所收录的“治病先治心论”、“牛吃草论”等医论医话，以及宣郁退热汤等６个经验方均是赵氏医疗经验的结晶。总之细读全文对于中医药工作者定会大有收益。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屈原《离骚》 赵绍琴，男，汉族，１９１８年１２月４日出生于北京。现为北京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生院客座教授、张仲景国医大学名誉教授、中国中医药学会内科学会顾问、中国医学基金会理事、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顾问。历任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常委等职。赵氏出生于世医之家。其曾祖父、祖父和父亲均在清宫太医院供职为御医。其父文魁公曾任清末太医院院使（正院长），御赐头品花翎顶戴，民国初年出任北京中医学社名誉社长。赵第二卷６３氏自幼便受到家传医学的熏陶，在其父的严格督导下熟读医学典籍，打下了坚实的医学基础，并于１９３４年通过了资格考试，承父业而悬壶北京。后又拜师于太医院御医韩一斋、瞿文楼，和北京四大名医之一汪逢春，跟随三先生临床学习多年，尽得三家真传。１９５０年参加卫生部举办的中医进修学校，系统地学习了现代医学知识。１９５６年，北京中医学院（即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前身）成立，赵氏受聘执教，主讲本草学，成为北京中医学院的首批教师之一。１９５８年奉调到新建的学院附属医院，负责中医内科的临床教学、医疗和科研工作。１９７７年调任学院基础部温病教研室主任。１９７９年以后，以培养硕士研究生为主，先后培养出温病专业硕士研究生２０余名。１９９０年被确认为首批带徒的国家级名老中医，收徒二人。他以年逾古稀的高龄每日带徒门诊，在临床实践中带教学生。３０余年来，他为培养高级中医人才呕心沥血，其在教学上的特点是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强调从临床学习，提高理论水平和临床技能，认为这是造就新一代高水平中医临床人才的必由之路。赵氏师承名家，复经６０年临床，在中医学术上多有创见。他是当代著名的温病学家，擅长治疗温热性和湿热性疾病。对叶天士所提出的温病卫气营血辨治***有独到的体会和认识。他认为温病初起为热邪，不可言辛凉解表，只可言辛凉清解。叶天士所谓“在卫汗之”并非指汗法，而是通过辛凉清解达到汗泄驱邪之目的。这一观点从临床实际出发，纠正了多年来温病初起须辛凉解表的传统认识，被新版的高等中医院校统编教材《温病学》所采纳。在温病临床实践中，赵氏尤其善用叶天士“透热转气”法救治高热不退、昏迷等危重病证。他把透热转气引申为可以广泛用于温病卫气营血各个发展阶段的一种治疗***，以透邪外出为指导原则，取得了很好的临床效果，大大扩展了叶氏的学术经验。在内科临床方面，赵氏以善治疑难重证著称。其辨证准，立法明，用药少，疗效好。已故著名中医学家秦伯未先生曾盛赞赵氏“平正轻灵”。他还把温病卫气营血辨证方法引入内科临床，对一些疑难病从营血进行辨证，如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血小板减少症、病毒性心肌炎、系统性红斑狼疮、慢性肾小球肾炎、肾病综合征和慢性肾功能衰竭等。尤其是对现代医学中肾脏系统慢性病变研究深入，对中西医学关于慢性肾病的传统观点提出质疑，针对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创新的理论，如慢性肾病非虚论、慢性肾病忌食蛋白论、慢性肾病宜运动锻炼论、慢性肾病可遗传论、慢性肾功能损害可逆论等。并确立了一整套辨治慢性肾病的临床治疗方案，包括以凉血化瘀为基本***的中药辨证施治，以忌食蛋白为主要内容的饮食调控，和以徒步行走为主要形式的运动锻炼。这套综合治疗方案施之于临床，取得了满意的治疗效果。临床实践证明了赵氏关于慢性肾病理论的正确。多年以来，赵氏除承担繁重的临床医疗、科研和教学任务外，还致力于总结学术经验，著书立说，他在各种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撰著《温病浅谈》、《温病纵横》、《赵文魁医案选》、《文魁脉学》、《赵绍琴临床４００法》等。目前正在编著其毕生学术经验的全面总结之作《赵绍琴内科学》，不久可望问世。１９８２年以来，赵氏多次应邀访问日本、新加坡、韩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进行学术交流，或为国际友人诊治。所到之处，受到当地医学同仁的热烈欢迎。１９８４年赵氏二度访日，作为特别代表出席日本汉方医学第３４届年会，是会上唯一胸前佩带白花的尊贵客人。在会上他作了关于湿热病的学术报告，再次引起轰动。１９９１年，赵氏应邀访问韩国，在东园大学和庆肇大学作巡回学术报告，韩国９所大学的医学院派出代表参加报告会。由于报告大受欢迎，访问延长了一个多月。当时中韩尚未建交，这次访问促进了两国间的医学交流。第二卷６４１９８２年赵氏首次应邀访日时攀登富士山，其健步如飞，曾把同行的年轻人远远地抛在了后面，时年６７岁。１０年后的今日，赵氏依然精神抖擞，强健如昔，每日应诊５０人次以上，最多时可达百人。“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在人类战胜疾病的航程上，赵氏将继续驾驶胜利的航船，乘风破浪，永往直前。学术精华赵氏之学得之家传师授，复经６０年临床积累，不断创新提高，发扬光大，终成一家言。其学术见解迥异于他人者，无不得之于临床，复验证于临床。今择其学术精华，别为温病要论、内科新说两部分，略述如次。一、温病要论（一）论温病不可混同伤寒温病和伤寒虽同属外感热病，然其性质不同，故不可混为一谈。从中国医学发展的历史看，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温病和伤寒是混淆不清的。《内经》中有“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之论，是把温病从属于伤寒。东汉末年，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问世，标志着以六经为纲领的外感辨治体系的确立，后世医家沿用成习，不思创新，束缚了温病学的发展。历代医家中不乏有识之士，对伤寒温病混同一论所造成的恶果痛心疾首，宋代庞安时就严厉批评当时的医家对天行温病“一例作伤寒，行汗下”，以致“天下枉死者过半”，元代王履更从病机、治法角度进行分析，指出“伤寒、温暑为病不同”。直到明清之际，经过吴又可、叶天士、吴鞠通等一大批温病学家的不懈努力，最终确立了以卫气营血和三焦为辨治纲领的温病辨治体系，使温病全然脱离伤寒而自成体系。时至今日，温病学已发展成为中医学的一门重要学科，为战胜疾病，保障人类健康发挥着重大作用。然而在现实中，一些人在临床中仍然将伤寒温病混同而治，不能充分发挥中医药应有的疗效和优势，甚至给病人增加了痛苦。因此强调分辨温病与伤寒这两类不同性质的外感病是完全必要的。再者，近时有专家学者提出寒温统一论，意欲把伤寒的六经辨证和温病的卫气营血、三焦辨证统一在一种辨证体系里，以发展为中医外感热病学。这种愿望是无可非义的，却超越了现实情况。当务之急是分而不是合，只有将伤寒温病分辨清楚，才能提高中医诊治外感热病的水平。赵氏曾回忆本世纪２０年代猩红热肆虐北京，作伤寒治者皆不免于死，足证分辨伤寒温病的重要。那么，分辨伤寒和温病的要点有哪些呢？其一，病原不同。伤寒所受为寒邪，温病所感为温邪，寒温各异其性，即吴鞠通所谓“伤寒之原，原于水；温病之原，原于火”，由此而决定了二者性质大异。其二，感邪途径和初病邪客部位不同。伤寒，寒邪自皮毛而入，首犯足太阳膀胱之经，太阳主表，故其病机为寒邪束表；温病，温邪自口鼻入，先犯手太阴肺金，肺合皮毛，卫之所出，故其病机为热郁肺卫。其三，初起证候特点不同。伤寒初起，症见发热恶寒，头身疼痛，口第二卷６５不渴，苔白润，脉浮紧，尤以恶寒重，口不渴，苔白润为辨证要点；温病初起，症见发热恶风，咽红咳嗽，口干口渴，舌红且干，脉浮数，其恶风寒较轻微，咽红甚或肿痛，口干或渴，舌质红苔干可为辨证眼目。其四，初起治法不同。伤寒初起，治宜辛温解表，发汗以解在表之寒邪；温病初起，治宜辛凉清解，轻宣以疏肺卫之郁热。从以上四方面进行分辨，温病和伤寒便不至于混同。此论深入浅出，为中医论治外感疾病第一入门功夫。（二）论温病当分温热与湿热现代温病的概念应当是外感热病的总称。按照传统的中医命病名法，包括风温、春温、暑温、湿温、秋燥、伏暑、冬温、温毒、温疟、温疫等１０余种。但若按其病变性质分类，则不外温热性和湿热性两大类。风温、春温、冬温、暑温、秋燥、温毒等，属于温热性质温病，湿温、伏暑多属湿热性温病，至于温疟、温疫，则既有属温热性者，也有属湿热性者。