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朝曦:牛奶的惊愕与思考

hhbffq · 发表于 2016/6/30 09:10:52

本帖最后由 hhbffq 于 2016/6/30 09:12 编辑

走进中南海的民间中医

——中医大家王文奎的传奇人生

当代中医大家王文奎先生，因擅长治疗奇难杂证，并曾经给我国多位国家领导人看过病而声名远播海内外。这位从民间走出来的老中医有着传奇般的人生，活脱脱一个现代版的“神医喜来乐”。下面我们就用故事的形式，来回顾一下王老的从医之路。

泰和堂：三派合一

王文奎生于河南商水，是泰和堂的第五代传人。王氏泰和堂从清朝创立以来，一直以药王孙思邈为尊。据载，孙真人为体察民饥民苦，足迹遍及黄河上下，大江南北，所到之处，必先顾及妇、儿疾苦。因此，泰和堂创立之初，也是以妇科、儿科见长。

在泰和堂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又融合了另外两大中医流派的真传。一派是蔡姓，世代儒医。进举之后，感觉仕途渺茫，决意舍弃功名，专行医道，很快名噪一方。蔡、王两家结交甚好，由于蔡家无后，从王家选一男童作为义子，并教授经史诸子、医术医方，直至蔡氏离世。另一派是后来的屠氏，屠氏三代都为清宫御医，掌握了很多皇家秘方。由于当时泰和堂济世救人、声名远播，因此屠氏与王文奎的祖上惺惺相惜，结成至交。屠氏家道中落以后，竟将秘方全部相让泰和堂。因此，泰和堂药方也融合和了很多宫廷奇方，并由妇、儿科延伸至内科杂症、外科病症以及奇难异症，整体上达到了全新的高度。

十四岁：崭露头角

生于中医世家的王文奎，从小就接触医书，再加上耳濡目染，小小年纪就懂得一些医理和医术，偶尔也能帮人看看病。14岁那年，王文奎在外地念初中，一位他极其尊敬的数学老师在上课的时候总是咳嗽，最后都咳出血来。连着一个月看了很多医生，病情都不见好转。一日，王文奎去这位老师家里探望，并详细了解了病情和之前服用的药方，最后自己开了个方子给他。老师看着眼前这个瘦小的孩子，将信将疑，但由于病情迟迟不见好转，又得知王文奎家中世代为医，于是就开始服用。5剂药下去，咳嗽明显减轻，不再有血迹。

后来此事被当地人传为佳话，14岁的王文奎也因此成了学校里的“小神医”。

从医路：祖父以死相胁

尽管身处中医世家，但年轻时候的王文奎似乎并不打算把行医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二十岁出头的王文奎在从政的道路上表现出了极高的天赋。上世纪六十年代，破格提拔干部是常有的事，王文奎也赶上了机会。由于表现突出，两位副省长联合推荐王文奎做许县县长，那年他年仅22岁。然而，王文奎还没来得及享受喜悦，家里就乱套了——中医世家的传人，怎么能去做县长呢？年事已高的祖父把这个孙子看作是王家的希望，一听到这个消息，痛心疾首，并以绝食相逼：“你不学医，我无颜面对祖宗。”面对家人的反对和祖父的威胁，王文奎彻底放弃了从政之路，一心一意开始研究中医。

至今有人替他惋惜：“当时要是做了县长，现在可能位居高官了”。然而王老很坚定地回答：“从医这条路没有走错，我一直都不后悔。”

闯北京：柳暗花明

断了从政的念头以后，王文奎便开始在家中潜心修学，废寝忘食地汲取中医药的营养，很快他在当地就颇有名气。和所有志向高远的人一样，王文奎觉得应该走出家乡，到外面的世界去闯一闯。这样既能真正证明自己的实力，又能实现医遍天下的宏愿。想到这里，王文奎就再也坐不住了，恨不得立刻就动身。于是，在1989年的冬天，踌躇满志的王文奎和儿子王峰一起带着400多块钱，踏上了去往北京的列车。

