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章次公先生治愈林伯渠术后呃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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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 年秋冬，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的林伯渠患前列腺肥大症，尿流不畅，行前列腺摘除手术。术后呃逆不止达 47 天。除用西药、针灸以外，进中药旋复代赭汤、丁香柿蒂汤均无效。当时林老已 69 岁高龄，久病体衰，加之手术以后频频呃逆，不能进食，也不得休息和睡眠，生命危在旦夕，曾两次下过病危通知。周恩来总理十分焦急，亲自组织中医专家组抢救。到林老呃逆延续一个月左右时，从上海调到北京工作不久的章次公先生临危受命。

        次公先生诊了脉象，查了病情。总理问道：“林老的病怎么样？”次公先生说：“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总理接着问：“根据什么？”次公先生答说：“从四诊分析，神不散，气不竭，脉不乱。”总理又问：“这病怎么治？”次公先生说：“呃逆不止，是由于胃气上逆。脾主升，胃主降。脾主运化，输布精微；胃主受纳，腐熟水谷。今胃气久虚，升降失常，呃逆频作，水谷不进，后天之本已衰。当务之急是养其胃气，恢复和增强胃的功能。但光靠镇逆不行，需扶其正气，徐徐调之。”于是拟方用别直参炖汁，少量频服。另用糯米熬成稀粥，嘱护士用小勺进于舌面让病人慢慢吞咽。

       当晚，呃逆渐减。总理闻后大喜。第 47 天，呃逆止。 ( 陆广莘口述，诸国本整理 )

       国本附记：

      陆广莘教授是章次公先生的高足之一。陆广莘教授自 1957 年北医毕业后，分配在北京人民医院工作。 1955 年秋章次公先生赴京就职，师徒过往甚密。但次公先生为人质朴，从不自炫，更守纪律。上述医案，是次公先生的挚友、陆广莘的另一位老师、当时参加林伯渠医疗专家组成员之一的徐衡之先生亲自向陆广莘讲述的。最近，查得佐证如下：

        ( 一 ) 据朱良春、李树仁、姚守诚、章鸿慈著的《中医学家章次公先生传略》记载：“他 ( 章次公 ) 调京不久，参加了林伯渠同志的抢救工作。林老呃逆月余不止，病情十分危重，总理责成他为抢救小组组长，组成了抢救小组。经他以大剂野山人参，并亲自煎煮治疗后，呃逆很快被控制，使林老病情平稳下来”。

       ( 二 ) 据《中华外科杂志》 1956 年第 12 号报道：患者“在腰椎麻醉下行耻骨后前列腺摘除术后第 36 小时开始发生呃逆，呃逆的深度及持续时间逐渐加重，每日呃逆次数曾多至 20 余次，最长延续时间达 90 分钟，影响睡眠。在呃逆发作最高峰时，每日睡眠仅三、四小时，并伴有呕吐。在呃逆发作的第 10 日呕吐物及大便呈黑色，潜血试验阳性。 7 日后症状不断加重，呕吐物中存在新鲜血液。 X 线钡餐检查，发现食管贲门部痉挛并有浅层溃疡”。“患者自呃逆发生以后，即由中西名医师与苏联医学专家等多人悉心会诊与治疗”。“特别值得提出的在呃逆延续到第 19 日，延请中医参加治疗时，中医专家首先决定以‘补中气'为主，兼用清热解毒与解除呃逆的药物”。“后一个疗程 ( 第 29 日至第 47 日 ) 由中医单独治疗——服药、气功疗法及针灸。此后呃逆的发作次数逐渐减少，每次呃逆的延续时间也逐渐缩短，直至第 47 日呃逆完全停止”。

       这则病案刊登于《中华外科杂志》时，是在易子申 ( 江西省吉安专区人民医院 ) 写的《用中药治疗手术后顽固性呃逆一例报告》一文之后的“编者附志”中提到的。据文中交代，“编者中有几个同志在 1955 年间曾遇到一例手术后并发顽固性呃逆，特此附志如下”，可见这位编者必是当年参与林伯渠抢救组医生之一。文中所指患者，未提林伯渠姓名，显然是出于医案惯例并有所“不便”，可惜这位编者已无从查考。陆广莘教授于 1957 年读过这篇报道，至今印象犹深，并提示我去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查阅。次日果然查到了这篇文章。文中所提患者即林伯渠与所有的回忆完全吻合，次公先生于后期“单独治疗”也隐约可见。 ( 作者 : 诸国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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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上文结合在本草求真栏中——《人参在经方中的运用规律》一文，对人参的运用指征就会有个比较明晰的印象。

“人参的适应症是：津伤气耗诸症，多发生于汗、吐、下之后，常见的症状有呕吐、泻利、发热、口渴、出汗、心下痞鞕、烦躁、虚羸少气等；主治为：津伤气耗之证；功效为：益气生津。”