凡属温热性温病，都是由于温热邪气引起的，其临床特点表现为起病急，热变快，易伤阴；凡属湿热性温病，都是由湿热邪气引起的，其特点起病较缓，病程较长，缠绵难愈。从临床角度看，诊治温病最重要的就是分清是温热性温病还是湿热性温病，湿热性温病依据吴鞠通三焦辨证体系进行辨治。这一观点是赵氏得之于家传师授，而又经过６０年临床验证而得出的结论。叶天士创立以卫气营血为纲的温病辨治体系，揭示了温病发生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并确立了温病不同阶段的治疗***：“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须透热转气，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叶氏所论温病卫气营血四个阶段，是以温热性温病的临床表现为基础总结出来的，从临床看温热性温病确实是循着卫气营血传变的，虽然在不同温病中，其传变次序有所不同，或由卫气入营血，或由营血出于气，但其病变阶段性较强，界限较为明显，因此应当以卫气营血为纲辨治温热性温病。吴鞠通所创立的温病三焦辨证原本是对叶氏卫气营血辨证的一种补充，揭示了温病传变过程中“首上焦，次中焦，后下焦”的规律，在温病辨治中，当然应当把叶氏的卫气营血和吴氏的三焦辨证结合起来，这样就更能以揭示温病的发展规律，有利于明确病位和邪正力量对比。但三焦辨证作为一个独立的辨证体系更适合于辨治湿热性温病。这主要是因为湿热性温病发展过程中表现为卫气营血阶段的界限并不十分明显，多表现为湿热邪气弥漫三焦，阻遏气机，导致水液运行障碍，使“上焦如雾，中焦如沤，下焦如渎”的气化功能失常。因此以三焦辨证为纲辨治湿热病要比卫气营血辨证更适合。三焦辨证能够清楚地揭示出湿热性温病由上至下依三焦传变的发展规律，对临床辨治湿热病有较高的指导意义。基于上述观点，赵氏在所著《温病纵横》中明确地将温病分为温热病和湿热病两大类型，提出以卫气营血辨证作为温热病的辨证纲领，三焦辨证作为湿热病的辨证纲领，分别论述其证治。在温热病证治中，分为卫分证治，气分证治，营分证治和血分证治；对湿热病，分为上焦湿热证治，中焦湿热证治和下焦湿热证治。这样卫气营血辨证从横的方面揭示了温热病由浅入深的传变层次；三焦辨证则从纵的方面概括了湿热病自上而下的传变规律。这一观点和方法不仅突破了传统温病学著作那种分别病种论治的模式，更能体现出中医辨证论治的精神，而且也是赵氏一生诊治温病丰富的临床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总结。第二卷６６（三）论温病初起证属热郁不可言表温病初起，其病机病性为何？按传统的观点，常以“表证”二字概括之。如称为“风热表证”、“热邪在表”等等。既是“表证”，就当解表，是以中药中有辛凉解表药，方剂中有辛凉解表剂，治法中有辛凉解表法。甚至在《温病学》教科书中也明文规定，温病初起的治疗当用辛凉解表法。辛凉解表作为一种治法，固有其适应范围。但如果不加分析地照搬来规定为温病初起的主要治法，就未必合适。因为温病初起证属郁热，不可言表。这是温病和伤寒最为显著的区别之一。伤寒初起，乃由风寒之邪从皮毛而入，足太阳经络受病，腠理闭塞，寒邪客于肌表，故称表证，必得发汗解表方愈。温病初起乃温热之邪从口鼻吸受而来，必先犯肺金，肺主气属卫，其合皮毛，故温病初起多现肺卫证候，发热，微恶风寒，其状有类表证但决非表闭，乃热郁于肺，肺气失宣，故又多见咳嗽，咽红且痛，舌干或渴，一派热郁之象。若以表证视之，则必以解表应治，临床上因此而致误者多矣。况温病从其发病类型上看可分为新感温病和伏气温病两大类。新感温病邪自外来，温邪犯肺已属热郁，并无表证可言；若伏气温病，则温热之邪久郁于内，病始则热自内外发，发于气分者口渴舌黄，发于营分者舌绛无苔，斑疹隐约，发于血分者，瘀斑骤露，或见出血诸证，甚则神昏，如此皆属温病初起，岂可概言为表证哉！又有温疫一证，病发急骤，热变尤速，初病即壮热口渴，或斑疹显露，舌绛如朱，甚则神昏不语，筋脉抽掣，往往不及救治而亡。如此之证，若视其初起为表证而用辛凉解表，是速其亡也。忆本世纪２０年代，猩红热肆虐北京，中医称为烂喉丹痧，是温疫之一种。起初医者不识此病，有用表散治者，死亡甚众。后经当时的国医公会向卫生行政部门建议，明文规定，各药店售药时必须严格审查处方，凡方中有用表散之品者，无论辛温辛凉，用量多寡，一律拒绝配药。这一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温病证属热郁，不可表散，切莫等闲视之。赵氏认为，温病是一种感受温热邪气而发的外感热病，但其发病又必有内因存在，这个内因就是热郁于内。人或调摄不慎，饮食失节，气机郁滞，以致生热化火，复感温热邪气，两温相搏，内外合邪，遂发为温病。新感温病以外来温邪为主，内热为次；伏气温病以内热为主，也与外邪内侵相关。凡属温病必以热郁为主，病虽初起亦不可言表。此一观点乃赵氏力倡，突破了温病初起属表证的传统观点，对于指导温病辨治具有较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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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论“在卫汗之”并非应用汗法叶天士在《外感温热篇》中论温病卫分证治法提出“在卫汗之可也”的论断，为温病卫分证治明确了治疗方向。然因其论言简义深，致后学者误解者不少。最普遍的误解就是把“汗之”当作“发汗解表”，甚至连正统的温病教科书为叶氏此条所注解中也赫然标明，温病的治疗原则“卫分证治宜汗解”。把“汗之”理解为应用汗法，只不过是随文顺释，有背叶氏原意。历代温病名家都十分重视温病初起的治疗，强调温病不可发汗。如吴鞠通自注银翘散方论云：“温病忌汗，汗之不惟不解，反生他患。”又说：“温病自口鼻吸受而来，徒发其表亦无益也。”晚清温病名家柳宝怡指出：“暴感风温，其邪专在于肺，以辛凉轻解为主，热重者兼用甘寒清化。”王孟英为叶氏此论作注谓“邪在卫分汗之宜辛凉轻解”。诸家所论皆不言发汗解表，深得叶氏温病卫分治法大旨。赵氏综合前贤诸家之说，明确指出叶氏“在卫汗之”并非应用汗法，汗之是治疗的目第二卷６７的和效果，并非治疗方法。温病卫分证的正确治法应当是辛凉清解。通过辛凉清解，使得肺卫宣，营卫和，三焦畅，郁热散，自然周身津津微似汗，邪达热退而愈。并分析温病卫分证的病机，关键在热郁肺卫，温邪上受，首先犯肺，肺主气属卫，其合皮毛。温病初起，邪在于肺，故云卫分证。卫出上焦，有温皮肤，肥腠理，司开阖之功能。肺受温邪，则卫气郁闭，开阖失度，营卫失和，故有发热恶寒，一身酸楚，状类表闭，实卫气郁闭也。故叶氏也有“故云在表”之语，是从俗之说法。然温为阳邪，客于肺，虽在初起，亦必伤津，咽红咳嗽，口干或渴，一派热象，在所不免。吴鞠通所谓“火胜克金”之候也。温病卫分证既为肺卫热郁，治疗固当辛凉清解，叶氏所谓“在表初用辛凉轻剂”是也。辛以宣肺疏卫，凉以轻清解热。辛散非发汗，而是开其郁，凉清非直折，而是泄其热。轻清宣透，宣郁清热，就概括了辛凉清解的治疗作用。但临床又须权衡郁与热的孰轻孰重，以及夹风夹湿的不同而恰当配伍组方。一般来说，郁重热轻者，辛散为主，佐以清凉，症见恶寒较明显，咽不甚红，舌苔白且润，此皆肺卫郁闭之象，热势不著，故当辛散开其郁闭，清凉辅之即可，此辛散并非发汗解表，不过宣肺疏卫而已，郁闭一开，即当撤去，不可过用。若郁轻热重者，当清热为主，佐以辛散，症见身热较重，恶寒甚微，咽红肿痛，心烦口渴，舌红苔干，或阵阵呛咳，此热重必以清为主，然亦必佐以辛散开郁，热邪始能外泄。至于夹风夹湿之治，叶氏已有明训，夹风加入薄荷、牛蒡之流，辛凉宣散已足，示人不必发汗；夹湿加入滑石、芦根之类，渗湿于热下，须防过用淡渗伤阴。总之，赵氏所论“在卫汗之”并非汗法，而是辛凉清解，宣肺疏卫，对于温病初起卫分证治极有指导意义。（五）论“到气才可清气”不可早投寒凉温病气分证范围广泛，凡卫分证已罢而又未现营血症状的证候，都可列入气分证。如阳明经热证，阳明腑实证，太阴湿热证，三焦湿热证，热郁胸膈证，痰热阻肺证等等。温病发展至气分证，热势方盛，正气未衰，故当清之。用“清气”一词概括气分证治法，可谓高度概括了。叶氏在论述气分证治原则时提出了“到气才可清气”，可谓寓意深远，值得后学认真思考其言外之意。赵氏认为，“到气才可清气”一语提出了温病气分证治疗中的一条重要原则，即，邪未到气时不可早用清气药，邪未完全入于气分时，不可纯用清气。这里的“清气”特指寒凉直折之品，如生石膏、黄连、黄芩等。气分证中以热盛于经最为常见，清气法中以寒凉之剂最为常用。所以人们常常把“清气”单纯地理解成寒凉直折。临床上一见高热不退，便谓气分实热，起手便投大剂寒凉以冀退热，因而常常导致早投或过用寒凉。