到了北京，王文奎父子在北京郊区的一个亲戚家里安顿下来，并租了一间小屋，挂牌行医。让王文奎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20多天过去，没有一个人找他看病。眼看兜里的钱越来越少，王家父子开始着急了：怎么一个病人都不来呢？第26天的时候，王文奎手上的钱只够买回家的车票。失望到了极点的父子俩决定还是回到河南老家。

天无绝人之路！就在做好回家决定的当天，王文奎得到了航天部二院的一个坐诊的机会：值夜班，试用三个晚上！正是这三个晚上，给了王文奎一个大显身手的机会！一个个病人在手中开始奇迹般地妙手回春。后来一传十，十传百，很多病人都开始找他看病。小有名气的王文奎从此就留在了北京行医。后来王文奎又机缘巧合，拜中医泰斗吕炳奎先生为师，创立了北京泰一和中医药研究所，深入非典一线和艾滋病疫区治病，历经磨难终于成为一代名医。

行医路：大医精诚

短短一年时间，王文奎在北京就已经声名远播，慕名前来求医的病人络绎不绝。看着门口排起的长队，他犯难了：一一询问把脉，时间无论如何都不够；但是如果因为排队人多而让一些病人没看上病，他又于心不忍。本着这种悲天悯人之心，王文奎开始苦练“望诊”。

众所周之，中医看病讲究“望闻问切”，而历代医家认为“望而知之谓之神”，也就是说“望诊”是这四诊当中的最高境界，掌握“望诊”，便可称之为“神医”了。一段时间后，王文奎的“望诊”已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即使每天接待100余名病人，诊断结果也毫无出入。

说起这个“望诊”，王老曾讲过一个小例子。北京市中医药大学的毛教授是国内知名糖尿病专家。有一天，毛教授发现自己看了16年的一位病人居然半年没来拿药了，就打电话询问。这位病人告诉毛教授，他的糖尿病让一位民间老中医治好了。毛教授很奇怪，也很不服气，于是就去拜会王文奎。一见面，毛教授就略带挑衅地问道：“你看我的身体好吧？”王文奎上下打量了一番，既不询问，也不把脉，回答说：“你至少有15年的肝病。”毛教授摇摇头。王文奎继续说：“你不仅有肝病，而且不低于15年。如果低于15年，我10年不出诊，跟你学医！”毛教授很惊讶：“你凭什么判断？”王文奎说：“我从你的眼睛和气色判断你有肝病，而且不低于15年。”毛教授哈哈大笑：“果然是神医，你说的都对！”

治疑难：声震中南海

随着临床经验的不断丰富，王文奎渐渐不满足于普通中医领域的成就，他把目光聚焦于现代医学的盲点：奇难杂症。于是，王文奎的身影便频频出现在各大卫生部直属医院的急救室。很多人认为中医只是针对慢性病，对急性病或抢救却束手无策。但是王文奎的精湛医术却给出了另外一个答案：中医救人，争分夺秒！有一次，航天三院接待了一个肝癌晚期的危重病人，当时病人的主治医生和院长都给病人下了活不到夜里12点的“死刑”判决。经过病人家属的百般哀求，院长决定邀请王文奎过来想想办法。王文奎到急救室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1点30分了，也就是说按照西医的判决，这位病人的生存时间应该不超过30分钟。王文奎对病人进行了详细诊断，利用“内服+外用”的方法，不仅让病人平安度过12点，而且还延长了一个星期的生命，给了病人家属一个巨大的安慰。

像这样的紧急救治案例还有很多，王文奎的名字也开始出现在国家最高政府机关。起初是国家科技部的几位副部长邀请王文奎看病，取得很好的疗效以后，王文奎的名声很快传到了中南海，更多的部长和其他高级领导开始邀请王文奎看病，王文奎的医术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

谈起这些事情，王老无限感慨：“这对我来说是机遇，更是重大的挑战。如果在为这些领导人看病的过程中，我有一次失手，也许就没有现在的成就和地位。”