从体质辨证角度着眼，重点在于客观体征：心下痞硬、虚羸少气

行者

真庸医，如此医案尚有颜保存。予砂半理中汤三日必效。真与郑公有宵壤之别。
吾临床所治肿瘤后期厄逆者皆三日必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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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自幼性好岐黄之学。少年时，居于故乡，家母缘脘痛暴
甚而呕血盈盆，虽药饵屡进，终鲜效机。当此一筹莫展、进退
维谷之时，婶母邀近邻名医邹云翔先生至。是时云翔公尚未
赴宁任职，公问症切脉，泰然自若。诊毕而嘱曰：服人参粉血
必可摄。依法进服，一日知，三日止矣。嗣后略作调理，脘痛
即解，从此安然无事。余见先生医术之神，倍生敬慕。复睹亲
友邻里之中，患病者颇多，亟需医药救疗。余外祖母老年痴
呆，竟终其生而不治。为此盂城时萌怆恻之心，毅然而立学医
之志。及至业医有年，方识医道玄微，原非浅尝辄止者所可得
其蕴要。况城秉鲁钝之质，于轩岐要旨未窥堂奥，神圣工巧木
讷不精。滥竿其间，犹恐千虑一失而遗人天殃。因而勤求古
训，博采众方，推究剖析，舍短用长。略有会心处，辄笔诸于
纸，以备日后之参证。数十年问，且积笺盈尺矣。此犹未足，
思欲负笈名门，广求诸师心传。遂师事吴竺天先生，并蒙姜春
华教授谆谆教诲凡十有丑年。又经吴师引荐，侍诊杨永璇先
生，以习针灸。由是广受教益，理法方药靡所不及，心得经验
多蒙授受。惜盂城器小量窄，未及兼收并蓄。近年因友人之
敦促频频，自身之薄暮感怀，爰将笔记稍加整理，选取部分，厘
成一编，故有是册之作。

摘引自《三十年临证经验集》，作者：邹孟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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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煌：
        人参也是药，不是人人可以食用的食品。古代使用人参都是在疾病过程中体力极度虚脱，患者极度消瘦的情况下服用的。如当年明末辽关守将洪承畴被清军俘虏后，绝食数天，气息奄奄，后服用野生人参汤而未死。著名相声演员侯宝林先生患癌症，晚期每日服用人参，也活了较长时间。而现在则把人参当作是人人可以服用的补药，这是误区。其实，补药用于虚弱之人才有效果，否则，也有副反应。如国外曾有服用人参酊500毫升而致死亡的报道。国内也有1例成人内服40克人参煎剂和1例婴儿内服大量人参煎剂致死的报道。长期服用人参（1月 2年），可发生人参滥用综合征（10%），主要表现为血压升高、咽喉刺激感、欣快感、烦躁、体温升高、皮疹、出血、晨泻、水肿、少数病人表现为性情抑郁。

　　那么，哪些人不适宜服用人参呢？大约有以下几种人是不适合服用人参的。第一，满面红光之人；第二，大腹便便之人；三，全身浮肿之人；四、舌苔厚黄腻之人。五、无病健康之人。而现在许多人并没有疾病，也在每天服用人参、西洋参，就没有必要了。我经常说，如果将这些服用人参的钱捐给希望工程，那不知可以造多少小学？可以资助多少贫困失学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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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煌：
我在复诊时，常常询问患者汤药的口味如何。有些患者虽给服黄连黄芩等苦味剂，但并不感到苦，反而感到原本干腻的口腔有种清爽的感觉。这往往是对证的方。相反，虽给服用黄芪人参等补益药，但患者反而感到食欲下降，口中干苦，则大多不能进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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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煌：
张仲景用人参黄芪，各有指征，人参主治“心下痞硬”，黄芪则主治汗出而肿。所谓心下痞硬，为上腹部不适，而且按之硬，缺乏柔软感和弹性，这种腹证，多见于极度消瘦之人，其诱因或经疾病长期折磨，或呕吐剧烈而脱水，或绝食多日，或久泻，或大汗，或大量失血以后。而黄芪的汗出，或为自汗，或为盗汗，或为局限性出汗，或为动辙汗出；肿，为浮肿，或呈浮肿貌，即肌肉松柔者，所谓虚胖者，也属于此例。这类人即所谓的“尊荣人”，即养尊处优，缺乏运动而且体型肥胖的人。显然，就客观指征来看，人参用于瘦人而失水者，而黄芪用于胖人而有水者，两者的应用指征有明显的不同。所以，伤寒论及《金匮要略》中找不到人参黄芪合用的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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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再问：尊见以补虚解桂枝汤，仲景何以不用参芪等治表虚证？答曰：参芪当然可用于外感初起之虚证，读者试看当代方剂教材不仅用参芪，而且用附子、当归等。学完中医，见外感初起只知用麻桂或桑菊、连翘，是仍不真通中医也。仲景用桂枝治表虚，固然有历史原因。然桂枝之补虚，实较人参为稳妥。因其仍属调动人体运化之功能，非若人参之强补。盖人参之补，仍需必要之物质（即各种谷气）基础。其补益作用仅在一时，倘谷气不能随时得以补充，人参便无以奏其功。古人亦有认识到桂枝汤作用者。尤在泾说“后人不能尽桂枝之用，而求之人参、归、地之属，立意则同，而用药悬殊矣！”（《伤寒贯珠集•太阳正治法第一•合论桂枝麻黄各半汤桂枝二麻黄一汤桂枝二越婢一汤三方》上海科技出版社1979年版，第21页）至于用附子治伤寒初起则首创于仲景，即用麻黄附子细辛汤治太阳少阴合病。传变后致虚，仲景用参、术、归、地等补益药的方剂甚多，上一章均已解过。黄芪补益与人参不同，本书不解。

作者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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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读以上摘录之文，人参体质或是人参证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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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体质注意与桂枝体质的区别，如何区别，请有心人跟帖。

[ Last edited by 7224162 on 2005/10/21 at 22:13 ]