温病中卫气营血四个阶段并无截然的分界，邪气自卫入气有一个转化过程，常常出现气分证已起而卫分证尚在，或出现卫气同病的情况。即使邪已完全入于气分，在其初入之时也仍有从卫分宣解的可能。此时若早用或过用寒凉，就会冰伏其邪，所谓“寒则涩而不流”，寒则凝，气机涩滞，三焦不通，腠理闭塞，邪无由出。在温热病导致变生火郁，在湿热病，导致冰伏，徒以增加治疗的困难。在临床治疗温热病实践中，由于早投或过用寒凉而导致误治的情况很常见。赵氏经常应邀到各大医院会诊疑难病例，所遇温热病高热持续不退，甚至昏迷不醒，大多数都是由于过早地使用了大量的寒凉剂所致。至于救治这类被寒凉所误的病例，赵氏每令即刻撤去寒凉之剂，改投宣阳解郁，宣展气机，常可收效于数剂之间，赵氏总结其一生治温病经验，悟出了治温病不得滥用寒凉的道理。体会到叶天士所说“到气才可清气”一语的精妙寓意，在于不可早用和过用寒凉。所以赵氏常常告诫，切不可一见高热，便用寒凉，只以为寒凉可以折热，殊不知寒凉闭涩气机，使邪热无外泄之机。热第二卷６８在于卫，疏卫便可退热，热初入气，仍可从卫分透解。总之要使邪热有外泄之路，就须避免早投或过用寒凉。这是赵氏一生治疗温病的重要经验，也是对叶氏温热论治的一个发展。至于时下有学者提出温病截断疗法，谓邪未入气先清气邪未入营先清营，以断绝邪热传变之路。此一观点，确有超越前人之见，只是与临床实际未合。尚需经大量的临床检验，方可论其价值。（六）论“透热转气”“透热转气”是叶天士为温病营分证所立治法。叶氏说“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对此如何理解？传统的看法是温病邪初入营阶段，仍可转出气分而解。持这种观点的人常常举吴鞠通清营汤为例，方中大队凉营养阴药中加入银花、连翘、竹叶等清气之品，具有导邪出营达气的作用。实际上，清营汤确实具有透热转气的作用，也完全可以作为透热转气的一个代表方。然而，如果因此就把透热转气仅仅看作是邪初入营阶段的治法，并局限在清营和清气并用的范围里，那就不能全面反映出透热转气对于温病证治的普遍的指导意义了。赵氏认为“透热转气”是温病营分证整个阶段的治疗原则，它的意义在于为温病营分证治指示了正确的治疗方向。这个方向就是给邪气以向外泄越的出路，使营分之邪转出气分甚至由卫分透解。营分证是温病发展过程中较为危重的阶段，治疗的正确与否至关重要，治疗得法则病有转机，治疗失误则必加重。营分之邪多由气分传来，或可由卫分直接陷入营分。营分证的病机特点是营阴受损，心神受劫，临床特征是身热夜甚，夜寐不安，斑点隐隐，神识昏糊，舌绛无苔或少苔。基本治法当然是清营养阴。但是营分之热并不能消解于无形之中，必须外泄有路方能透出。最捷径的外泄之路就是转出气分而解。正所谓由何者而来，仍由何者而去。但入营之邪不可能自然而然地转出气分，在未经正确治疗的情况下，邪热久羁，营阴日耗，热盛动血，最终必然深入血分。营分之邪不能自然转出气分的原因是由于气营之间存在障碍，如痰浊、水湿、瘀血、宿食等，邪热与上述有形之物互结，胶固不解，阻碍气机，三焦不畅，致使营分之邪难以向气分透发。故透热转气的关键就在于消除这种邪热互结的阻碍，宣畅气机，疏调三焦，如此则营分之热邪得以宣透，达于气分而解，或可经由卫分宣散。若初入营，尚未有形之大碍者，用凉营合清气为治，仿清营汤意可也；若邪热与实邪互结已成阻碍者，必视其所结者为何？有痰者豁其痰，水湿者化其湿，血瘀者化其瘀，宿食者消其滞，总宜分消邪热，宣畅气机，即如叶氏所说“不与热相搏，热必孤矣”。必使三焦通利，气机宣畅，则营分之热自可外透。至于营热转出气分的标志，最重要的有两点，第一舌绛转红，舌苔渐布；第二神志由昏迷或昏糊，转为清醒。当以此为验。至于发热的变化，则有所不同，若药后周身津津微似汗出者，是三焦畅，腠理开，营卫和，卫气得疏的表现，此时邪热经由卫分泄越，其发热必渐减而退；若仍就无汗，转见口渴，热势反增者，但察其神识已清，舌红苔布，便是邪已转入气分之征，热虽反增，乃正气抗邪有力的表现，是佳兆也。当依气分证如法治之可也。赵氏此论澄清了对“透热转气”的模糊认识，揭示了“透热转气”的实质在于给邪气以出路，对于指导温病临床辨证施治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七）论湿热为病尤忌寒凉湿热病难治。湿与热合，如油入面，难解难分，阻碍气机，闭塞三焦，缠绵难愈。若见识不到，经验不足，往往误治。故吴鞠通曾明确指出湿热病治禁有三，一忌发汗，“汗之则神昏耳聋”；二忌滋润，“润之则病深不解”；三忌攻下，“下之则洞泻不止”。确是湿热病治疗中当遵循第二卷６９的原则。除此三禁之外，还有一禁，吴氏未曾提出，即湿热病当忌寒凉。这是赵氏历经大量临床实践得到的结论。临床治疗湿热病误用大剂寒凉药的情况十分常见。这是因为湿热病多有发热，且久不能退，医者一见发热不退，便思“热者寒之”，而投寒凉之剂。患者及其家属，多因不晓寒凉的危害，往往恣食冷饮，及冰镇瓜果之类，也能闭遏阳气，加重病情。湿为阴邪，其性粘滞，与热相合，热伏于中，湿裹于外，致热不得外达。治疗当先化其湿，湿郁开则热易外透。若误用寒凉，更伤阳气，寒则涩而不流，气机更加闭郁，湿郁势必加重，热势愈难外透，甚至因此而逼热入营，导致神识昏糊。故寒凉大剂在湿热病不可轻投。赵氏总结其临床救误之经验，根据被寒凉所伤的程度不同，把湿热病分为湿阻、凉遏、寒凝、冰伏四个阶段，析其原因，举其证候，立其救治方法，对临床治疗湿热病极有指导意义，略述如次。１?湿阻：凡湿热病初起多为湿阻，即湿邪阻滞气机，病在上焦。肺卫为湿邪所阻，营卫不和，症见周身困重酸楚，湿热蔽阻，清阳不升，则头晕重沉；湿阻肺气失宣则胸闷，咳嗽，甚则作喘，舌白苔润，脉濡缓滑。治宜辛散轻扬宣郁化湿。药如大豆卷、炒山栀、前胡、杏仁、浙贝母、茅芦根等。若湿阻于中，脾为湿困，升降失司，症见胸脘痞闷，呕恶纳呆，便溏不爽，若热蒸湿动，弥漫周身，即见倦怠乏力，四肢沉重，面垢头晕等，治当芳香化湿，辛开苦泄，药如藿香、佩兰、陈皮、半夏、厚朴、杏仁、大腹皮、黄芩等。此等治法，皆是先开其湿郁，俾湿郁开则热邪易泄。若治不如法，早投寒凉，必湿郁增重而成凉遏也。２?凉遏：感受湿热之邪，湿阻未开，又恣食冷饮，或食凉过度，或误服寒凉之剂，致寒凉凝涩，遏阻中阳，气机为之闭塞。症见胸脘痞闷增重，憋气堵满，时时叹息，周身酸楚沉重，大便溏薄，小便不畅，舌红苔白腻滑，脉沉濡缓。治宜辛苦微温，开湿郁，畅中阳，以利三焦。偏于中焦者，药如半夏、陈皮、杏仁、白蔻仁、苍术、木香、草豆蔻；偏于上焦者，药如白芷、苏叶、藿梗、防风、草豆蔻等。如此则凉遏除，湿郁开，方可再议清热。３?寒凝：此多见于素体中阳不足之人，复感湿热之邪，邪从阴化，归于太阴，湿邪较重，湿盛则阳微。患者不知，过饮冷物，医者妄投寒凉滋腻，湿为水类，遇寒则凝，阻滞气机，致一身气机窒塞不通。症见胸脘痞闷，堵憋欲喘，腹痛阵作，大便溏泻，小便清白，舌淡苔白腻水滑，脉沉软而涩。此属寒凝湿邪闭阻气机，非辛温不能驱寒开凝通闭，须投桂枝尖、苏叶梗、草豆蔻、生姜等辛温之剂，解其寒凝，开通闭结。此为权宜之计，药后脉沉渐起，舌苔渐化，胸脘憋闷减轻，为寒凝已开，即须随证转方。盖辛温之剂不可久服，防其增热。４?冰伏：冰伏较之寒凝更重。多见于素体阳虚者感受湿热，而湿盛阳微，复暴饮寒凉，中阳更伤，或迭用寒凉重剂，一误再误，湿热之邪为寒凉所凝成冰冻之势，又有湿热病高热不退，医用冬眠疗法，置冰袋，睡冰毯，强制降温，冰伏其邪，逼邪入里，气机为寒冷所闭，阴阳之气不相顺接，阳气不达于四末，症见面色惨白或青灰，神识昏糊，胸脘痞闷已极，四肢厥冷，少腹绞痛，舌胖质淡苔白水滑多液欲滴，脉沉伏或沉迟。冰伏既成，则非辛温燥烈之品不能解之。须用四逆、理中方法，温散阴寒开郁通闭。药用干姜、肉桂、川椒、草蔻等物，一俟寒散冰释，见舌苔化，面色润，脉象起，神志清，即刻停服，不可过用，须防化燥增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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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论湿热为病治重宣畅气机湿热病湿与热合，胶结难分。湿为阴邪，其性重浊粘腻，热为阳邪，其性燥烈发扬。二邪相合，无形之热以有形之湿为依附，湿郁则热愈炽，热蒸则湿愈动，遂弥漫于内外表里，充斥于三第二卷７０焦上下。三焦者，水谷之道路，气机之终始。其所以主持诸气，化水谷，行津液，维持人体水液代谢之动态平衡。所谓上焦如雾，水谷精微津液得以布散周身；中焦如沤，腐熟水谷以化生精微；下焦如渎，行气化而分清泌浊。若湿热阻滞于三焦，则势必影响气机之运行，以致三焦不畅，气机不通，气化不行。上焦心肺所居之地，本为清旷之区，反为湿热浊邪盘踞，肺失清肃，精微不布，清阳不升，在上清窍不利，为耳聋，为目昧，为鼻塞不闻香臭，为口淡不知谷味，为表情淡漠如无欲状，甚则心神被蒙，神识昏糊错乱，昏不知人；中焦脾胃为湿热浊邪所困，升降之枢机受制，当升者不升，当降者不降，当变化者不得变化，气机升降失司，则呕恶吐利痞闷胀满疼痛诸证生焉；下焦湿热阻滞则气化不行，清浊不分，二便失常，为肿，为胀，为满，为痛，或小便涩滞，大便泄泻，或二便闭塞，水湿浊毒不得排泄，蓄积成毒，湿浊上逆，为关格呕逆，甚则神昏如蒙矣。