拜名师：惺惺相惜

尽管王文奎每天的出诊时间很长，但他从未放松过对中医理论的研究。1998年，王文奎在《健康报》上发表了3篇论文。《健康报》是我党我军创办的第一份卫生专业报，国家卫生部的领导以及全国所有卫生工作者都很关注这份报纸。王文奎的论文一经发表，不仅受到了同行的称赞，也引起了新中国首位中医司司长、中医泰斗吕炳奎老先生的关注。

1956年，吕炳奎受命出任卫生部第一任中医司司长，成了中医界的最高领导，被广大中医同仁亲切地称为“中医司令”。吕老一生投身革命、投身中医，曾多次上书毛主席、周总理，要求“保留中医学院，复兴传统医学”。退休以后，吕老仍在为中医事业大声疾呼。当他看过王文奎的论文以后，似乎又看到了中医光明的未来。通过《健康报》主编的牵线，这位新中国中医事业的奠基人第一次见到了王文奎。两代名医惺惺相惜，相谈甚欢。结束谈话以后，85岁高龄的吕老破例收了王文奎做弟子。

抗“非典”：深入一线

2003年，所有中国人都亲历了一场灾难：“非典”。5月开始，北京的形势越发紧迫。5月5日，90岁高龄的吕炳奎上书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建议在抗“非典”战役中发挥中医的重要作用。5月8日，吴仪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了中医药治疗SARS座谈会。这次会议后，中医正式介入SARS治疗。吕老随即开始组建中医防治“非典”专家组，并第一个点名让王文奎参加专家组。临行前，吕老交待了3句话：“第一不能戴口罩，第二不能穿隔离服，第三医治一个病人不能超过3天。如果做不到这三点，不要说是我的徒弟！”带着这样的嘱托，5月11日，王文奎到了“非典”一线。

到了“非典”一线后，王文奎每次出诊之前，都会在口鼻周围涂抹家传中药“王氏灵灵香”。就是靠着这简单的鼻吸中药，王文奎连续走访了6个病区，不但未穿防护服，连口罩也从未戴过，但未受任何感染。同去的河南中医学院张朝和教授运用此药，也未受到任何感染。

挂帅艾滋：人民需要他

抗“非典”所取得的重大成功，让中医药和王文奎都走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接踵而来的是另一个更为艰巨的课题：中医抗艾滋。

从1989年中国发现第一例艾滋患者以后，王文奎就开始关注中医治疗艾滋病，1998年完成《中医论治艾滋病》的论文，继而这篇论文又于2004年1月发表在中国工程院院刊《中国工程科学》杂志上。2004年3月，王文奎组建“中医药防治艾滋病”课题组，并深入艾滋病高发区——河南周口进行免费诊治。

从现代医学的观点来看，艾滋病是一种严重的细胞免疫缺陷所引发的“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症状涉及发热、咳嗽、厌食、腹泻、淋巴结肿大、疱疹等数十种。但王文奎指出，虽然艾滋病的临床症状复杂、繁多，病性危重且多发多变，但其辨证实体也离不开五脏，在治疗中，首先要把恢复和健全五脏功能作为首要目标和治疗手段。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王文奎所诊治的病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好转，有的临床症状基本消失。由于资金紧张，药品数量有限，很多患者都带着铺盖在临时搭建的办公室里排队，说不给王文奎大夫的中药就不走了。

所幸的是，2004年10月8日，中国最富传统的行业——中医迎来了一个胜利。这一天，以王文奎为组长的的科技部公益专项基金项目“中医药治疗艾滋病研究”课题，通过了科技部组织的专家验收。这标志着中医药对抗艾滋病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对此，王文奎倍感欣慰。