凡此种种，皆是湿浊蕴热之为害，总其病机，不外湿邪阻滞，气机不利，三焦失畅，湿郁则热生，热蒸则湿动，湿不去则热难清。故治湿热病必祛湿，祛湿之法必先调畅气机，调气之法必先宣肺。肺主一身之气，其位最高，为水之上源，有通调水道之功。肺气得宣则下通水道，旁彻皮毛，三焦畅通，腠理开达，一身之气布，一身之湿亦化。发热可除，水肿可消，二便可调，神迷可清。宣肺利湿有提壶揭盖之效，源清流畅之功，凡治湿者，不可不知也。三焦之湿侧重虽各有不同，然其治疗之法调气则其要一。上焦之湿蔽者，宣肺疏卫湿即去；中焦湿阻者，辛香行气湿自开；下焦湿郁者，化气利湿，以风散之湿可消。赵氏此论，既得汪逢春先生之真传，又经赵氏６０年临床之灵悟，可谓治湿之法虽多，而一言以蔽之，曰：宣畅气机而已矣。（九）论“火热可清，火郁当发”温热病以火热为主，治宜清法为正治，此人皆知之。经言“热者寒之”，又云“治热以寒”，皆是寒凉以治火热。故曰“火热可清”。又有“火郁”一证为临床所常见，其病机与证候与单纯的火热证不同，治疗也不可单用寒凉清之，而当治以宣透之法，发越其郁结之热邪，故曰“火郁当发”。鉴于临床上常常出现不识火郁证而致误治的情况，赵氏着重阐发“火郁当发”的道理，对于温热病的辨治极有指导意义。火郁和火热不同，也可以说是温病中两个不同的阶段。火郁证失治可以发展为火热证；火热证误治可以转化为火郁证。二者在病机上的不同点在于，单纯的火热证为无形之热邪，其性发扬于外，故可一望而知，临床表现为高热，口渴，心烦，大汗出，便秘，溲赤，脉象洪大且数，舌红苔黄且干等。因其无形之邪热充斥表里内外，并无其他有形之邪的阻碍，故可寒凉直折，清泄而愈。火郁证的病机关键在于无形之邪热被有形之邪所阻闭而蕴郁于内，不得发越，甚至火热之邪与有形之他邪如湿浊、痰饮、宿食、瘀血等胶结难分，愈郁愈热。又有一种火郁证的产生，是当火热炽盛之时过用寒凉，寒则涩而不流，闭塞气机，致火热内闭而失外泄之机。经言“微者逆之，甚者从之，逆者正治，从者反治”，仅以病甚须用反治法从治，譬如火热极盛之时，不可骤用寒凉正治，须佐宣散之品，因势利导，宣透热邪外泄。若骤用大剂寒凉，则势必闭遏热邪于内，不得外泄，而成火郁证。火郁证的表现也为发热不退。此外又有一些特殊征象可供鉴别。从脉象看，多见沉涩，或沉细滑数，若湿重可见沉濡，火热为寒凉或湿邪闭郁于内，不能发扬于外，故脉必沉取方得，沉则为郁，涩则气滞，脉愈沉，郁闭愈重，此为火郁证的重要依据。从舌象看，舌质红赤而舌苔厚腻，上罩浮滑，甚至伸舌则水滑有如欲滴状。火热蕴郁于内第二卷７１则舌必红赤，寒湿闭阻气机则舌苔厚腻水滑。常见于火热证过服寒凉，或暴饮冷物，或平素湿饮太重，火热难以透泄外达。火郁证的见证不一，其最有诊断意义的有三。其一，心烦躁急特甚。因火热闭郁于内，不得外泄，故发为躁烦，心中愤愤然，若无可奈何状，阵阵烦急，夜寐梦多。其二，四肢厥逆明显。火郁于内，气机闭阻，阳气不达于四末，故常见四肢逆冷，甚则过肘过膝，状若阴证，实为热厥，所谓热深者厥亦深，热微者厥亦微，火郁愈重，厥逆愈深。其三，面色晦暗滞浊，色调不匀。火热被寒凉所折而内郁，寒则涩而不流，气血凝滞，阳气不达于面，故色必晦暗滞浊，浓淡不匀，或泛青灰色。以上脉沉、舌红苔滑、躁烦、厥逆、面晦等征象是火郁证的主要特性。再察其病史，有过服寒凉或暴饮冷者，其必为火郁无疑。治之切勿重蹈覆辙，再投寒凉。而应宗《内经》“火郁发之”之旨，用宣阳解郁疏散之法，先开其寒湿之闭郁，宣畅气机，疏通三焦，则腠理开，营卫和，自然汗出而解。火郁当发，非谓发汗，乃宣阳疏解，透热外泄。故曰“火热可清，火郁当发”，明此二者，为辨治火热为病的第一吃紧功夫。（十）论伏气温病有发于髓温病依其发病类型可分为新感温病和伏气温病。新感温病温邪从口鼻吸受而来，感而即发，初起以肺卫见症为主，病变的发展基本上依据卫气营血的次第传变，由浅入深。伏气温病先感受邪气，未即时发病，邪气久伏于体内，适时而发，发则以内热炽盛为主要特征，初起便有营血见症，若治之得法，营血伏热可转出气分而解。此为传统看法，古人论之甚详，人所共知也。又有一种病发于髓，亦属伏气温病的范围，乃赵氏之创见，尚未见于文献报道。赵氏认为有些病根深沉，或因邪毒深伏，或因毒物损伤，或因先天禀受，当其未发之时，或与常人无异，而一旦发病则病势重笃，或反复发热，或大片瘀斑，或多种出血，或重度贫血，或迅即消瘦衰弱，其症虽多营血见症，然不可单以营血证视之。因其多根源于骨髓造血系统受损，造血功能障碍或异常，并常伴有免疫力低下，故又常见继发性感染。如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系统性红斑狼疮，过敏性或原发性血小板减少，原因不明的全血细胞减少，某些放射病，化学物质中毒或其他原因导致的骨髓损伤或骨髓功能抑制等。这类疾病常可表现出贫血虚损衰弱的证候，但究其病本仍属毒在骨髓，治疗切不可因其状若“虚”而妄投补剂。只可清营凉血化瘀祛毒为主，因其邪毒久蕴，阴血必伤，故可酌情养血育阴。如此则可保其长期稳定，以其步步为营，稳中求进，切不可希图速效而蛮补浪攻。虽其证候繁复，不可一概而论，但总以凉血化瘀为基本治则，务以调整恢复其脏腑功能为基本目标，俟其功能复常则诸症自消矣。主张“自力更生”，而不依赖“外援”，这是赵氏的一贯观点。如对重度贫血病人，也不轻易主张输血，而是用药调理，使其造血功能好转，体内自己生出血来。赵氏这一伏气温病有发于髓的观点是对叶天士卫气营血理论的一个补充和发展。对于辨治类似血癌、艾滋病这样的疑难病有其指导意义。第二卷７２二、内科新说（一）从营血辨治杂病说中医学的临床辨证体系有三，伤寒六经辨证、温病卫气营血和三焦辨证、内科脏腑辨证，三者各成体系，皆是古人长期临床经验总结并上升为理论的结晶，指导临床，使人有临证成法可依，其功莫大焉。然而，当今面临现代医学众多的疑难病证的挑战，如何提高中医辨证识病的水平已成为提高临床疗效的关键，原有的三大辨证体系已不敷应用，若再各自为阵则无发展可言。惟有扩大思路，互相取长补短，才能提高中医辨治疑难病证的水平。赵氏从长期的临床实践中体会到，温病的卫气营血辨证同样适用于一些内科疑难杂病的辨治，在坚持脏腑辨证的基础上从营血辨治更能把握住疾病的本质。这一观点的理论依据是，人身不过气血，任何疾病，无论其在何脏腑，都无一例外地影响到气血发生改变。而就气血二者的关系看，互相为用，至为密切，气病日久，必传至血分受病，在温病是这样，在内科杂病，乃至妇、儿、皮、外、五官诸科无一例外，故前贤云“初病在经在气，久病入络入血。”况疑难病，慢性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迁延日久，血分未有不受病者。赵氏根据这一理论，对一些现代医学的疑难病证从营血受病的角度分析其病机，把握其本质，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观点。例如，慢性肾小球肾炎，肾病综合征，紫癜肾，慢性肾功能不全，尿毒症，慢性肝炎，肝硬化，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过敏性紫癜，原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系统性红斑狼疮，病毒性心肌炎，白塞氏综合征，干燥综合征，子宫肌瘤，牛皮癣等现代医学的难治之病，虽然涉及到不同的脏腑和系统，但其共同的病理机制是血分受病，大多具有热在营血的临床特征，如脉象沉数或滑数有力，舌质红赤，起刺，心烦急躁，夜寐梦多等。再从现代医学诊断角度看，凡血尿常规或其他生化检验指标的异常也应作为营血受病的重要依据。如慢性肾病在尿中出现蛋白质、红白细胞和管型，肾功能衰竭病人的血肌酐和血中尿素氮的增高，再生障碍性贫血者全血细胞减少，白血病患者骨髓象和周围血象的异常等更是营血受病的确证。一些疾病以症积肿块为主要表现者，如肝病的肝脾肿大与硬化，子宫肌瘤，各种息肉以及癌肿等更说明血分瘀滞较重。还有表现为皮肤或粘膜损害的疾病，紫癜、红斑或溃疡的出现，也是血分郁热的外露之象。上述疾病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即病程长，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也是血分受病的一种表现。若论其营血受病的性质，则以热瘀为主，无论其病始之因为风、寒、湿、暑、痰、瘀、食、毒，入营血后即与血结，郁而化热，致脉络瘀阻。故热郁营血，络脉瘀阻即可概括上属疾病的基本病理。治疗当以清营凉血化瘀通络为基本原则。临床上常可见到有人把慢性肾病的腰痛水肿当作肾虚治，白血病、再障的贫血乏力当作脾虚血亏；把心肌炎的心悸气短当作心气虚，这种以脏腑虚损立论的辨证方法是机械地搬用脏腑辨证所致，只看到表面现象，未能细致地分析疾病的本质。从营血辨治现代医学的一些疑难病是赵氏的一个创见，接受这一观点须要有打破传统观点的勇气。但这一观点与脏腑辨证并无矛盾，而且是对脏腑辨证的补充和发展，对于用中医理论辨析现代疑难病的本质开辟了一条新途径。（二）髓病说髓为奇恒之腑之一，有骨髓，有脊髓，有脑髓，三者相贯连属，皆精气所化生，其满溢，又与水第二卷７３谷营养相关。《灵枢·决气篇》云：“谷入气满，淖泽注入骨，骨属屈伸，泄泽，补益脑髓。”关于髓之为病，有虚实两个方面。虚者人所共知，如经云“液脱者，骨属屈伸不利，色夭，脑髓消，胫酸，耳数鸣”，“髓海不足，则脑转耳鸣，胫酸眩冒，目无所见，懈怠妄卧”。此类病证由精虚髓不能充盈，表现为虚弱症状，当治以填精补肾方法，为临床所常用。又有髓病之属热属实者，病发辄暴死，人多忽之。《灵枢·热病》云“热在髓，死，不可治”。又云“髓热者死”。可见，古人已经认识到热毒入于骨髓者病必危重，难以救疗。证之今日临床，病发于髓而属实属热者为数不少。现代医学中造血系统功能障碍的一些疾病如各型急慢性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等，其在病理上的共同特征都是造血机能异常，作骨穿涂片检查，可以现髓象异常，因此，这类疾病都可归入髓病范畴。过去对这类疾病的认识，总是局限于其虚弱的证候表现，如显著的贫血貌，反复的出血倾向和其他的虚弱症状，因而认为这类疾病多属气血双亏，脾肾两虚等，治疗以温补为主，而收效甚微，大多数情况是越治越重。赵氏通过大量的临床实践，并结合理论分析，指出类似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等疾病应属“髓病”，热毒深入骨髓所致，其热毒的来源，既可能是后天感染，也可能是与生俱来。潜伏体内，待时而发，应以伏气温病视之，其症状与温病营血证相似，如发斑，出血，发热烦急，梦多，舌绛，脉数等。其病根较之温病营血证更深一层，是热在骨髓。治疗当以凉血育阴为主，参以透热外出，将髓中之热毒渐渐透出，则可望血象、髓象日益改善，病情日趋缓解稳定。虽未必能彻底根治，但可以确保长期稳定，减少复发，降低死亡率。较之先前治疗本病率用温补而致险象环生者，已有了长足的进步。临床证明，赵氏这种理论和经验确实行之有效。说明髓热病说确有其指导价值，尤其是对造血系统疑难病的辨治开辟了一条新路。（三）慢性肾病新说慢性肾炎、肾病综合征、慢性肾功能衰竭等慢性肾系疾病是世界上公认的难治之病。目前，中西医学对这类疾病都缺乏特效的根治办法。赵氏通过６０年的临床实践体会到用传统的方法治疗慢性肾病之所以效果不好，主要原因在于对慢性肾病病机的传统认识从根本上来说是不正确的。因此，有必要对慢性肾病的病因病机进行深入探讨，突破传统观点，提出新理论，这样才能另辟蹊径，提高疗效。赵氏本着这一精神，经过多年探讨和反复的临床验证，提出来一系列全新的观点，用以指导临床，采用中药治疗配合饮食调控和运动锻炼的综合疗法，治疗慢性肾病获得满意疗效。其新说既不同于中医传统的观点，也不同于现代医学的传统认识，约为四点，分述于下。１?慢性肾病非虚说慢性肾病即是肾虚，这是中医学中长期形成的一种传统观点。在这种理论指导下，治疗慢性肾病大多以补肾为主，六味丸八味丸是临床常用之方。间有以本虚标实立论者，仍以扶正固本为主要治法。这种把慢性肾病看作肾虚的观点，显然是受了古代医家“肾主虚”论的影响而形成的。这无疑是把中医理论上的“肾”同现代医学解剖学上的肾脏等同起来了，犯了一种对号入座的错误。古人所谓的“肾主虚”是仅限定于肾主生殖发育而言，现代医学的肾脏则是人体的泌尿器官，二者不能混为一谈。慢性肾病不是生殖系疾病，而是泌尿系疾病，其病位是解剖上的肾脏实质。因此，不能套用古代中医学中肾主虚的理论指导探讨慢性肾病的病机，而应当立足临床进行辨析。从其临床表现看，慢性肾病患者确实会出现一些虚弱性症状，如面色苍白或萎黄不泽，神疲乏力，腰酸膝软，夜多小便等。这也是促使人们把慢性肾病当作肾虚的原第二卷７４因之一。但虚弱症状的出现并不等于其病的本质是虚。《内经》中“有者求之，无者求之，虚者责之，盛者责之”之训就是明确地告诉我们，任何一种症状的出现都可能存在着虚实两方面的原因。古人云“大实若羸状，至虚有盛候”，说明症状和病的本质常常存在着不一致的情况。因此，《内经》非常强调“治病必求其本”，临床上就须要通过对症状的全面辨析而求其病本。根据脉、舌、色、症和病史对慢性肾病进行综合辨析就可以发现：其一，从病史看，慢性肾病多由急性肾炎发展而来，病始于感受外邪而未得根治，病程中又常因感冒或感染而反复加重，可谓是旧邪未去，新邪又至，日愈久，邪愈深，是邪实之为病；其二，从症状看，患者常见心急烦躁，夜寐梦多，便干溲赤，皮肤瘙痒等，皆是热盛之象；其三，从面色看，患者面色或白或黄或苍，必兼晦暗滞浊，日愈久，病愈重，色愈浊，是血分瘀滞，络脉不和之征；其四，从舌象看，多见舌红且干，苔腻根厚，舌背络脉紫黑，皆是热郁营血之征；其五，从脉象看，肾病之脉，或濡或滑或弦或细而必数，且沉取有力，若病至尿毒症期，则其六脉更显弦滑洪数，愈按愈盛，更属邪蓄成毒之象。脉症如此，何言其虚哉！纵有一身乏力，腰膝酸软，头晕神疲，种种虚象者，参考脉之有力，苔之垢厚，可知其虚乃由邪实阻滞，经气不通，机能失调所致，是大实若羸的表现，切不可就言其虚。再从现代医学的角度分析，慢性肾病患者尿常规检验蛋白和血球持续阳性，血肌酐和尿素氮水平增高均可视为邪入营血的标志。至于肾脏的病理变化微血管的痉挛与堵塞，微循环障碍的形成，肾实质的肿胀，发炎，破损，硬化，甚至萎缩等病变，又无不与邪入营血络脉瘀阻相关。总之，慢性肾病的基本病机可定为邪入营血，络脉瘀阻，其病属实非虚，多热多瘀，治疗大忌温补，当以凉血化瘀为基本治则，参以随证施治，方与其病机相符，始能取得较好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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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慢性肾病忌食蛋白说尿蛋白持续阳性是慢性肾病的特征之一。尤其是肾病综合征患者，大量蛋白从尿中丢失，尿蛋白定性检测常为＋＋＋～＋＋＋＋，每日丢失蛋白总量可高达１０克以上。大量的蛋白丢失导致低蛋白血症，又引起高度水肿。对于这样大量蛋白从尿中丢失，现代医学的对策是鼓励患者进食高蛋白饮食。因此传统的肾病饮食原则可概括为“丢蛋白补蛋白”，并被视为治疗肾病必不可少的措施。无论西医还是中医对此都笃信不疑，患者更是奉为救命法宝，沿用日久而不思其误。赵氏在６０年代以前对这一观点同样深信不疑，照搬此法３０年，屡遭失败，方知补蛋白的方法不惟无益，反而有害。６０年代初赵氏在医院收治了大量的肾病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凡是采用高蛋白饮食的患者大都长期不愈，逐渐恶化，甚至不免一死，而那些摄取低蛋白饮食的患者却往往出人意料地好转。赵氏由此而悟出了“丢蛋白补蛋白”的方法是错误的，应当反其道而行之。即“丢蛋白赊蛋白”。大量的临床实践证明，采用限制蛋白摄入的饮食方法配合中药辨证施治，能在较短的时间里控制其尿蛋白的丢失，并使其逐渐恢复正常，治疗效果显著提高。从６０年代到今天，赵氏不但逐步完善了肾病患者忌食蛋白的饮食方法，而且阐明了肾病忌食蛋白的机理，低蛋白饮食有助于减轻肾脏负担，有利于受损肾脏的修复。这就好比一把水壶，壶底破损，水漏不止，只往壶中添水，只能愈添愈漏，添得多，漏得多；唯有修复破损，才能彻底止其漏。补蛋白就好比添水的方法，忌蛋白就好比先堵其漏，孰优孰劣，不言而喻。低蛋白饮食有助于消除蛋白尿这一观点，国际上８０年代始有所报道，并由实验和临床得以证实，赵氏的肾病忌食蛋白的观点实际领先了１０余年。３?慢性肾病宜动不宜静说现代医学对于慢性肾病的调养原则是静养为主，一般要求卧床休息，严重者则必须绝对卧第二卷７５床，这已成为临床惯例，从未有人对此提出质疑。赵氏依据中医基本理论并经过大量的临床验证，总结提出了慢性肾病宜动不宜静的新观点，指出慢性肾病患者卧床静养对肾脏的修复不利，不但无助于治疗，而且有可能加速肾脏趋向萎缩；而坚持适度运动则有助于肾脏的修复，加强肾脏功能，并能有效地防止肾脏萎缩。中医理论认为，恒动是自然界的基本规律，从宇宙天体，到人体内环境，无处不动，无时不动。古代医家谓“动而中节”则“生生不息”，今人讲“生命在于运动”，都说明了“动”是人的生命活动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的生理的基本需要。慢性肾病的基本病机是血行瘀滞，不管是肾脏的微循环障碍，还是肾实质的硬化萎缩，在中医看来，都是血行瘀滞，络脉瘀阻，因此，治疗慢性肾病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活血化瘀。患者的日常调养也应当以此为准则。静则血滞，动则血畅，是一定不移之理。这就是为什么慢性肾病宜动不宜静的根本原因。