万病归宗：实践到理论的升华

无论是“非典”，还是艾滋，还是日常出诊中遇到的各种奇难杂症，王文奎愈发感觉到，现在的疾病越来越多，性质也越来越恶劣，如果单纯按照现代医学的思维，那人类战胜疾病的脚步远远跟不上疾病的发展和演变速度。在这种情况下，王文奎总结了自己40年的临床经验，并结合家传中医200多年的积累，在《黄帝内经》理论的指导下，创新提出“五脏阴阳”辨证纲领和万病归宗理论，把中医的理论和临床推向了一个新的进程。

2005年8月，王文奎一生的研究成果终于得到了最高的肯定：他所领衔的《中医五脏理论创新性及中医防治爱滋病的研究》这一课题被列入国家科技部“973”计划（编号2005CB523506）。这不仅是对王老一生悬壶济世的回应，更标志着人类对抗疾病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后记：在王文奎身上，我们看到了不仅是他神奇的医术，更看到了他对中国整个传统医学的巨大推动作用。为此，前国家科技部部长曾经送给王老三句话：一、纵观现在的医学界，西医是主流，而中医似乎成为一条即将枯竭的大河；二、你们王家父子是中医这条大河里没有断流的小溪；三、希望通过你们这条涓涓细流，能够让整个中医重新汇聚成奔腾不息的大河。

hhbffq · 发表于 2016/6/30 09:31:50

本帖最后由 hhbffq 于 2016/6/30 09:34 编辑

民间中医王文奎和77位艾滋病人

(2012-09-19 12:11:16)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23460570101chu7.html

　　郸城县，河南省周口市的一个农业大县。上世纪90年代，这个位于豫东的大县经济发展落后，农业基础薄弱。贫困使得许多村民卖血，艾滋病病毒在村庄里潜伏下来。

　　郸城县城郊乡王楼村，离县城西边只有几华里，是一个有4800多人的大村。走在村旁的狭窄乡间公路上，可以看到路旁麦田里突兀出的几座新坟。村民告诉记者，那是新死的艾滋病人的坟。1990年代，王楼村的村民也没有摆脱卖血感染艾滋病的悲剧。1999年开始，村里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相继开始发病。

　　然而，2004年11月10日，记者走进王楼村，并没有感觉到艾滋病带来的恐怖和压抑。村民们三三两两站在街头聊天，村卫生所附近的学校里传来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一片中国农村特有的悠闲和安宁。

　　仅仅一年前，王楼村还笼罩在恐惧之中。2001年被派到王楼村的郸城县卫生防疫站副科长邢怀民告诉《商务周刊》，2000年秋季，王楼村的艾滋病进入暴发期，当年就查出60多个病人，“当时村里的孩子都不能上学了，因为学校害怕；村民对病人很歧视，不与病人来往；嫁来的姑娘不让回娘家，连亲娘都害怕”。

　　在很长一段时间，邢怀民和村民们一样束手无策。从2004年元月开始，这里的艾滋病人获得了免费的“鸡尾酒”治疗，邢怀民负责给病人分发药物。但他悲哀地看到，“鸡尾酒” 药物的毒副作用太大，患者服药后，很多人会出现恶心呕吐、不想吃饭、腹痛、腹泻、腹胀和皮疹等症状。“出现副反应的患者很多，占服药病人的30%—40%。”邢怀民说，“许多病人吃了西药后，因为耐受性不好，最后西药不能吃了，饭也不能吃了，人慢慢就完了。”

　　更为严重的是，西药对依从性要求很严格，药物必须严格定时服用，否则，不规则用药会导致病毒毒株产生耐药性。“但患病村民很难保证按时吃药，这十分危险。”邢怀民说，同时，西药的副作用在说明书上写得非常清楚，病人看了以后，非常恐惧，不敢吃药。

　　在王楼村卫生所，艾滋病患者李海仓（化名，以下患者姓名均为化名）向记者证实了服西药的副作用。这位30多岁的村民也是当年卖血大军中的一员，2003年7月，艾滋病病毒发作，卧床不起，最严重的时候穿衣服都要老婆帮忙。