用药物活血化瘀只是综合治疗的一个方面，还须要患者作积极的密切配合，坚持进行主动的自我运动锻炼，通过身体肢节的活动以促进脏腑气血的流畅。这样才能更加充分地发挥药物的治疗作用，清除血中瘀滞，加速邪毒的排泄，从而促进受损肾脏的修复，加强肾脏功能，有效地防止肾脏萎缩。倘若一味卧床休息，必然血瘀日甚一日，肾功日衰一日，肾脏萎缩也在所难免，纵有灵丹妙药，也难望其向愈之时矣。临床证明，凡能坚持运动，配合治疗者，治疗效果就好，反之则差。慢性肾病宜动不宜静之说，值得重视。４?慢性肾功能损害可逆说慢性肾病一旦发展到肾功能衰竭就等于被判了死刑。现代医学认为慢性肾功能衰竭一旦形成，就必然不可逆转地逐渐恶化，丧失功能的肾单位不可能再恢复功能，代偿肾单位的数目将不断减少，甚至肾功能完全丧失而致死亡。这就是说，慢性肾功能损害是不可逆的。赵氏根据其临床治验，认为现代医学的这一结论值得商榷。因为采用内服中药凉血化瘀为主，配合合理的饮食调控和患者坚持自主运动锻炼的综合疗法，对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进行治疗，可使其病情保持长期稳定，不少尿毒症患者经过赵氏的治疗，其生存期远远超出了西医预测期。还有部分病人的肾功能得以恢复，接近或达到正常水平。山东患者王某，初诊时血肌酐５ｍｇ％、尿素氮４９ｍｇ％，治疗月余，症状缓解，遂携方返里治疗，守方１０个月，复查肌酐、尿素氮已完全恢复正常。李某双肾囊肿，肾功能重度受损，右肾图呈直线，治疗年余复查，右肾图已接近正常。褚某右肾萎缩，Ｂ超结果：７?７×３?９×４?１ｃｍ３，治疗一年后复查，右肾８?１×５?３×３?７ｃｍ３，主检大夫对比前后两次Ｂ超结果，大为惊奇，已萎缩的肾脏竟又增大，以为不可思议。以上实例说明，肾功能损害并非不可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向好的方面转化。这一条件就是正确的综合治疗。赵氏所创立的中药凉血化瘀，配合饮食调控和坚持运动锻炼是治疗慢性肾病的三***宝。治宜三者并行，缺一不可。在患者的密切配合下如法治疗，就能收到良好的效果。慢性肾病可以根治，慢性肾功能损害可以逆转，赵氏的这一结论在临床实践中得到初步证实。（四）痰病说在中医学病机学说中，痰之为病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在临床治疗中，痰病的证治极为重要。中医痰病学说最具特色，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已形成了系统的理论和方法。论其生成，则痰乃津液所化，生于脾胃，随咳咯而出者乃有形之痰，贮于肺。故有脾为生痰之源，肺为贮痰之器之说。然又有无形之痰，随气升降，无处不到，变生诸证，为喘，为嗽，为咳，为痛，为肿，为呕，为吐，为利，为癫，为痫，为狂，为惊，为中风昏仆，为神迷痴呆，变证百出，难以枚举，是以又有“百第二卷７６病皆因痰作祟”和“怪病多痰”之说。至于辨痰的性质，则有寒痰、热痰、风痰、食痰、老痰，脏腑之痰，经络之痰，皮里膜外之痰，种种不同。至于治疗，虽各随其证而异其治，然总不离调气机为先，健脾土、燥脾湿为本。正如朱丹溪所云：“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气，气顺则一身之津液亦随气而顺矣。”赵氏论治痰病既宗前贤诸说，又能独出己见，将传统的痰病学说应用于现代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令人耳目一新。赵氏认为，人体本无痰，痰乃病理产物，又是产生某些特殊病证的病因。痰虽皆由津液所化，水湿所生，然究其由来，仍须责之于饮食不节。凡恣食厚味肥甘之人，痰必内生，年盛或未觉察，日久必然为害。故年少及青壮年患痰病者殊少，而中年以后，痰病渐多。痰病中咯吐而出的有形之痰，人皆易辨易治，而流于体内的无形之痰，视之不见，触而无形，易为人所忽略。若痰阻经络之中，则为痛，为麻，为木，或如蚁行皮中，其痛游走不定，状若风痹，古称钓痛，乃痰流注不定使然，其麻木则多固定不移，乃经气为痰所阻运行不能之故。若痰滞于关节，则必致关节肿大如囊，甚则红肿，其痛甚剧，久则关节变形，如现代医学之类风湿性关节炎，指趾关节肿胀如梭，日久变形如鹰爪状。此肿胀之关节腔内即痰饮盘踞之所，痰不去则肿不能消，痛不能止。故类风湿之关节肿痛，皆宜作痰治之，收效甚佳，祛痰通络则肿可消，痛可止，并可有效地防止关节变形。若痰浊流布一身为痰核，为流注，古人论之多矣。至于现代医学中常见的单纯性肥胖，以及继发于某些疾病，或由遗传因素或药物引起的肥胖症，形肥体胖，大腹便便，形态臃肿，行动迟缓，传统中医学中少有论述。赵氏则据脉证以其为痰湿过重，正与古人“肥人多痰多湿”之论相合。论其发病机理，则与过食肥甘，加强运动，再给予化痰除湿理气运脾之剂，以绝生痰之源，假以时日则可收效。与上述肥胖病有关联的一个现代病证是高脂血症，患者血液中脂类物高于正常水平，久之易罹患高血压，动脉硬化，脂肪肝，诱发心脑血管病，为中老年人一大危险因素。如何有效地降低血脂水平，是现代医学的一大课题。赵氏则根据这类患者多数形体壮盛，饮食过常，脉象弦滑等特点，断其病机为痰浊阻闭，从化痰通络入手，调气机，畅三焦，恢复其脏腑功能，辅以控制饮食，加强锻炼，则可有效地降低其血脂水平，并可收到一定的减肥效果。与痰相关的是饮，古代医学文献常以痰饮并称。二者皆为津液所化，而清者为饮，浊者为痰。饮与水湿同类，常以蓄积盘踞于空腔之中为其特征，如胸腔积液，心包积液，腹腔积液，颅腔积液（脑积水），以及大关节腔积液（鹤膝风）等，皆为饮病。治支饮重证急者须攻逐水饮，如控涎丹之类。证缓则宜宣肺行气导水，投风药以胜水湿。赵氏尝谓“积凹之水，风之则干”，所谓风能胜湿也。痰饮为病，见症不一，诊断依据，在于脉舌，其脉象弦滑，舌苔厚腻或水滑者，必有痰浊水饮。形肥体丰者多痰湿。治痰用三子养亲加味，治饮宜宣肺行气导水，在上风以胜之，在下利而逐之，在外汗而发之。开鬼门，洁净腑，使饮邪外出有路，健脾土，燥脾湿，使痰浊不复再生，是谓治痰饮为病之大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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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瘀病说人身所贵，无非气血。气之与血，如形影相随，不可分也。是故气病日久，必及于血。知之为病，虽有寒热虚实之分，然未有不兼瘀者，是为其特点。故血瘀一说，古已有之，现代活血化瘀之研究，步步深入，已窥中医之堂奥。赵氏于血瘀为病极有心得，故为之说以阐其要。第二卷７７血瘀者，络脉瘀阻不通也。其形成原因非止一端。有因于气病者，气为血帅，气推血行，故气滞则血不行而为瘀；气虚则无力推动为瘀；气逆乱则血不循故道而为瘀。病及于血，无论其寒热虚实，皆可致瘀。血寒则涩而不流，凝而为瘀；血热如炽热煎炼为瘀；血虚则脉道枯槁涸竭为瘀；血实则壅塞不流为瘀。至于外感六淫之邪，内生痰饮水湿，无不可与血互结而成瘀病。故曰，凡病无不兼瘀，只在程度轻重耳。瘀病的临床表现繁多，归纳起来有几种特征证候。一曰痛久而有定处。常言道，痛则不通，不通则痛。凡人体一有不通处则必然作痛。大凡卒痛暴作多为气机阻闭使然，久痛而不移其处者乃是血瘀之征。如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疼在胃脘部，长年不愈，不移其处，虽有寒热虚实之异，却皆兼瘀，赵氏常以活血化瘀治之，每每取效甚捷。前论慢性肾病，多有腰痛，亦是血瘀络脉不和之征，常见有作肾虚而补之者，必致增重。又有痹证疼痛，虽经曰“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是以外邪入侵为因，然外邪入侵，客于肌体，未有不与血相搏而成瘀者，故其痛日久，挛急不伸，关节变形皆瘀阻重症，故曰“痹者闭也”，脉络阻闭，非瘀而何？叶天士所谓“痛久入络”即是血瘀之病。故凡久痛为瘀，治宜活血化瘀，通络止痛。瘀病的第二个特征是肿块有形可征，固定不移。血瘀的本质是络脉瘀阻，血液不得流通则停滞，若是与其他邪气相结，如痰与血结，湿与血结，食与血结等。毒与血结，热与血结，则更易形成肿物，旧称症积有形，其特点触之可得，推之不移。良性者如肌瘤，囊肿之类，恶性者即为癌肿。脏器的肿胀，变性，硬化也在其列。一些肿物深伏于内，或形体尚小，需借助现代仪器检查方可探知。凡属肿物，不管其性质部位如何，总与血瘀有关，治之当在辨证论治的前提下，于对症方中参入活血化瘀之品，自然增强疗效。如赵氏治疗子宫肌瘤，以活血化瘀为主，兼以他意，有痰者化其痰，气滞者理其气，肝郁者疏其肝，坚持治疗则瘤体日小，直至消失，可免除患者手术之苦。癌肿虽难根治，若依法治之，也可收稳定病情缓解症状之效。血瘀的诊断依据，除上述特征性证候外，必须详查舌脉。血瘀之脉象多沉涩，气血不利之征，或见结代，是血行受阻之象。其舌象质暗，或有瘀斑，皆是血行瘀滞之证。现代对血瘀证的研究已大有进展，其研究成果值得借鉴，诸如微循环障碍，血液粘稠度增高，凝血状态，或弥漫性血管内凝血，血管硬化与血栓形成等现代医学的病理发现，皆是中医学血瘀证的特殊表现形式，可作瘀病论治，用活血化瘀方法。当然血瘀病证也并非单纯用活血化瘀即可万全，重要的是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与其他对症治法配合应用。如赵氏治疗脑血栓后遗症，就习用王清任补阳还五汤方法，以大量黄芪补气，配伍活血化瘀通络之品，是益气与活血化瘀同用，补气以助血行。治疗慢性肾病，则以清化湿热与活血化瘀配伍使用；治疗高脂血症则化痰与活血并用。凡治瘀证，皆当仿此。（六）郁病说郁病之说，古人论之甚详，《内经》有五郁之论，丹溪有六郁之说。赵氏之论郁在前人所论基础上又有所发明。《内经》所论五郁“木郁达之，火郁发之，土郁夺之，金郁泄之，水郁折之”。原本特定于运气范畴，而作为治则却普遍地适用。对此五郁之治作何理解，唐代王冰注又多为后人所宗，其云：“达谓吐之，令其条达也；发谓汗之，令其疏散也；夺谓下之，令无壅碍也；泄谓渗泄之，解表利小便也；折谓制其冲逆也。”此说有对有不对，木郁达之，非独吐之以达，木主升发，其性条达，凡能第二卷７８遂其升发之性，解其抑郁，令其条达者，皆可谓达之。用药宜选禀春阳升发之气者如柴胡、防风之类，是谓达。火郁发之，解为汗之则否，令其疏散则是，火郁即阳气之郁，不得宣散而为病者，治宜宣阳疏散，微辛微苦，则热达于表而散矣，不必专意发汗，反致伤津助热。土郁夺之，即下其有形实邪，令无壅碍于中，此说甚是，然中焦乃气机升降之枢，欲将降之，必先升之，故不可一味降泄，仍须稍佐升发之品，则气机调，三焦通，实邪去而功能复常矣。金郁泄之，以解表利小便解之甚是，然何以得使表解小便利？曰宣肺调气而已。肺主气，其合皮毛，下通水道，唯肺气宣布，则营卫和，腠理通，水道畅。如苏叶、杏仁、前胡、枇杷叶之属。水郁折之，谓折其冲逆，此说模糊不清，令人不得要领，水郁者，阴盛阳微，气化不行，寒水泛滥，逆冲上泛，为肿为喘为厥逆为尿闭，治之当通阳化气，泻浊利水。气化行则水道通，二便利而浊邪去。综观五郁之治，虽各不同，然皆当调气机为要。故《内经》论五郁之治，用“然调其气”一语概括之，是寓深意的。能于此领悟，则五郁之治必可得其要领矣。元代著名医学家朱丹溪论郁曰：“气血冲和，百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故人生诸病，多生于郁。”认为郁是百病的共同病机。在具体病证的辨析上又有六郁之说，即气郁，血郁，湿郁，痰郁，热郁，食郁。并创立了越鞠丸统治诸郁，开创了一条行气活血，除湿化痰，消食清热，杂合而治的路子，亦颇切近临床实际，故为后世医家所常用。郁的病机，丹溪弟子戴元礼论述颇详：“郁者，结聚而不得发越也，当升者不得升，当降者不得降，当变化者不得变化，此为传化失常，六郁之病生矣。”说明郁病是气机升降失常的一种病理变化。故六郁之中互为因果而气郁为先，常由气郁而导致其他诸郁。气郁是无形的变化，功能的失调，其他诸郁如血、痰、湿、食则均为有形之壅滞，有形之郁又可窒息气机，加重气郁，从而也加重了自身的郁结程度。故历来治郁，无不以调气机为主。赵氏认为，气郁的产生，有因于情志失调引起者，此为情志之郁，必得宽心悦志，不可徒赖药物也。又有非情志因素引起的气郁，即有形之邪阻滞气机所致者，当解除其实邪壅塞，自然气机通畅，湿困者化其湿，痰阻者豁其痰，食滞者消其食，血瘀者化其瘀，邪去则气自舒展矣。六郁之中，血郁乃瘀证之先导，痰郁乃痰病之前奏，治宜互参，兹不赘述。食郁颇为多见，饮食不节则食停于中，小儿及运化不及者多见，视其所伤之物，投以消导之品，以助运化之力。而嘱其节饮食，谨口味尤不可少也。凡久病须啜药不断者，皆当顾其胃气而防食郁，预用药于症未发之先，未渴掘井之意也。诸郁不解，日久必成热郁，又称火郁。热郁者乃阳气内郁不得宣散，故症见阵阵烦急，夜寐梦多，或见低热不退。其原因多因有形之邪阻滞，气机不畅，三焦不通，营卫不和，腠理不开，故热蓄积于内无从宣泄，愈郁愈热，或因误服凉药及滋腻之剂，或暴饮冷物，恣食肥甘，皆可阻闭气机，致成火郁。治宜用宣透之品，宣阳解郁，透邪外出，使三焦通畅，营卫调和，自可微微汗出而愈。湿郁之证为病最多。凡人不谨口味，恣食厚味肥甘，或暴饮冷物，皆可致湿邪中阻，蒙闭气机。湿邪重浊粘腻，其来也渐，其去也缓，非用宣肺化气，分消走泄之品，渐渐化之，芳香以化之，风药以胜之，淡渗以利之，若湿郁特重，兼寒凝之象，则非温不开，宜暂用辛温苦热之品，急开其闭，闭开再转方依法治之。凡治湿，当忌口，甜腻寒凉冷饮皆忌，否则用药虽当，亦难取效也。第二卷７９（七）大实若羸说大实若羸之说，古已有之。明末医家李中梓曾详论之，曰：“大实若羸状，误补益疾；至虚有盛候，反泻含冤。”从临床实际看，将实证作虚治而用补法者居多。故赵氏主张对大实若羸之证，须当说辨，要透过虚的现象，看到实的本质。考世人喜补恶攻之心自古有之。金元四大家之一，攻邪派代表人物张子和以“病由邪生攻邪已病”立论，批判了当时病家医家无不以补为事的不良风气，指出病家皆有喜补恶攻的心理，而医家则怀着“与其逆其心而不见用，不若顺其心而获利也”的狭隘心理，因而滥用补法。观当今之世，病家喜补为乐的风气依然盛行，以滋补为旗号的营养保健品风靡于世，因误补而致疾病加重的情况屡见不鲜。当然今日之医生用补未必是为了“顺病家之心而获利”，更多的是医学理论上的因循守旧，临床经验上的固步自封，只知虚之为虚，而不知虚之为实。故须弄懂大实若羸的道理，才不致于误补益疾。 大实若羸是指一些本质上属于邪实的疾病却表现出来一些虚弱的症状，疾病的本质和它外在的表现不一致，虚的症状是一种假象，邪实才是它的本质。中医所谓的虚证，主要包括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等，可概括为无形的功能不足和有形的物质缺乏。气和阳是脏腑功能的反映，气虚和阳虚说明脏腑功能存在障碍，除非病人已衰老到相当的程度，否则这种功能的障碍在大多数情况下总是由于邪气侵袭人体而造成的；血和阴是人身的营养物质，来源于水谷精微，在五脏六腑的共同作用下而化生，其化生的不足可表现为血虚和阴虚，却根源于脏腑的功能障碍，而导致脏腑功能障碍的往往是由于邪气阻滞的结果。所以，邪实可以导致虚证的出现，大实反而表现出大虚的证候。举例而言，慢性肾功能衰竭病人一定伴随出现明显的贫血表现，这种贫血叫肾性贫血，肾功能愈低下，其贫血愈严重。患者表现出明显的血虚症状，面色苍白无华，口唇指尖淡而无华，舌质胖大而淡，一身极度乏力，不思饮食等等，这一组证候群按照传统的中医辨证辨为血虚，气虚，或气血双亏是无可非义的，但该病的本质是血液中的邪毒排不出去，蓄积成毒，毒愈盛，血愈虚，血虚只是现象，邪毒的蓄积才是其病的本质。这是一个大实若羸的典型例子。若只看到血虚而用补血之剂，则势必加重邪毒而促使病情急剧恶化。另一个例子是再生障碍性贫血。此病因骨髓造血功能障碍而表现为全血细胞减少，典型的贫血症状，面色苍白或萎黄，口唇色淡，头晕心悸，倦怠乏力，舌淡等，过去一律作气血两虚治疗而收效甚微。应当考究是什么原因影响而引起了骨髓的造血功能障碍。赵氏认为热郁营血是主要的，改用清营凉血的方法而收到较好的效果。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在上述两个例子中，虚证的表现很典型，用传统的辨证思路无疑会辨为虚证。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有两点很关键，一是用大实若羸的理论去指导，在面对一派虚证的时候要想到它的反面，懂得邪实可以致虚；其二要合参脉症，细致分析，尤其是脉象在关键时刻具有定性的作用。上述肾衰尿毒症一派虚象，惟有脉象洪滑实大，愈按愈盛，是邪实毒盛之有力证据；再障之血虚象虽著，而脉来弦细滑数且沉取有力，也是血热之征。有言道，症假察其脉，脉假取之沉，按到沉部脉有力为邪实，脉无力为正虚。此为要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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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８０（八）湿病说湿为六淫之一，既可外来，又可内生。湿为阴邪，其性粘腻重浊，不易速去，最易阻塞气机，困阻伤阳，为病缠绵难愈。其为有形，每与它邪相合致病，风、热、寒等为无形之邪，常以湿邪为依附而与之合。风与湿合为风湿，风性善行而疏散，则湿随之流布一身，为痹为痿为挛为拘；热与湿合为湿热，湿裹热蒸，如油入面，难解难分，甚则变生湿温；寒与湿合为寒湿，二阴相合，寒凝湿愈滞，涩而不流，更伤阳气。世间湿邪为病甚多，不独外感多有夹湿者，内伤杂病中兼湿者十之八九。清代名医叶天士有云：“吾吴湿邪害人最广。”