　　“当时我吃完西药后，腹胀得厉害，难受得还不如死了，而且还发烧，不爱吃东西。”说起服用西药的副作用，至今他还心有余悸，眼里充满恐惧。

　　“当然有部分病人服用西药后病症慢慢好转，但也有相当一部分病人，在服用西药后，病症不但消失不了，病情反而加重。”邢怀民说。

　　对于这种情况，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医药防治艾滋病”子课题组的刘鸿泰副处长告诉《商务周刊》，“鸡尾酒”抗病毒疗法对患者的要求非常严格，要求患者的CD4（免疫细胞）指数必须在400—200之间服药，效果才好，而且必须按时服药。如果在CD4大于400的时候服药，可能会加速病毒的复制易产生抗药性，造成病情加重；如果在CD4小于200的时候服药，可能使患者免疫功能迅速下降，导致并发症的出现而死亡。

　　对于患病的村民来说，他们并不知道这些科学的原理，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拒绝吃西药。邢怀民学的是西医，但是他亲眼看到有的病人宁死不服西药。

　　2004年3月12日，课题组和王文奎第一次进入王楼村，从此改变了这个村庄的绝望气氛。

　　王文奎是北京泰一和中医药研究所主任。这位去年在“非典”期间被原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吕炳奎亲点进入中医防治“非典”专家组的老中医，从1991年就开始关注中医治疗艾滋病，1998年写成《中医论治艾滋病》的论文，这篇论文2004年1月发表在中国工程院院刊《中国工程科学》杂志上。随后，王文奎应邀参加课题组，组建“中医药防治艾滋病”子课题组，并由课题组派到河南省科技厅定点帮扶的“艾滋病村”——周口市郸城县王楼村调研，并尝试用中医治疗部分患者。

　　“这是很担风险的。”邢怀民说，“国家对艾滋病的治疗控制很严格，一直以来，中医药是不允许介入艾滋病治疗的，更不要说没有行医资格的民间中医。”和当时所有人一样，西医出身的邢怀民并不相信这位民间老中医，但很多病人拒绝吃西药，“没有办法，只能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邢怀民把村里服西药副反应比较大的或者根本不能吃饭的病人找来，让王文奎给他们开中药吃。王文奎在给每个病人诊脉后，给病人吃他自制的丸药。邢怀民告诉《商务周刊》，第一批服中药的有15人，其中就包括李海仓。

　　服药一周后，病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好转，有的临床症状消失。该村一位40多岁的女患者， 2001年7月查出HIV为阳性，服中药前，月经不调，出血多，肚子痛，全身乏力，厌食，视力模糊，腰部带状疱疹，并患有糖尿病。3月16日开始服用王文奎的药，10天后检查，糖尿病好转，体重增加，能吃饭了，自觉全身有力，一个月后再查，糖尿病全好了，月经正常了，肚子不痛了，也能干活了。

　　“吃了王大夫的药，我可以从床上起来了，而且浑身有劲，可以下地干活了。”李海仓挥动着双臂告诉记者。从体征看，很难看出他曾经是一个艾滋病重症患者。为了养家糊口，他目前承包了一个建筑队，在外面承包建筑工程，每个月可以挣2000多元人民币。

　　“与西药相比，中药没有发现有副作用。”邢怀民证实说。与西药相比，中药的成本也大大降低。刘鸿泰告诉记者，服用西药的费用每人每年约6000元人民币，且需终生服药，如果用更先进的西药，费用会更高。但采用中药治疗，据贾谦介绍，7路民间中医用药的费用均低于西药药费。

　　“而且服用中药没有CD4的限制，不像西药要终生服药，无抗药性。”刘鸿泰说，所以，越来越多的病人找到邢怀民，要求服用中药。有一次有个病人甚至把被子搬到邢怀民的办公室，说不给中药就不走。邢怀民告诉记者，目前，王楼村服用王文奎中药的病人已经达到77人。

　　在记者到达王楼村的当天，王文奎正好在村卫生所为患者看病，他说这次除了看病，还要把下个月的药发给病人，头天他已经看了一部分病人，药也发下去了，今天病人就可以看完。

　　村卫生所的办公室就是临时的诊所，屋里围了十几个患者，不时有病人进来。屋子里很热闹，病人们有说有笑，从体征看，看不出他们感染的是恐怖的艾滋病，他们的神态，似乎也使人认为他们得的只是感冒一类的小病。

　　“病人的数量一定要控制了，因为病人吃的中药都是我们免费提供的。”王文奎说，“没有办法，我们已经承受不了了，资金太紧张了。”除了王楼村的77个病人，王文奎说，他们在驻马店的上蔡县还免费治疗着13位艾滋病患者。

hhbffq · 发表于 2016/6/30 10:26:23

本帖最后由 hhbffq 于 2016/6/30 10:29 编辑

中医治疗艾滋病疗效与前景（来源：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http://blog.sina.com.cn/s/blog_523460570101chr7.html

(2012-09-19 11:27:43)

世界上其他国家没有解决艾滋病问题，而我国民间中医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就能摸索出一些好的治疗方法，原因就在于他们掌握了中医学的精髓，他们的思路还没有被西化。但国家的法律对此不仅没有持肯定态度，反而在压制这一群体的活力。
医师法阻碍了中医传承。按照医师法，主动去疫区免费治疗艾滋病的民间中医是非法性质，因为他们都没有受过正规的院校教育，或自学或祖传或拜师，没有行医资格，按照现有的法规也不可能获得行医资格。其实，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医学门类，获取行医资格的关键应是看他们的医术高不高明，医德高不高尚。特别是在当前特殊情况下，如果掌握有治疗艾滋病的医疗水平而不能获得行医资格，那责任就不在民间中医本身而在有关政府部门了！那就是有关部门不顾历史和今天的客观情况，不能急广大群众之所急，没有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
徐冠华部长向吴仪副总理汇报了民间中医治疗艾滋病的情况，吴仪批示：“要组织中医界参与AIDS的防治工作”。然而，民间中医在向有关部门汇报防治艾滋病的情况时，有关领导关心的并非他们是否有治疗艾滋病的能力，而是关心三个基本问题：什么学历？有无行医执照？如何进入艾滋病村的？就更不用说有人会关心民间中医有无困难，更没有任何领导或派员去考察其疗效了。
1911年我国有80万中医，1949年50万，现在只剩下27万[4]。而且，就我们对若干中医院的粗略调研，大约仅10％的中医还开汤药处方，余者仅开中成药和西药，且多以后者为主；换而言之，基本能以中医思路看病的中医不过3万人，如再严格管理，中医恐怕就要被彻底消灭光了！而消灭中医，正是国民党时期余云岫所提出，也是解放后被毛主席撤职的中央卫生部王斌、贺诚两位副部长梦寐以求的愿望。今天28所中医院校却培养不出过去师徒传承那样多、那样好的中医，原因何在，值得深思！
民间中医水平并不低。我国中医院校的中医教材就是解放初吕炳奎组织民间中医编写的！这些编写教材的民间中医今天早已成为中医大师，当初编写教材时，他们并没有正规的院校教育学历和行医执照。
药品法按西药标准要求中药。中药与西药是截然不同的两类药，来源、功能主治及使用原则均有很大的区别，所以不宜用同一标准，有关管理部门也不应强求中药达到化学药品的单体结构、用药纯度等要求，这样反而将会抹杀掉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
虽然中国民间中医没有权利治疗艾滋病，但有关部门却允许外国公司将他们尚未上市、疗效和毒性都不清楚的化学药拿中国艾滋病人做试验，如前段时间所曝光的地坛医院“免费”治疗艾滋病事件[5]。难怪有人臆测，能允许外国公司拿中国人做新药试验，却不容许应用数千年的中医药对艾滋病进行救治，这种现象背后的本质，应是受外国公司利益驱使，受公立医疗机构和研究机构以及制药业的利益制约，而无视人民群众和国家的根本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