观当今之世，湿邪为病益广，不独昔日吴地也。卑下之地，多雨之季，固多湿邪为病，即北方干燥久旱之处，湿病也比比皆是者何也？此内生之湿是也。多因饮食厚味肥甘太过，暴进冷饮瓜果太多，内伤脾胃，运化不及，水湿停滞，内湿生矣。故养生不可不慎于口，治病不可不知于湿也。湿之为病，弥漫三焦为多。三焦者，水谷之道路，水湿运化之途。水湿之运必赖气化之行，三焦主行气机，湿阻则气不利，气滞则湿愈停。湿蔽上焦，心肺被蒙，肺不主气布津，清阳不得上布，湿邪害于空窍，则头重困如裹，《内经》所谓“因于湿，首如裹”是也，目视不明，耳聋不聪，口淡而不知食味，皆浊邪害清之故。心胸憋闷不舒，时欲太息，湿浊困阻胸阳也。湿困中焦，脾胃受病，呕恶纳呆，脘痞腹胀，四肢困重，一身疲乏，困倦嗜睡，皆因湿邪阻滞，气机升降失常，肌肉经络皆为湿邪浸渍，故显困重滞涩之象。湿蓄下焦，肾与膀胱大小肠受病，二便不调，湿盛则濡泻，其泻溏而不爽，小便短涩不利，是湿阻而气化不行，腰酸重困痛，如带五千钱，肾为湿困，经气不利也。他如湿蕴于肝则发黄，湿滞于经筋则为拘为痿为痛，湿溢于腠理肌肉则为浮肿，湿淫于皮肤则为瘾疹疱毒。凡此种种，莫不因湿为患，至若他病之兼湿而致病情迁延反复，症状百出无常，更卜难数矣。湿之诊断须合参脉舌色症，症虽多变，而脉舌有一定之征。凡湿重者，脉必濡且沉，濡者软也，脉形大而边缘钝，若模糊不定象，湿邪散漫也，又可见沉细脉，湿邪阻滞脉道之故。舌苔厚腻且润滑者为湿重，满布于舌色白而润，舌质以胖大色淡者湿邪尤重。面色白或黄白，或浊或垢如油渍，皆湿浊之象。体丰形肥面白色者多湿，阳气不运故也。口不渴，或虽渴不欲饮，为湿，又有口极渴而属湿者，为湿阻气机，津不上布，其舌白苔润满布而粘腻，尤须详辨。治湿须调气机，气化则湿亦化。故重宣肺展气，以畅三焦；在中宜芳香开泄，以调升降；在下宜分消走泄，以分清浊。治湿须晓通阳，湿邪困阻阳气，阳气不行则湿邪难化，故须通阳。通阳并非温阳，而是化气利小便，利小便不独治下，更须治上，开肺气以通水源，源清则流畅也。更有一法，治湿者不可不知，风以胜湿，最为要诀。湿者水类也，风可干之。故当借助风药以胜湿邪，无论上中下之湿邪，得风药行经则湿易去。五行相胜之理不可忽视也。（九）慢性腹泻多非虚说慢性腹泻，临床甚为多见。诸如慢性肠道感染，过敏性结肠炎，肠功能紊乱，肠道易激综合征，单纯性消化不良等均可表现为慢性腹泻，反复发作，经久不愈。中医治疗慢性腹泻方法甚多，理应辨证施治，视其寒热虚实而有温补凉泻之异治。然而时下之医疗风气，似乎对补法情有独钟，形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观点：一见慢性腹泻长期不愈，便认定属虚，非脾虚即肾虚，治之必第二卷８１投补剂，非补脾即补肾，方如参苓白术散、四神丸之类，出手便用，以为万全之策，而收效甚微，甚至愈治愈重也时有发生。本是邪实之证，反作正虚治，无异于南辕北辙，宜其治而不效也。经言“湿盛则濡泻”。慢性腹泻属湿邪为患者颇多。其证大便不调，溏而不爽，坠而欲便，便而难净，又有大便胶闭，胶闭者，大便数日不行，便则如胶似漆，粘滞难下。此皆湿邪滞留肠道，蕴郁日久而化热，为湿热之证。虽说脾主运化，能制水湿，健脾而湿化泻止，此说古来如此。然而湿重之症当忌甘药，甘味助湿也。参苓白术乃甘缓守中之剂，病后邪去正虚，宜此调理，当湿邪弥漫之时投以甘守之剂，不啻为虎作伥矣。况湿邪困阻脾胃，未必即是脾虚，湿邪一去，脾气自运，不必专于健脾为事，而当以祛湿为首务也。治湿宜分化升降，风以胜之而升清阳，苦以燥之兼泄浊阴，淡以渗之而利水道。若湿邪化热，泻而势急，出黄如糜，肛门灼热，口渴心烦，脉象滑数，舌红苔黄且干，是湿热泻而热为甚，经言“暴注下迫，皆属于热”是也。若因其泄泻甚急而作下利清谷用温中方法则大谬。治宜苦寒清热，坚阴止利方法，仲师葛根芩连汤为首选之方，每用辄效。又有五更泻，又名鸡鸣泻，亦称肾泻。古人作肾虚而制二神丸四神丸主之，沿用至今，罔效者多，亦属辨证有误。五更泻者，晨起必作，势急而迫，在时为寅，在脏属木，肝阳萌动，方其旺时乘脾，故常腹痛即泻，泻后疼减。此为木土不和，治当疏调木土，可仿痛泻要方为治。其有腹泻不时而发，受制于情绪变化者，脉弦，形瘦，色苍，木火体质者易患此症，治宜疏调木土，方同上。总之，慢性腹泻原因复杂，多由邪气客于肠道，致大小肠分清泌浊功能失调，不可一律看作脾虚或肾虚，凡有邪者，宜先去邪，有湿者祛湿，有热者清热，有寒者散寒，有食者消食，邪去则泻自止，调整功能，使复其常，即是扶正，不必专以补为补也。（十）气机升降说人云有生，一气而已。人有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神明变化，无有穷尽。若分而言之，岂止万千；若概括一言，曰气机升降而已矣。故《内经》曰：“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是故无不出入，无不升降，化有大小，期有近远，四者之有，而贵常守。”升降出入乃宇宙间物质运动的基本形式，古人立论于此，取象比类，悟出天人相应的道理，在于升降浮沉之变化。金元四大家之一，脾胃论的倡导者李东垣曾说：“履端于始，序则不衍，升已而降，降已而升，运化万物，实一气耳。万物之中，人一也，呼吸升降，效法天地，准绳阴阳。”李氏比拟天地升降浮沉生杀之理，以脾胃为人身升降之枢机，清阳上行升浮象春夏之阳，浊阴沉降下趋象秋冬之阴，治疗脾胃内伤之证，以升阳益气为首务，发前人之未发，直泄灵兰之秘。气机升降乃五脏功能之所同，非独脾胃为然也。肺主气，司呼吸，一呼一吸，非升降而何？其主宣发，布散精气于周身，是为升，其主肃降，通调水道而行水，是为降；心主血脉，推动血液濡养一身，令神明变化显现无穷是为升，心火下降交于肾水，神气贵乎内敛，又为降；肝主升发，条畅情志为升，其主藏血，疏泄脾土与水湿为降；肾水上济于心，肾阳蒸腾于脾为升，肾主秘藏精气，而又施泄有度，则为降。阴本沉降而能升，阳本升浮而能降，阴升阳降始得水火既济，阴平阳秘，是为常人。以气机升降的观点分析病机，则凡病无问虚实寒热，皆可归于气机升降失常。邪气阻滞，气机不利，升降失度，则病作矣。然病属纯虚者殊少，盖虚证的产生，多是脏腑功能失调的结第二卷８２果，而非脏腑功能失调的原因。比如血虚证，面色苍白无华，唇舌色淡，头晕心悸，倦怠乏力，查血色素明显低于正常，确属血虚无疑。若辨证满足于此，则肤浅得很，更重要的是找出导致血虚的原因。脾不生血也好，肝不藏血也好，总之都属脏腑功能失调，也即气机升降失度。现代医学证明再生障碍性贫血的病变在于骨髓造血机能抑制或异常，这种功能异常在中医看来可以看作升降失调。治疗若只着眼于补血，那只是一种治标的办法，和西医的输血维持生命没有本质的区别。重要的是恢复其造血功能，即中医的脏腑功能。视其所在而调之，重在调其升降，复其功能，为治本之法。气机升降失常，当升者不能升，当降者不得降，则必郁，郁久则生热，是为郁热，故脏腑功能失调诸证多伴有郁热之象。赵氏于此等症推崇清代杨栗山所制升降散，以为调整升降之良剂。方由僵蚕、蝉衣、片姜黄、大黄四药组成。僵蚕味辛咸而性平，有轻浮上升，升阳清化之功，蚕以桑叶为食，又感风而殒，故能祛风泄热，轻疏升和，兼能解毒定惊；蝉衣辛咸寒入肝经，祛风清热，开郁疏表，升散透疹，亦以升发为用；姜黄辛苦而性温，行气活血，化瘀通络，辛能行气疏风，苦泄温通，为疏调气机兼活瘀滞之品；大黄苦寒攻泄，能荡涤肠胃，攻积导滞，推陈出新，兼入血分行瘀，是下行泄火清热，宣郁化瘀之良药。四药配伍，升降并用，寒温互参，共奏行气解郁，宣上导下，通利三焦，开达气机，活血行瘀之功，升清阳，降郁热，而复升降之常。临床用治肝胆郁热，三焦不畅，脾胃停滞，气机升降失常而见心急烦躁，夜寐梦多，低热不退，月经不调，或状若血虚阴伤诸症，莫不应手取效。治证虽多，功能其一，曰调整气机，复其升降而已矣。

临证特色赵氏承家学，得师传，在６０年临床实践中融诸家学术经验于一体，形成了自己的诊疗风格，在诊断、辨证、治疗等方面独具特色。兹分述于下。一、脉诊特色脉诊是中医最具特色的诊断方法之一。赵氏于脉诊最为重视，也最有研究。赵氏的祖上三代为皇宫御医，精于脉诊，为家传之学。其父文魁公有《脉学》遗稿，详论脉法之精奥。赵氏历经６０年之临床验证，将其脉法整理为《文魁脉学》，公之于世。其有见解独特，不同于世说者，约有以下几点。１?从病机的角度分类脉象，提出诊脉八纲。传统的脉象分类方法虽各自不同，但大都失于简略，如分为阴阳两类，或七表、八里、九道之分。赵氏所提出的诊脉八纲是以脉象所主的主要病机为依据进行分类的。其内容如下：表脉：浮。里脉：沉，牢。寒脉：迟，缓，结，紧。热脉：数，动，疾，促。虚脉：虚，弱，微，散，革，短，代。第二卷８３实脉：实，长，滑。气脉：洪，濡。血脉：细，弦，涩，芤。这种脉象分类方法是以丰富的临床诊脉经验积累为基础的。其优越性在于有利于从脉象分析病机，脉象一明，其病机便了然于胸中。如脉洪滑且数，便知是气分实热证。因洪主气病，滑为邪实，数则主热。由此可见，诊脉八纲的提出，有其一定的临床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